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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一部小说定名为《美国的悲剧》，这确实是西奥多·德莱塞的过人之处：胆识过人，设疑更是过人。读者不禁要问：“美国的悲剧”是什么？其根源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不少读者作过尝试。 有人认为，“克莱特是拜金主义下的悲剧人物，作品向我们描写的既是克莱特的个人悲剧，更是美国的悲剧”，“杀害罗蓓达的凶犯是克莱特，而美国的社会是陶铸这种凶犯的罪恶的社会”。[1] 有人认为，“（小说）是通过主人公一生故事阐明当时的美国社会制度毒害了一代新人，这不单单是这代人的悲剧也是美国社会的悲剧”，“善良的天性在被一天天地吞噬着。这不仅是美国青年的悲剧，也是腐朽的美国社会制度本身的悲剧”。[2] 也有人认为，“克莱德是无罪的，最应该对此负责的应该是美国的社会制度，以及追求极大的物质占有和物质享受的意识形态”。[3] 我们对2000－2007年的电子期刊杂志作过简单的统计，对于这部小说的论述，大概有八成以上的人认为，克莱德个人的悲剧是社会悲剧造成的，而社会悲剧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悲剧。所有的罪恶，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就有的“罪恶”，这是一种制度的罪恶。说到底，“美国的悲剧”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质的悲剧，它自身的“道德风尚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是造成悲剧的原因，这种悲剧是必然的，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存在，这种悲剧就存在。 我们暂且称持此种观点者为“社会制度悲剧论者”。“社会制度悲剧论者”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看到“美国的悲剧”，就想到这是“美国社会的悲剧”，而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最终会推论到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部小说有反映民主制度的虚伪和政府机构的腐朽；有反映富人穷奢极欲和穷人的度日如年；有反映两性的男娼女盗和婚恋的金钱至上。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克莱德由一个家庭宗教氛围浓厚的“唱诗孩童”褪变成为一个社会欲念泛滥的“杀人凶手”，这是极其符合社会逻辑的。 但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仅仅符合社会逻辑是不够的，它还必须符合作品本身的逻辑，必须尊重文本和创作主体的基本意向。虽然我们强调读者是一个创造性的阅读主体，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是一种“阐释性的接受”，可以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但是这也得有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尊重文本！即使是接受美学家伊瑟尔，他也认为读者要“以文本‘常数’为基础，在阅读过程中实现无穷可能性的‘变数’”[4]。这里的“常数”就是指文本的“基本内容”或创作主体的“基本意向”；“变数”就是指阅读主体（读者）赋予作品的意义。“变数”的实现要以“常数”为基础，读者的理解要以文本为依据。 那么如何判定一部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呢？我们先看曹魏时代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所说的：“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出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这里的意、象、言已由卜筮领域转换到哲学范畴，并与文艺创作中的艺术构思、审美接受流程暗合。从创作流程看，即意→象→言；从接受流程看，即言→象→意。[5]如果把这些概念运用于更为广义的文学范畴，而不仅仅是诗歌，那么这里的“言”就是文学语言，“象”就是文学形象，“意”就是文学旨意。文字塑造了形象，形象包含着情感，情感之中蕴藏着思想。此为文学通则。[6] 所以说，要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即情与志，首先得从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入手。