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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何以重视惠特曼在21世纪的地位与使命——读《重写惠特曼》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刘树森 参加讨论

    美国需要代表国家形象的文学家
    2005年是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1855)发表150周年,美国学术界颇为重视,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等纪念活动。其中包括3月份在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举办的一个大型国际研讨会,150余位代表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另有来自英国、德国、加拿大与中国的数位代表,一同纪念这位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美国作家。若干研讨会的主题内容实际上都涉及到惠特曼在21世纪的地位与使命。此后,陆续出版的一些研究专著与论文也都或多或少围绕上述主题,其中包括艾德·福萨姆与肯尼斯·普莱思(Ed Folsom & Kenneth M. Price)合著的《重写惠特曼》(Re-Scripting: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2005)。这部新作体现了目前美国学术界研究惠特曼的一些主流趋向和有代表性的观点。
    美国学术界缘何如此重视一位19世纪的诗人在21世纪的地位与使命?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了解惠特曼及其诗歌作品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所走过的历程及其精神文化遗产。
    在美国文学史上,以历史和现实为写作题材的诗人不尽其数,以未来或者乌托邦为题材的诗人极少,而以历史、现实与未来为题材的诗人更是凤毛麟角,其中彪炳史书的大概只有以一部《草叶集》闻名的惠特曼。从《草叶集》问世到惠特曼1892年辞世,这位诗人在美国文学界与社会阅读大众层面始终备受争议,毁誉参半。在美国内战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评论主要是负面的,乃至于否定性的。哈佛大学许多声名显赫的教授和评论家甚至以充满鄙夷与厌恶的语言对惠特曼进行抨击和咒骂。早在19世纪60年代惠特曼的诗歌已经传播到欧洲,20世纪初叶又被译介到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意义重大的影响。与欧洲和亚洲相比而言,美国文学界与社会大众对惠特曼的认识则显得保守和迟缓得多,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惠特曼。美国大学与学术界普遍将这位诗人及其《草叶集》作为教学与研究的对象,则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情。时至20世纪下半叶,惠特曼在美国文学界与学术界、乃至于世界文学界的地位犹如旭日东升,持续攀高。在90年代初期风靡一时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中,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高屋建瓴地梳理了数千年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三十几位最伟大的经典作家,其中美国最重要的文学家仅收入了惠特曼和艾米丽·迪金森(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两位19世纪的美国诗人,将他们与但丁、莎士比亚等世界文坛巨擘并驾齐驱,这标志着惠特曼的地位已经攀升到难以复加的高度。
    作为美国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权威之一,哈罗德·布卢姆对惠特曼的定位与研究显然具有历史性的高度与深远的意义,但也不无争议。有许多学者认为,以《白鲸》名垂青史的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更具有代表美国文学家进入世界文坛先贤的资格。尽管如此,布卢姆的选择还是代表了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认知标准,抑或说是获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其更深层面的意义而言,布卢姆之所以选择惠特曼,在于他的艺术遗产符合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符合美国希望在21世纪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所获得的地位与影响。
