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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主办、湖南科技大学承办的2007年当代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于7月16日至17日在湘潭市梦泽山庄举行。全国美国文学学会会长刘海平、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守仁、《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主编杨金才、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曾艳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杰、哈尔滨师大外国语学院院长姜涛等百余名来自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杨金才致开幕辞，阐述了全球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会议就当下外国文学研究中共同关心的话题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积极交流，并努力将文学研究与人类、社会联系起来，在更宏大的背景下审视了当代世界文学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陶家俊在主题发言“世界性、世界化：后殖民文本政治论的两大根源”中，分析并探讨了西方现代殖民知识建构中以萨义德和斯匹瓦克为代表形成的两套后殖民文本理论不同的特征：世界性与世界化。他指出，两者相比较，萨义德肯定后殖民知识分子独特的政治能动作用，弘扬一种与启蒙理性以降的现当代西方人本主义不同的新人本主义。在思想上力图弘扬人本主义的初始精神。而后者更彻底地批判整个西方人本主义，试图完全否定人本主义的自足性，彻底动摇西方知识体系和人文科学的伦理基础；前者力图从西方思想的精神源头着手，让笼罩在一片死亡、终结、解构迷雾中的西方思想起死回生。后者则深挖西方现代思想、知识和权力的病根并欲置之死地。但这两者理论都存在着内在的双重束缚或死结。 张冲针对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与文学相互叠合、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现象指出，科学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影响；而文学始终关注科学的发展，并作出严肃思考：科学的高速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少数科学偏执狂人的行为会给人类造成什么危害……从而展示了文学独有的社会批判与反思功能，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 胡铁生在“后现代文学的共生与反思”的发言中对中西文学共生与发展进程进行了反思，并就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文学的传统被打破，过去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作用和文艺美学的艺术价值等价值取向均受到了颠覆性的破坏——提出质疑，那么当今文学的价值取向是什么？自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的文学精神又何以体现…… 张琼介绍了美国学者Julian Wolfreys2002年末出版的论著《21世纪批评述介》(Inter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的内容，引起与会者很大兴趣。她说该书对当前的批评理论、批评话语，以及批评所热衷的文本进行了细致而客观的评述，并对这些看似凌乱的现象进行了总汇，力争找到若干个可以渗透深化的切入点。与20世纪文论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是：此书涉及的21世纪批评，不再用诸如方法论、途径、思想流派等述介方式，而是以近年来批评的兴趣与转向等来进入分析，因而，书中从认识论角度聚焦了许多目前人文科学关注的热点，充分体现了文学批评中不断深入的学科交叉的文化趋势。张琼介绍说，此书对当前文学现状给予尖锐而敏感的批评分析，并努力在认识论的高度传达新的批评思想，以期形成新的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新肯定了阅读的作用,指出文学批评的目的是再次回归——阅读。 用新的方法与视角对作品进行分析与解读是会议的一大亮点。与会者结合具体作品对后现代叙事策略交流了看法。一些与会者通过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介绍，表达了对其与美国主流社会冲突、融合与对抗的关注。王守仁介绍和分析了墨西哥裔美国教授、作家莫拉莱斯的代表作、三卷本长篇小说《布娃娃瘟疫》（The Rag Doll Plagues,1992）。小说涉及到瘟疫、环境污染等全人类普遍关注的议题，超越了其他少数族裔作家所津津乐道的文化冲突主题的范式。作者试图在瘟疫与经济和社会状况之间建立起联系，使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批评意义。曾艳钰和邹惠玲则分别对美国黑人电影中体现出的独特话语体系及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的书写状况进行了探讨。 张志刚运用“东方主义”理论分析论述了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等待》，认为该书体现符合西方想像的“东方”，说明华裔作家有责任和义务打破“东方主义”的束缚，以自己的文学创作颠覆“东方主义”，不能为解脱自己东方人身份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东方主义”的附和者。 许德金在题为“从迪斯尼《木兰》看木兰现象的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发言中指出，迪斯尼的动画片《木兰》在再现“他者”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化进行了东方化和美国化，以美国主流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置换了原作《木兰辞》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改写了本土文化的民族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强势文化的美国媒体实施了对弱势文化的整合与殖民,而真实的本土文化则遭遇了边缘化。同时他也承认根据统计数字显示，此作品赢得了除中国（大陆）观众之外的广大观众的赞赏，获得了很高的票房价值。对此，一些与会者指出，《木兰》的改编者将美国的现代理念融入中国的古老传说中，故事是美国式的，人物更是美国式的，从“花木兰”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美国式的叛逆精神，这印证了美国霸权文化的必然存在。但从它的制作上看，它不仅满足了欧美人求新与求奇的心理，也充分采纳了东方人的审美意趣，因此它才赢得了如此大的票房价值。究竟如何评判此作品的叙事策略与价值倾向，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何解决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如何认识大众传媒的作用等问题显然还有待于深入思考。 会议还从不同视角对一些经典作品做出了新的解读。袁德成对美国著名戏剧家品特及其作品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王卫新与于建华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作者约翰·福尔斯的《尾数》（Mantissa，1982）作了不同的解读。但他们一致指出，在这部以往被认为赤裸裸宣扬了色情的作品背后，其实也隐藏了严肃的主题。 徐莉华介绍了科幻文学在英美的发展现状。她说，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的科幻创作和理论研究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学者研究十分普遍。科幻文学以其文学性、超现实性、严肃性与主流文学合流，成为其中的一个分支。然而，科幻小说在中国文学领域至今还处在边缘境地，以至于一些倡导科幻文学的学者也误把科幻小说列入通俗小说之中。1986年，杨振宁在接受采访时说：“建设现代化强国……不能不重视科学幻想小说，这些都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环节……没有哪一个科学家通过看科幻小说来学习科学知识的，但科幻小说的确能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女作家韩素英女士也多次建议：“中国应当提倡科幻小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关系到出人才的问题。” 原载：《文艺报》2007年9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