对于《美国的悲剧》的理解，也不能仅仅从时代背景或和社会现实来理解，虽然这也很重要；我们必须得考虑，文学语言中流露出作者怎样的情感，文学形象中寄寓着作者怎样的思想。 二 所谓信仰，就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7] 那么，克莱德有他自己所相信和尊敬的人吗？有他自己信奉的主张和主义吗？有他自己信仰的宗教吗？他“行动的榜样和指南”又是什么呢？ 克莱德出生于一个传经布道的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大街上唱着“赞美诗”而度过的，此时从他身边经过的人流不断，但在别人鄙夷的目光中，克莱德不会有什么朋友，所以童年时期的克莱德只有与家人一起度过。他的父亲阿萨是一个被人嘲笑的对象，被人称为“‘赞美上帝’的老东西”，完全不受人尊重。对于自己的父亲，克莱德也非常失望，内心常常想着自己“竟然会有这样一位父亲！”这大概是儿子是对父亲的最低评价了，甚至绝望了。他的母亲格里菲思太太在出嫁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农村女孩子”，嫁给阿萨后，对宗教有着执着的热情，“但是在对待任何事情上也都同样缺乏一种更正确的、更为切实可行的见解”，[8]也是糊涂虫一个。而且到布道馆来的人，也都是一些“形体奇特、神色不安、精神上也不大正常的家伙”，是一些“贫困潦倒的苦力、无业闲荡的游民、醉鬼和流浪汉”。[9]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孩子，很难会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去面对现实。 在克莱德的生活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人。三个女子：克莱德与霍丹丝的交往，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生理上的满足；与罗波塔的交往，主要是为了填补在莱克格斯的孤独与空虚；与桑德拉的交往，主要是为了获得金钱与地位。两个群体：一群是格林·戴维森大饭店的能够同流合污的下层朋友；一群是莱克格斯的能够志趣相投的上流子弟。一个家族：格里菲思家族，克莱德叔叔塞穆尔·格里菲思一家人对他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恶意相向。 这些都是克莱德入狱之前所交往的人。克莱德与他们没有心灵的交流，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重要他人”的出现，他没有精神的依赖者与崇拜者。总之，克莱德没有他自己所相信和尊敬的人！ 克莱德虽然是一个“杀人凶手”，但克莱德却是一个精神上的懦弱者，他所做的事情几乎不受他自己的意志控制。他对自己的未来从没设计，他的人生是走一步算一步，随着社会的大流，滑到哪里算哪里。“社会弥漫着享乐主义风尚，有钱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散发着强大的诱惑力”，“克莱德在这社会环境中追求享乐、追求成功、追求社会经济地位、实现做上等人的愿望”，这种欲望“将克莱德一步一步地卷入生活旋涡之中，无法自持，最终酿成悲剧”。[10] 可见，克莱德不是那种意志强悍的人，他做事情没有自己的主张，更不会有什么“主义”。他身边的人要做什么事情，克莱德总是跟随着他们，在格林·戴维森大饭店如此，在莱克格斯亦是如此。克莱德和他们一起下酒巴，一起逛窖子，一起去熊湖，这些都不是克莱德主张。在他人看来，“克莱德却显得比较懦弱，办事犹疑，畏畏缩缩。……他的性格之所以懦弱大概是跟他父母的无能有关”。[11]也正因为他父母的无能，让克莱德从小就觉得自己是被取笑的对象，抬不起头来。而且也没有获得应有的为人处事的礼仪，没有获得生活所需要的文化教育和技能教育。 克莱德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目标。一个失去生活目标的人，当他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诱惑时，必定是失去了方向，或者说他总是把他人的方向作为自己的方向。看到他人崇尚享乐时，他也追求享乐；看到他人尊崇地位时，他也追求地位；看到他人崇拜金钱，他也追求金钱。“他的父母那贫瘠的道德观念，不能给予他足够的力量，去抵御环境的诱惑，也不能教给他什么规则，去克服这种环境的诱惑”，[12]这是陈旧信仰的无力与悲剧。 如果说克莱德有一个“主义”的话，那一定就是“拜金主义”。 但是，克莱德的“拜金主义”绝不是像“社会制度悲剧论者”所谓的“克莱特本身又是一个受害者，是这个罪恶的社会及其制度的腐朽毁掉了他”，[13]“这种罪恶的社会不仅在泯灭着人的纯洁善良的天性，也在毁灭着人的智慧和才华，使许许多多的美国青年，在金钱的诱惑下，走向堕落、犯罪和毁灭”。[14] 克莱德的“拜金主义”与他的童年生活不能说没有关系，而且有着绝对的关系。他的童年处于宗教的压抑之下，他的精神没有任何的自由。他的父母以这种宗教活动作为一家人的营生手段，生活过得非常贫困，“从来没穿过什么像样子的衣服，也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令人欣慰而快乐的事情，而这在一般人看来不过是些最普通的事情罢了”。