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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始乱终弃”，人们总会和古老的中国联系在一起。其实，稍稍翻一下西方的文学，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在西方也源远流长。那么东西方的“始乱终弃”有什么共通之处？又有哪些特殊的地方？这些共通性与特殊性折射出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这篇文章通过《会真记》与《美狄亚》之间的对比，做一粗梳的比较研究。 一 大多数人知道崔莺莺缘于王实甫的“天下夺魁”之作《西厢记》。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张是随王实甫之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而在故事的原型——元稹《莺莺传》中,二人的纠葛并非如此：贞元年间，张生与崔氏母女同寓于普救寺，这段时间“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张生因“与蒲将之党有善”，使崔氏母女“不及于难”，崔母感恩，设宴款待张生，席间让子女一一拜谢，“内秉坚孤”的张生见了“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崔莺莺后，通过红娘与崔暗通讯息，崔一开始还“端服俨容”，要求张生以礼自持,可最终还是抵挡不住爱情的诱惑，与张生在“斜月晶莹，幽辉半床”的环境中私定终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生逐渐背弃了崔莺莺：崔娘情思未断，可在张生看来，她已成了“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最终，故事以“崔娘委身于人，张生亦有所取的悲剧收场，有情的非但没成眷属，反而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在西方，美狄亚的形象也非一成不变，从古希腊神话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由一个纯情少女变成了一个杀子恶妇，这种转变更多体现在作者对人物的态度上。故事情节却相对一致：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在伊阿松到来时爱上了他，帮助心上人夺得金羊毛后一起背弃家人，逃离家乡。一段幸福生活后，伊阿宋为了金钱和地位，决定抛弃美狄亚，与国王的女儿格劳克结婚，感情遭受打击的美狄亚由爱生恨，在复仇中杀死了国王与公主，也杀害了亲生儿子惩罚负心的丈夫。 对这两个文本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们要问：为什么唐朝与古希腊地域不同，时代各异，却无一例外的出现了“始乱终弃”这一文学现象？ 孔子在《论语》中讲：“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许多人一再解释此之“女子”非现实意义的女子，而是借指道德品格不健全的人。那为什么借指道德品格不健全的人不用男子偏用女子？归根结底还是体现出一种性别歧视。《周易·系辞》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八卦中，乾表阳，坤表阴，阴阳又分指男女，其中言外之意想必不难体会。汉朝，这种思想体现得愈发明显：“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立之”，女子已不具独立的社会地位了，而需要“就阳而立之”——依附男子才能生存。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形成后，通过文学、政治等工具向各方面渗透。 母权制的被推翻是世界性的，不局限于东方。《创世纪》中，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亚里士多德《诗学》讲：“妇女较为低劣，奴隶十足下贱。”柏拉图也说：“女人、奴隶、下等人不应当为高等人所模仿。”这句话的前提就把妇女排除在高等人之外。古希腊一流的思想家，尚无法摆脱此观念的束缚，足见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 男尊女卑的观念不是静态的，而是逐渐衍生出另一种说法：女人是祸水。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可原罪从何而起？无非就是伊甸园的故事了。从《提摩太前书》中可以看出——人类原罪的产生最终归于女人而非男人——“不是亚当被引诱，而是夏娃被引诱”。女人不仅在社会中处于劣势，还染上了祸水色彩；古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心肠，所有的灾难都放了出来，独把希望留在盒底；特洛伊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天后、爱神、智慧女神的争吵，直接原因也是由海伦而起。中国这种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纣王因沉迷妲己美色亡商，周幽王博褒姒嫣然一笑烽火戏诸侯，女人不仅地位低下，且成了社会隐患，成了诱使男人犯错的根源。 女人是祸水，这为男人心安理得的抛弃女子埋下了祸根，他们可以把事情的败坏毫不犹豫的归于女人。这也是“始乱终弃”的根本原因。 仅有根本原因还不够，在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男尊女卑如何从一种思想观念转化为一种文学现象？ 《会真记》是唐德宗贞元年间事，这一时期唐朝社会有着转型的特色：一方面盛唐之韵依稀犹存，另一方面，昔日繁华已非今日可比。这种转型的原因很多，但贵妃的误国显然不可忽略。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现的《会真记》不会逆流而上为女性唱赞歌。而科举在隋朝确立之后，在唐朝更加兴盛，终日苦读的书生为搏取功名要科举入仕。文人古板，又好风流，科举的过程中必会留下风流韵事，元稹的《会真记》不过是诸多风流韵事中的一个。唐朝社会风尚开放，且对男女婚事无一夫一妻的规定，这都为《会真记》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使崔、张的“始乱”成为可能。