    美国需要拥有一个代表国家形象的杰出文学家,正如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文坛泰斗爱默生所呼唤的那样:美国需要与自己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相匹配的文豪与文学作品。《重写惠特曼》一书就在哈罗德·布卢姆确定的这一宏观框架下,通过追溯惠特曼作为美国民族诗人成长的历程,阐释其思想与艺术遗产在当代语境中的意义,即论证惠特曼在21世纪的地位及其历史性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书两位作者共同创建了一个容量庞大的电子资源库,即名为“惠特曼文献库”(www.whitmanarchive.org)的网站,该文献库收入惠特曼一生中发表的全部作品与一个半世纪以来研究这位诗人的重要文献,是世界上最早为美国文学家设立的原始资料与研究著述的电子档案馆,因此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学科研究基金的资助,耗资数十万美元。世界各地的学者与一般读者都可以免费登陆并使用“惠特曼文献库”中的文字与图片资料。例如,用英文键入“中国” 或者“长城”,瞬间就能够得到搜索结果,显示出在惠特曼的全部著作中使用这两个词汇的次数及其具体的文本位置,提示惠特曼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联。
    对惠特曼的三个价值判断
    《重写惠特曼》一书立足于对惠特曼若干基本的价值判断。其中之一是惠特曼在美国国内外影响巨大深远,任何作家都无法与其相媲美,而且其诗歌艺术的价值和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还会持续不断地显现出来。就惠特曼在美国国内的影响来说,艾德·福萨姆与肯尼斯·普莱思认为,至少从20世纪初以来,大凡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无法忽视惠特曼,即便是不欣赏他,甚至厌恶他,也无法逾越他,必须与其思想和艺术进行对话。在其国际影响方面,惠特曼也是作品被翻译最多的美国作家之一。单是他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影响,就已经使得其他美国作家只能望其项背,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基于上述判断,晚近美国的惠特曼研究所呈现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以全球化的意识拓宽研究视野,增加研究的参照对象,更新研究方法。总而言之,是努力将这位诗人放置在全球文化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研究、比较与鉴赏,明显丰富了惠特曼研究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对他的思想及其诗歌艺术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惠特曼研究,在涉及他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主要侧重他在美国文化语境之外被接受的程度与范围,而目前的研究观念则大不相同,转而侧重考察惠特曼的诗歌艺术是如何影响美国本土之外的读者。也就是说,目前更为关心惠特曼如何将美国文化的强势影响辐射到其他国家和民族。《重写惠特曼》在强调惠特曼的国际影响时,不再是着眼惠特曼在世界各地的接受情况,而是关注他在异域对本土读者与文化的影响。另外一个研究特征,是在世界文学发展的框架下重新审视惠特曼的价值与意义,不是像先前那样仅仅在美国单一国别文学史的框架中认识他。在2005年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举办的惠特曼研讨会上,哈佛大学英语系劳伦斯·比尔教授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如果比较研究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惠特曼等人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就会发现《草叶集》不仅毫不逊色于他人,而且它的价值和意义要远远超过许多大文豪的第一部作品。这一观点得到了在场的全体美国代表的高度认同,在他发言结束之后,全场长时间报以热烈的掌声。美国学者似乎在不谋而合,努力塑造惠特曼作为美国文学家杰出代表的形象,体现出维护与构建民族文化的强烈意识。
    该书的第二个基本价值判断,是惠特曼的诗歌内容包罗万象,主题丰富,《草叶集》经过三十余年的不断增删,内容结构持续扩展,以深邃和充满激情的笔触叙写了美国的历史、现实以及对未来的构想。更为重要的是,惠特曼以超前的全球化意识歌颂了世界各国与民族所共享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及对生活与世界的基本态度,包括强调民族性、民主、个人的尊严、个性、性别平等、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的平等、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爱国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信仰,以及崇尚真实、善良与自然,追求创新与探索,具有生态意识并憧憬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因此在许多国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书的作者还预期,随着对惠特曼的认识不断加深,还会在他的思想与艺术中发现更多新的概念和价值。需要指出的是,《重写惠特曼》一书没有讨论惠特曼思想与艺术中一些自相矛盾、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备受争议的东西,例如同性恋、霸权主义,尤其是美国应当成为世界主宰的霸权思想,以及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性。