[15]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克莱德都是贫穷的。“尽管生活的窘迫一向急需上帝的恩惠，可上帝却从未给他们指出过一条明路来”，[16]这让克莱德变得痛苦不堪，对自己的处境十分反感，他觉得“他的一生可不应该就这么度过”。[17]可应该如何度过呢？克莱德没有方向，他只是感觉到了这样的生活有些“不大对劲儿”，“模模糊糊地搞不清楚”。他只是否定了当前的生活，但却不知道如何去追求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指引，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可惜的是，他的父亲“总是表现得糊里糊涂，毫无主见，很少会做出什么深刻而明智的见解”。[18]他的母亲“在对待任何事情上也都同样缺乏一种更正确的、更为切实可行的见解”，“如果她能像其它贤妻良母一样在家全心全意培养她的孩子，那以上的事情可能发生吗？”[19]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外界的认识相当盲目，只要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就会去追求。所以克莱德走上“拜金主义”道路与他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一定要认为克莱德有着“纯洁善良的天性”，有着“智慧和才华”，那也只是“性善论”的一种假设而已，只是一厢情愿。当然也不能认为克莱德“人性本恶”，虽然“他的性格中蕴含着一种不同于宗教热情的世俗之气”，[20]在克莱德看来，世俗之气才是可感的，才是现实的，不像宗教那样的虚无与沉闷。由于对自己家庭宗教氛围的反感，克莱德渴望一种正常的现实生活，“他的内心深处渴望着能够像其他人那样生活”，因为他“他感到自己已经被拖出了正常生活的轨道”。[21]这里的“其他人”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性变异的人；“正常生活的轨道”也不能理解成美国社会制度下的生活方式。 变异的、脱离现实的家庭宗教氛围令克莱德反感，他要去获得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正常的生活。然而在这样的家庭里，他无法得到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又没有人给他正确的引导。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让克莱德走上了“拜金主义”的道路。 三 克莱德不是天生的“杀人犯”，他走上“拜金主义”的道路，最终成了“杀人凶手”，这样的生活道路完全不是克莱德所能安排的。主要还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极大的关系。个人私欲的膨胀，享乐风气的盛行，贫富差距的拉大，都是滋养犯罪行为的温床。但是，我们还是不能简单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犯下的罪孽。毕竟，小说不是历史，文学不是社会学。不要简单地用历史的眼光看小说的背景，用社会学的观点来阐述文学的内涵。 克莱德生活的社会是一个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制度还有很多还没有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矛盾，使得这个社会制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慢慢走向死亡，它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当然也能够看清它的罪恶性以及罪恶的根源，所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一定会流露出他的批判态度，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但如果就此认为《美国的悲剧》是一部批判美国社会的小说，“真正的杀人凶手不是我，是这个毒害我们的社会！德莱赛正是基于这样的强烈感受才下决心把这个悲剧写成小说的”。[22]那就太过于绝对，而且不太尊重文本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了。 德莱塞曾经说过：“（美国）对我来说，就像俄国对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法国之于福楼拜和莫泊桑那样令人满意，令人鼓舞，这我敢肯定。”[23]作为一个与海明威、福克纳齐名的美国现代小说的三巨头之一，德莱塞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良心，他对自己国家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国家的“爱”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从七十八万多字的小说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语言的“沉重”，而不是激烈的批判。 