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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天，复旦大学中文系、法国谢阁兰研究协会、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一次国际比较文学盛会：“中法两国在文学中的相遇——踏着谢阁兰的足迹”。北京大学的秦海鹰和复旦大学的黄蓓，两位女学者都曾在法国获取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们的博士论文选题均关涉到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 也正是这两位中国女学者在法国学界研究的成功，促使了中法两国学者在此相遇，开启了他们关于谢阁兰及中法双边历史上文化与学术碰撞的对话。 近一百年前，谢阁兰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这样陈述自己：“我生来就是为了四处漂流，去看并感受世界上所有可看与感受的事物，我继续我的收藏系列，无疑从远东开始。”在谢阁兰的视界里，“远东”，他心目中的那个文化历险的目的地，即是遥远的异域——中国。 在法国学者看来，中国在谢阁兰的眼中是一个神话，而在法国人的眼中谢阁兰又是发现中国的一个神话人物。在此次研讨会的开幕式上，法国大使专程从北京赶往上海复旦大学，他在致辞中为谢阁兰的身份进行了官方的文化定位：“我们要向20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文学家谢阁兰表示致意。他是人类学家、医生、诗人、考古学家，他博学多闻，对于我们文学界人士和许多探险者的轨迹和命运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他发现了别人，发现了他者。”不过，之后法国大使这样说道：“也许谢阁兰在中国还并不广为人知。”的确在中国，谢阁兰是被封存在历史文献中，仅为极少数学者偶然提及且阅读的一位沉默者。 幸运的是，此次中法学者在复旦大学的相遇激活了封存在文学与历史记忆中的谢阁兰，从黄蓓提交的文章《法国作家谢阁兰笔下的夏桀形象之重塑》中，我们获取了谢阁兰的基本信息。 早在24岁，谢阁兰以随船医生的身份远足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塔西提岛，当时的法国是殖民地宗主国，但是谢阁兰作为一位国际主义文化探险家，他在骨子里并不是一位让后来第三世界学人所痛恨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及文化殖民主义者，塔西提岛的文化探险让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对该岛土著文化的侵蚀与破坏怀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感，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难能的自我反省及忏悔的心态中，他创作了小说《远古人》(Les Immémoriaux)，并一举轰动法国文坛。不过，对谢阁兰来说，中国也许才是他文化跋涉真正的开始。 谢阁兰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强化了一年汉语，然后他以海军见习译员的身份来到中国。1909年6月到1910年1月，他与好友瓦赞(Gilbertde Voisins)结伴，从北京起步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文化探险。他们骑马历经五台山、西安、兰州，成都、峨眉山与重庆，随后沿长江顺流而下抵达上海。此次文化探险使谢阁兰初步了解了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1914年2月到6月，在沙畹(Eduard Chavannes)等法国汉学家的协助下，谢阁兰与瓦赞再度从北京出发，开始了第二次文化探险。他们西向陕西南下四川，最后到达了西藏的边界。在此次文化探险中，谢阁兰不仅对秦汉墓葬雕刻艺术进行了考古，而且发现了陕西茂陵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的石雕。1917年3月到5月，谢阁兰再度以法国在华征工军事团随团医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在此次短暂的停留中，他又考察了南京附近的古陵墓。 谢阁兰在中国的经历使他留下了《中国——伟大的雕塑艺术》（Chine. La Grandestatuaire，1972）这部考古著作，但谢阁兰更为重要的成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他生前就有两部以中国为创作题材的散文诗集出版，即：1912年在北京附近的北堂出版的《碑》(Stèles)和1916年在巴黎的科雷思出版社(Grès)出版的《画》(Peintures)。谢阁兰辞世后，他有关于中国的作品被陆续整理出版，其中有小说《勒内·莱斯》(RenéLeys，1922)，诗集《颂歌》(Odes，1926)，散文集《出征》(譩quipée，1929)，《西藏》(Thibet，1963)，短篇小说集《想象》（Imaginaires，1963），剧本《为大地而战》（Le Combatpourlesol,1974），小说《天子》（Le Filsdu Ciel,1975），美学文集《异国情调论：一种多元美学》（“L’Essaisurl’exotisme.Uneesthétiquedudibers”，1978）。但遗憾的是，目前已译成中文的谢阁兰作品也仅有两部：小说《勒内·莱斯》(梅斌译，三联书店，1991)和诗集《碑》(车槿山、秦海鹰译，三联书店，1993)。 多少年前，谢阁兰以文学记忆了他对中国的发现，文学研究又记忆了谢阁兰对中国的发现。现在，中法学者踏着谢阁兰的足迹相遇于文学的记忆中，当他们再度发现谢阁兰时，却激活了中法学者之间的更为丰富的互文性文化交流与互文性文学想象。 在研讨会上，在《中国：写真——风景》的发言中，法国作家Gérarad Macé给中国学者讲述了一个文字与性别、声音与嗅觉在审美通感中极富联想性的文化现象：“中国”——“Chinois”在法语中是一个阴性词，是一个非常漂亮、美妙且迷人的具有性别暗示的词语；这个字既简短又非常的长，它的音节非常少，但这个词语的呢音节非常长；从音乐的角度来倾听，这个字的发音充满了女性的温柔感，极容易让人们从“Chinois”这个柔软的声音中想象到夜色的美丽及女性的阴柔之美。Gérarad Macé指出：在法国，“Chinois”以相当高的频度出现在法国的诗歌和民间歌曲的沉吟中，在马拉美的诗歌里就出现了把“中国之夜”隐喻为“美妙的温柔之夜”的诗性表述，“Chinois”在诗的语言中使法国人从这一声音的流淌中充满想象地嗅到了女性般的中国香味及中国气息。Gérarad Macé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名，有的是阴性的，有的是阳性的，我们是理性主义者，因此我们任意地把有些国家划分成阴性和阳性。如果‘中国’这个词是阳性名词的话，我们对中国的想象就与此不同了，也许我们的幻想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我不知道把“中国”翻译为“Chinois”，这是一种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译入法语之后的“中国”——“Chinois”，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法国人对异域中国的不无暧昧的想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接受了以赛义德为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因此中国学者可能会敏感地对法国人把中国视为女性身份充满着警惕。其实就此次会议上法国学者对中国及其文化的想象所呈现出来的姿态来看，并没有流露出曾经是西方强式文明宗主国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色彩，倒是法国人在对话中经常摆出一种谦卑姿态，似乎想藉此来表达双方对话的平等。而更为有趣的是，他们甚至把自己贬损为发现中国文明的西方“蛮人”。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Christine Cornet在他的发言中说道：“……1914年谢阁兰发现了中国最大的一个石雕（马踏匈奴），——我们这些西方的蛮人发现了中国的文明……”看来，沿着谢阁兰的足迹，我们从历史走到今天，有太多的文化风景可堪玩味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