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性的地位仅次于民主,因为他坚信并宣扬在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状态中,性既是个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该书的第三个基本价值判断是将《草叶集》定义为一部史诗,而且是美国迄今所创作的最伟大的史诗,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别具一格的个人英雄形象。《重写惠特曼》借助大量史料进一步论证《草叶集》作为史诗的演变过程,以及它蕴藏的价值与意义。关于诗中惠特曼的形象,该书的作者援引并进一步证明了著名的阿根廷小说家若热·路易斯·博格斯的观点,认为《草叶集》刻画的惠特曼的形象具有三重性格:一是作为19世纪美国诗人的惠特曼,二是诗集文本所投射出来的惠特曼的化身——一个因为心中怀有理想、希望和喜悦而被夸张放大的人物形象,三是惠特曼在其诗歌文本中塑造了一个能够穿越古今时空的人物形象——读者。具有三重性格的惠特曼通过与自己所塑造的“读者”对话,进入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空间,使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成为永恒的延续。若热·路易斯·博格斯的解读表明惠特曼正不断融入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而且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读者持续产生互动,发挥影响。
    还原诗人成长的真实经历
    《重写惠特曼》还研究了惠特曼在创作《草叶集》之前的经历,努力破解长期以来有关他成为诗人的种种神话。惠特曼只受过几年正规的小学教育,因此许多人对他创作《草叶集》充满各种揣测,乃至于置疑。有人甚至认为他平庸无才,只是以所谓反传统的诗句为传声筒复述爱默生等人的思想观点。根据《重写惠特曼》一书提供的资料,惠特曼早在12岁便开始发表作品,包括诗歌与小品文,而以往的说法是他17岁开始写作。他13岁开始在印刷厂当学徒,熟悉了打字、排版、印刷等全部工作程序;20岁以后曾经在几家报纸当记者,远比他的同龄人更为广泛而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了社会。十几年间,他还始终创作传统形式和题材的短篇小说与诗歌,其中道德说教题材的短篇小说《弗兰克·伊文思》曾销售了两万册,在当时算是难得的成绩。显然,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并非一蹴而就,并非存在悬念。惠特曼尚未发表的笔记本表明,他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便立志以荷马为楷模,要成为美国的民族诗人。于是,他开始筹划创作《草叶集》,设计了诗歌的主题结构,并不断尝试各种新的诗歌形式。应当说,《重写惠特曼》还原了一个美国诗人真实的成长历程,消解了那些明显具有负面作用的神话和虚构的故事。与其它世界名著相比,《草叶集》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它并非一次生成的文本。《草叶集》先后出版的六个版本,正是惠特曼诗歌创作历程的写真。根据考证,《草叶集》第一版的排版工作基本上是由惠特曼自己一人承担,总共印刷了800本,其中795本由他自己装订成册,装订的时间持续了一年多。因为经济拮据,他只能依靠不断挣得的收入购买装订材料,陆续装订诗集。惠特曼创作之初的艰难以及他的信念与执著的毅力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细腻而敏锐的笔触解读《草叶集》文本,提出独特的见解,也是《重写惠特曼》的一个特点。《睡眠者》是《草叶集》中的名篇之一,核心内容是有关梦的部分。除了一些零散的梦,诗中主要描写了三个完整的梦,从美国建国之前华盛顿将军指挥军队作战,惠特曼的母亲照看一位过路的贫穷妇人,到一个无名的黑奴诅咒欺凌他的白人主人,渴望能够拥有与白人一样的自由生活。以往对于该诗的评论大多侧重分析诗人在面对社会矛盾时的复杂心理以及使用“列举法”描写整个社会风貌的叙事技巧。《重写惠特曼》从分析这首诗歌的标题入手,认为标题从1855年最初出版时的“草叶集”到后来的《夜诗》《睡眠寻踪》一直到最后确定为《睡眠者》,表明诗人在着意追求两件事情。一是赋予该诗的叙事者“我”以最大的自由,使其能够在睡眠的状态中跨越在非睡眠的清醒状况下无法回避和逾越的界限与差别,如阶级、种族、性别、党派以及家庭等等。因此,“我”在这首诗中比《草叶集》的任何诗歌都拥有更充分的叙事广度和深度,能够随心所欲地叙述,思考,抒情。二是阐释了惠特曼所理解的“睡眠”的意义。就本质而言,在惠特曼的心目中,“睡眠”是实现民主理想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因为在现实中只有在“睡眠”的状态下,人类才真正拥有绝对的自由与平等,身心才能够得到绝对的解放。“睡眠”中的“现实”与社会现实形成强烈反差,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惠特曼所憧憬的民主社会的理想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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