为什么德莱塞用语如此“沉重”？因为他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192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酝酿。美国虽然是一个战胜国，但它的繁荣和文明也只是假象而已。穷人们的生计举步维艰（如罗波塔一家），富人们的生活穷奢极侈（如塞穆尔·格里菲思一家）；年轻的一代不是寻欢作乐（如格林·戴维森大饭店的一群年轻人），就是纸醉金迷（如莱克格斯的一群年轻人）；有些人固守着陈旧的宗教信仰（如克莱德一家），有些人却找不到人生信仰（如看克莱德一家传道的人们）。 有信仰的人没有现实，有现实的人没有信仰，“美国的悲剧”就呈现于德莱塞的眼前。原有的宗教信仰已经在现实社会中失落，那种陈旧的、过时的、虚无的宗教信仰已不被人们所接受；然而新的信仰又没有树立起来，现实的生活世界没有让人们所共同承认和依赖的信仰。我们称之为“信仰的失落”，这是造成“美国的悲剧”的根源。 克莱德一家人虽然坚持“传经布道”，但这种布道活动的背后却似乎缺乏真正的宗教虔诚。父亲阿萨虽然在讲经，但“对于是否会有人来听倒显得满不在乎”，[24]他讲经布首的最终目的是“可以从那些感兴趣的商人那里募到些钱”，[25]所以每次演讲之后，“父亲格里非斯则忙着收取那些围观的人们所捐献出来的东西”。[26]实际上这种宗教活动在父亲阿萨看来就是一种糊口的途径，虽然看起来是在宣讲神的旨意，希望人们的心灵得到平静。事实上他“似乎已经把宗教当作生意经了”。[27]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怎么能叫别人相信呢？所以每次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不自信”的“赞美诗”：“只要使上帝的仁慈、基督的博爱与上帝对有罪之人的旨意得到体现，那么，人们就会从罪恶的本性的沉重的负担下与无穷无尽的忧虑中得到解脱，实现真正的幸福与快乐。”这是多大的讽刺啊！宗教信仰在宣讲宗教信仰的人心中已经失落了。 母亲格里菲思太太“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她坚强而镇定自若地站立在那儿，即便她是由于盲目或者是走错了路而无法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但她却总能想方设法地活下来。她显然不同于其他的人，虽然无知，却营造起一片令人肃然起敬的自信”，[28]虽然这个母亲坚信不移地相信上帝能带给人福音，而且她一直也在努力地做这样的事，在旁人看来也确实如此，但是作者德莱塞似乎更了解这位母亲，用了三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盲目、走错了路、无知。作者的这种评价并无过分之处，格里菲思太太对宗教信仰看似有着不可否认的虔诚，但她的灵魂却不够仁慈与圣洁。她原谅了女儿艾丝德的私奔并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她原谅了克莱德在“碾死女孩”的事件中所犯的错误，并隐瞒了他的行踪；当克莱德杀害罗波塔而入狱后，这位“充满当初夏娃的智慧的母亲和女人，她知道，罗波塔当时也一定是允许了的――而且她的诱惑也助长了他儿子意志的动摇和道德的沦丧。一个坚毅而善良的姑娘是不会允许的――不会的”，[29]在麦克米伦牧师交谈时“一直坚持说罗波塔并非无罪。她和她的儿子一同犯下罪，不是吗？她怎样彻底地被饶恕？”[30]并在州长面前还坚持说“若不是某小姐，罗波塔在这件事件中不会完全无罪”。[31]对于儿子的关切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她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罗波塔时，这种母爱就显得相当狭隘了。她还用圣经上的话“这个女人引诱了我”，作为自己的怀疑的心理依据，这样就有点可鄙了。这与宗教的仁慈之心、圣洁之念背道而驰。宗教信仰也在这个自以为有着坚定和虔诚的宗教信仰的牧师太太心中失落了。 克莱德的兄弟姐妹们本来就无心于这种宗教信仰，除了姐姐艾丝德，“他们三个人排成一列，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不过看起来显得无精打采，有气无力”，[32]这说明他们对于这种宗教活动不仅不愿意，而且从心底里反感。这些孩子们站在大街上受人指指点点，被人看不起，他们为了获得尊严，三天两头和别人“打起仗来”，这些原本生机勃勃的少男少女们都会被这种气氛搞得意志消沉，精神沮丧。更何况他们不希望和父母一样，整天为了虚无的精神世界或虚无的宗教世界而在大街上受尽冷落。所以作者让那个看起来最不可能离家出走的姐姐艾丝德去私奔了。这是作者借着艾丝德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对这种宗教信仰的态度。这也为后来的克莱德一步步走向堕落，走向犯罪作了铺垫。同时也可以隐约地看出，作者对于克莱德的堕落与犯罪也有表示理解的一面。 一家人中年纪较大的两个孩子艾丝德和克莱德都违背了宗教信仰。在作者看来，不是因为社会的诱惑之大，而主要是因为这种宗教信仰没有生命力。作者对于这两位家长的行为一直是否定加讽刺的，这个家庭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反常”的，孩子们没有受到良好的实用性和专业性的教育。所以克莱德在心理和技能上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这种畸形的家庭气氛，让克莱德一进入社会就迷失了方向，更没有人给他指引。虽然父母十分肯定上帝会给以指引，但那也只是虚像而已。 所以，当克莱德面对死亡时，即使他常常做着恶梦，即使他也害怕死亡，“一堆蛇在他面前，自己刚扭过去又看见高耸着犄角的犀牛冲了过来――横倒在地，在他跟前的是那让人心惊肉跳的电椅，那张电椅！” [33]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不相信有什么神的力量，让他获得心灵的安慰。“他骨子里仍然那样蔑视宗教和它的后果――记忆中留下的是他父母无休止无结果的祈祷和传道。……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这样，不愿像他们一样”，[34]克莱德至死也不会相信神的存在，在他的眼里，宗教及其后果就是“无休止无结果的祈祷和传道”，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即使犯了罪也不向上帝祈祷，这倒不是因为克莱德的骨气有多硬，而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因为他的心里没有精神信仰的存在。在一个全心全意皈依上帝的人的眼里，死亡和生命都不算什么，但在克莱德的眼里，生命就是“现在”，“现在”就是一切，死亡就意味着一切的结束。在临死之前，克莱德虽然写下了表示忏悔的“书面声说”，甚至为了他妈妈的内心安宁，他也说自己是“心无怨言地死去的”，并且说“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但在说完这些话之后，他自己又暗自补充了一句：“他赐予了吗？”这一反问，是对上帝毫无疑问的怀疑，是对精神信仰的否定。这种宗教信仰在孩子们的身上，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又失落了。 还有一些人在利用宗教信仰，如贝尔纳库之类的人，指使克莱德“无论你信仰，还是不信仰，这里总是在星期日照常做礼拜的，我劝你最好也要经常去做做……，看守所里的这些人差不多都信教，我希望你也参加，以便给人家留一个好印象”。[35]这种人心里是没有宗教信仰，但他可以利用宗教信仰，以获得别人的好感。而且，杰夫桑他们原本对克莱德母亲的宗教信仰“不屑一顾”，但一想到可以利用这种宗教的狂热为克莱德筹集资金帮助他打赢官司时，就高兴得不可抑制，“并且流露出了令教徒惊诧的神色”。[36]在他们眼里，宗教是可以利用的，可以用来为自己的现实功利服务。 还有一些人在打压宗教信仰，利用自己的“正规性和有组织性”，否定其他形式的传教方式，“一个传道的――地下说教的――竟然无视有组织的、历史悠久、神权极其完备的体制所规定的一切教义和形式，竟然心血来潮，擅自举办了未经任何神职机构同意，来路不明的布道会”，[37]并认定“基督的仁慈，是不会给那些不承认基督牧师权利的人的”。[38]其实，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有组织的和没组织的，这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好和坏”的直接评判标准。但放在“布道”上，向人们传布心地向善，对人仁慈，这是一种“好事”，难道“做好事”也要正规，也要有组织吗？正规地、有组织地去行善，去做好事，也许不是由心而发的，而是出于某种利益，获得某种好评，甚至是谋取政治上的资本。这些神学院或有组织的教会，应该关注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而《美国的悲剧》中，这些组织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正规性”、“有组织性”。所以他们表现出了冷漠，不让克莱德母亲进教堂宣讲，即使让她进入也收“入场费”。认为“她以那个样子进行说教，本身就亵渎了神圣、纯洁的宗教”，其理由是她“不会是哪一个教派或经过学习的神学派别中的一员”。这是一种“正规的”宗教组织对“非正规的”宗教组织的打压。他们根本没有仁慈之心，即使在这些所谓正统的宗教组织中，真正的宗教信仰也失落了。 总之，无论是信仰宗教，还是不信仰宗教，他们的“信仰”就在信与信中“失落”了！ 四 信仰的失落，精神的迷惘，人们把目光转向了现实世界，希望从现实中能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现实欲望的诱惑呢？还是精神信仰的失落？其实二者兼而有之。但首先是由于这种宗教信仰在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中间失去了吸引力与生命力。 宗教是一种精神追求，但如果这种精神追求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恐怕是没有多大生命力的。克莱德一家人上街传道时，“这一行六人却对此熟视无睹，尽管身旁车水马龙，争闹纷扰，他们却只自顾自地穿行于其间”。[39]他们对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对于现实的生活表现得是如此的不在意，不感兴趣，他们本身就与社会脱离了。“他们竟妄图用群声合唱的魅力来同这个充满猜忌和冷漠的世界相对抗！”[40]在这里，作者有意说明这个世界的猜忌与冷漠，但也在讽刺了这一家人对于社会的不理解，甚至不想理解，还想用过时的宗教来拯救这个社会，这一点从“竟妄图”这三个字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以至于后来克莱德产生了对现实的、世俗生活的向往，这些作为母亲的格里菲思太太却是无法理解的。“她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他是如何地渴求舒适、奢华、美和爱情……，这些东西她都无法理解”，[41]克莱德自己知道，她的母亲和麦克米伦“并不了解他”；其实克莱德也不了解他们。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个是上帝面前的人，这两种人都走向了极端，所以他们互不理解是才是正常的。他们之间的互不理解，主要是由于对“信仰”的不同理解造成的，一个是纯粹的现实，一个是纯粹的宗教；一个当下的信仰，一个是未来的信仰；一个可视的信仰，一个是虚无的信仰。说到底，绝对的物质追求和绝对的精神追求永远也走不到一块儿去。 那些对宗教虔诚的教徒们，如格里菲思太太和麦克米伦们，不仅不能理解现实与世俗的一切，而且有意地与之对抗。当克莱德被现实的法庭判决之后，格里菲思太太就认为“陪审团的判决，是人间的判决，这是人间的俗事，我看过他辩护律师的申诉。我儿子写信也说他无罪，我坚信他无辜”，[42]她认为儿子是无罪的，前提是她在否认人间的决定，她在排斥现实世界，人间的俗事对于她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现实在她眼里就是“恶人的罗网”。“在她悲怆的心灵深处，还躲藏着一个怀疑的精灵”，她怀疑人世间的一切俗事，只有上帝才是最真实的。在她心灵深处，精神与现实走向了两个极端。 不仅信仰宗教的人无法理解现实与世俗的一切，而且现实中不信仰宗教的人也无法理解宗教所宣扬的一切。面对克莱德一家人的传道，路人的反映可见一斑。“有些人只不过犹疑了一下，冷冷地向这边瞥来一眼，有的人停了下来，想搞清楚这班人到底在干什么”，[43]社会生活的现实也许过于冷漠，当然也有人表示同情，但这更能说明，这一家人的行为在社会中已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的父母已经远离了现实却不知，或者说，已经知道自己远离了现实，却还要硬撑着。“人们开始对这家人把孩子也拉下场表演的举动表示不满了。他们彼此间用手肘互相示意，以表示对这种摧残孩子心灵的行为的不满。那些老于世故的人便冷漠地扬起眉毛，而带鄙夷之色，一笑了之；一些富有同情心并且阅历丰富的人便纷纷指责起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孩子们本来就没有必要被硬拉入这种把戏之中嘛”，[44]认为“把这种成年人考虑的宗教方面的、关系到人的心灵的事强加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本来就多多少少有点不近人情，甚至几近于无聊了”，[45]这个对于克莱德一家的行为进行评述的人，不是什么坏人，而是“看上去还算颇为和善”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种“宗教把戏”已经失去了社会内容，与人们的精神需要相去甚远，无非是一些“陈词滥调”：什么上帝的仁慈、基督的博爱、罪恶的解脱之类的。这种与现实生活隔离得如此之远的宗教内容，怎么可能会得到他人在“信仰上的认同”呢？有精神信仰的人没有现实生活，有现实生活的人却没有精神信仰。 对于这种宗教作者也有着自己鲜明的观点：“他的父亲和母亲与大多数的传道者一样，盲目地坚信二元论的世界观，即仍然认定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主宰，同时坚信人世间的所有灾难、谬误与不幸与上帝无关。”[46]德莱塞“使人们对宗教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畏惧感和困惑”。[47]这大概就是德莱塞对现有宗教信仰的态度，并且把这种态度传递给了广大的读者。 这种与现实遥不可及的宗教内容与活动方式，在当时的美国（或者说小说中的美国）已失去了现实的意义，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一种信仰的失落，需要有另一种信仰的建立来引导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的追求和精神的皈依。 然而，没有！小说所反映的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思想意识混乱，人们没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富人如此，穷人亦如此；信教者如此，不信教者亦如此。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德莱塞也感到了痛苦，他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社会存在着“一代迷惘的青年，他们温和而脆弱”，[48]甚至有些颓废，这年轻一代的颓废正“集中地体现着人类颓废的悲剧”。[49]“他们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并非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清楚这种需求究竟是什么。他们所唯一能够理解的便是金钱财富、功成名就，以及肉欲的满足的最浅层的欲望”。[50]这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欧文·豪所作的评论。在欧文·豪看来，像克莱德这样的“一代迷惘的青年”，他们追求“最浅层的欲望”，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有着这样低贱的灵魂，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清楚自己更高的需要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迷惘，这就是信仰的失落。要想走出这种迷惘，重建信仰的巴比伦塔，又是何等的艰难。“美国的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此。 五 以上所述，就是想与“社会制度悲剧论者”讨论《美国的悲剧》的悲剧根源。德莱塞笔下的主人公克莱德由一个“唱诗孩童”变成了“杀人凶手”，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造成不是克莱德早有安排的，由于他的精神上的懦弱，他随着社会大流一步步走向了堕落。克莱德是德莱塞创造的文学形象，这个形象只是一个代表，他的“悲剧”也是“美国的悲剧”的代表。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克莱德的悲剧是由什么造成的，其根源是什么！ “社会制度悲剧论者”往往认为，克莱德的悲剧（或美国的悲剧）是由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制度下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败坏的道德风尚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这有一定的道理，克莱德的堕落原本就离不开社会生活的现实，任何个体的成长或异化都离不开社会的影响。但“克莱德人性的异化和毁灭，不仅是美国社会的悲剧，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51]一个人，无论生活于哪个国家，或哪种社会制度，只要失去理想和信念，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最终只能是悲剧的。 在德莱塞看来，如果人类失去了信仰，这将是人类自身的苦难。所以他的叙述蕴含了对整个人类苦难的挖掘。失去信仰的克莱德，“他的软弱的自我，不过是他周围那个软弱世界的模糊的反映”，[52]人们虽然活着，却活得毫无力量；虽然有可能死去，也没有力量去死。浑浑噩噩、无所作为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这充分表现了德莱塞对现实世界的关怀，而不是一味的批判与揭露。“在德莱塞的小说中，一个人有时可以深深体会到在整个种族的进化过程之中，它蕴含了一种全人类的精神”，[53]“美国的悲剧”有时也是“中国的悲剧”，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需要重建自己的信仰，让更多的人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乐观。 而这悲剧的产生，并不是一代人过去了，悲剧也就结束了。文章在结构上形成了首尾呼应，首尾都是格里菲思一家人上街传教布道。克莱德的父亲还是那样的“窝窝囊囊”，他母亲还是那样的“充满自信”。但在路人看来，这种“自信”“或许是盲目的或者是错误的”，甚至是“无知”的。对于这样的“奇怪事”，人们还是投来“惊诧”和“同情”的目光。只是替换克莱德的是他姐姐私生的小外甥――罗塞尔，“这个小罗塞尔有些特征长和像克莱德，头发乌黑油亮。他在这么小的年龄，就开始被灌输一些当年灌输给克莱德的道理了，而这些，正是当年克莱德最厌烦的”。[54]这种过时了的宗教内容，还是被传递了下来。这暗示着信仰的失落还在继续，悲剧还是继续。 小说的最后一段实在令人深思，“除了罗塞尔，这一小群人都走进了那扇有点破损的毫不引人注目的黄色大门，一下就不见了”。[55]不知这是不是作者的有意安排。罗塞尔，也许是下一个克莱德，没能走进上帝所“指引”的大门，这是“美国的悲剧”的延续；罗塞尔，也许走出了“信仰失落”的困惑，是新的信仰重建的希望。 这是文章的细节之处，却以小见大。其实“德莱塞对细节的热情，便是对主题的热情；对主题的热情，便是对人类遭受苦难的同情”。[56]德莱塞以自己善良的心，沉痛地描述了“美国的悲剧”，甚或是“世界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是人们信仰的失落，价值观的异化。它需要另一种价值，另一种信仰去克服这种堕落，去拯救这种悲剧。 文学可以反映社会，但如果以社会学的眼光去批评一部文学作品，那会有失偏颇的。如果我们以“社会主义”的眼光去看待《美国的悲剧》，那我们一定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如果《美国的悲剧》“突然又被印上了极其轻率的共产主义标记”，[57]那将是我们对文本的不尊重。这种对文本的不尊重，我们曾经有过，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呢？ 注释： [1]姜惠玲.谈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5）：46、47页。 [2]王玉文.善良天性的毁灭[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3（3）：66、108页。 [3]蒋道超.颠覆阿尔杰美国神话印证维布伦挥霍消费——解读《美国悲剧》中的文化符号[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87页。 [4]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87页。 [5]吴晟.中国意象诗探索[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11页。 [6]吴然.“硬汉”海明威作品与人生的演绎[M].昆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194页。 [7]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1月第2版，1286页。 [8]德莱塞，刘立凡 曹明玉译.美国的悲剧.南方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11页。 [9]同[8]，15页。 [10]伍柳.《美国悲剧》：在享乐欲望中毁灭的克莱德.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105、103页。 [11]同[8]，253页。 [12]欧文·豪迈.《美国的悲剧》后记. 南方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969页。 [13]同[2]，67页。 [14]同[2]，47页。 [15]同[8]，6页。 [16]同[8]，8页。 [17]同[8]，10页。 [18]同[8]，11页。 [19]同[8]，905页。 [20]同[8]，5页。 [21]同[8]，7页。 [22]同[2]，108页。 [23]同[3]，84页。 [24]同[8]，4页。 [25]同[8]，6页。 [26]同[8]，9页。 [27]同[8]，6页。 [28]同[8]，5页。 [29]同[8]，882页。 [30]同[8]，917页。 [31]同[8]，942页。 [32]同[8]，3页。 [33]同[8]，923页。 [34]同[8]，922页。 [35]同[8]，699页。 [36]同[8]，891页。 [37]同[8]，905页。 [38]同[8]，906页。 [39]同[8]，3页。 [40]同[8]，4页。 [41]同[8]，947页。 [42]同[8]，883页。 [43]同[8]，2页。 [44]同[8]，7页。 [45]同[8]，8页。 [46]同[8]，25页。 [47]同[12]，960页。 [48]同[12]，964页。 [49]同[12]，965页。 [50]同[12]，960页。 [51]苏海燕.《美国的悲剧》中主人公的人性异化.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1）：89页。 [52]同[12]，965页。 [53]同[12]，962页。 [54]同[8]，730页。 [55]同[9]，955页。 [56]同[12]，970页。 [57]同[12]，957页。 [58]由于版本与译本的不同，《美国的悲剧》有时也翻译作《美国悲剧》；德莱塞翻译作德莱赛；克莱德也翻译作克莱特。 作者简介：吴铜虎 男 1975年 硕士 讲师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 裘樟清 男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