关于崔莺莺的出身，陈寅恪说：“所出必非高门”“而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者，俱为社会所不齿。”如此看来，其实崔的爱情是阻碍了张生的仕途的。古代文人，积极入世始终是他们无法割舍的情怀，爱情重要，可还没有达到和功名相匹敌的程度。为了功名，他们宁愿抛弃爱情。这也是张生“终弃”崔莺莺的原因。 《莺莺传》的产生是当时唐朝的社会背景、文人心态的真实反映。如果对古希腊社会作以了解会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古希腊社会，一夫一妻制作为一种制度已确立，可并未发展完善。所谓的一夫一妻只是对妻子一夫一妻，男子依然可三妻四妾。《美狄亚》中歌队这样唱：“即使你丈夫爱上一个新人——这不过是很平常的事——你不必去招惹他。”希腊的演说家如是说：“一个男子除了妻子外，至少需要两个情妇。”男女地位的极端不平等，导致美狄亚的悲剧成为必然。美狄亚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类人的，美狄亚只是这一类人的缩影。希腊社会对于女子的不重视，导致男子在爱情与金钱地位的角逐中，势必弃前者，选后者。 通过以上的对比发现《会真记》与《美狄亚》的产生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唐朝的社会现实与古希腊也有着一定相似之处。两个不同的时代，女子自然天性的流露显得与社会礼法不符，表现为一种乱；功名与爱情的角逐中，男子往往抛弃后者选择前者，表现为一种弃。这就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故事呈现出“始乱终弃”的统一模式来。 二 《会真记》与《美狄亚》的对比，仅看二者的相同还不够，同中见异，在异中分析东西方文学各自的特点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美狄亚与崔莺莺，对爱情的追求就体现出巨大差异：美狄亚遇到心上人，即便无父母同意，仍敢大胆追求，追求的尺度就胜崔莺莺一筹。而她追求的过程又是不顾一切的，违抗父命，杀死弟兄，主动得甚至颠覆了“英雄救美”的模式，变成了“美救英雄”；相比之下，崔莺莺就保守的多，她不会充当爱情的主动者，在张生追求她时，她是那样身不由己，内心渴望爱情，行动却体现出与内心的悖反。美狄亚要战胜的是外界的阻挠，崔莺莺要战胜的除了外界的阻挠，还有自身对封建礼法的畏惧。 恋爱过程中，美狄亚的爱轰轰烈烈，崔莺莺的爱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平淡美。对爱情的表达，美狄亚是直接的，我口言我心的。《会真记》则没有这样直白的表达，首先崔、张很少谈感情，而把感情融入到分离、相聚的悲喜中。即使谈感情也很隐讳，崔娘给张生的诗中写：“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爱情的方式明显带有“风雅”的特色：崔“善嘱文，往往沉吟章句”，当她心中愁苦的时候，不是直接说出，而是“独夜操琴，愁农凄恻”，这些方式在西方都是很少见的。 比较一下她们被弃的情形，相异之处更加明显：两者都是作为弃妇的形象出现，可美狄亚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性，崔莺莺则表现为一种逆来顺受。美狄亚不仅美丽，且会巫术，有法力，是力与美的结合。伊阿宋抛弃她后，她没有太多犹豫，很快就决定用自己的力量为感情复仇。崔莺莺尽管也美丽，却缺乏与男子抗争的力量与勇气，而更多体现出一种知理、含蓄、委婉、羞怯。遭到抛弃后，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但也是“愁怨之容动人矣”却“宛无难辞”；当美狄亚不顾一切的斥责伊阿宋时，崔却“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不同？笔者认为这和中西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西方对感情的表达较直露，中国则以含蓄为美。这种含蓄与直白不仅表现在人物形象上，也反映在文学作品的写法上：中国文学重表现，西方文学重再现；西方文学多诉诸其形，而东方文学多诉诸其神；西方文学重细节、心理，中国文学则重意境渲染。《美狄亚》中，对美狄亚的心理，欧里庇德斯做过精心刻画，这种刻画说到底也是一种再现过程，《会真记》不同，即便写景，也不是对现实景物的再现，而是舍其形取其神，“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八个字没有具体再现，却比具体再现境界全出。 其次，西方强调个性，中国强调共性，西方重个体，中国重集体，因此西方女性其实比中国女性更有个体意识。这一反差，使美狄亚——这个西方女性的代表感情受伤害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尊严与幸福，不是社会不是家庭，她可以凭自身力量杀死公主、国王乃至儿子。但崔莺莺——这个中国女性的代表首先不是为自己存在的，而是为家庭和社会。当她受到伤害时，没有人会把她的痛苦当惊天动地的大事，包括她自己。甚至受伤害时，担心的还是男子的前途，因此才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试想如果崔莺莺在遭遗弃后心怀怨恨，杀子惩夫，一定会为天下人所不齿，人人得而诛之。各个地域有各个地域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美狄亚的所作所为在西方能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在中国若如法炮制只会引起厌恶和憎恨。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唐朝男权社会已定型，古希腊虽男权占统治地位，母权制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尚有殊死一搏之能力。不同的社会模式反映到文学作品中：美狄亚始终充满力量、大胆健康，崔莺莺则柔弱中带病态美。两人在社会地位中都处劣势，可这劣势也能分出高下：古希腊的男子可三妻四妾，但形式上已有一夫一妻，唐朝社会却连这种形式也没有。崔莺莺被弃后毫无怨言，是因为她的地位已不容许她有怨言，已不给她表达自身的机会；而美狄亚敢怒斥伊阿宋也正因为她没有丧失维护自身权利之能力。 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密切相联。斯达尔夫人说：“每一个民族都像一只管弦乐队中的一件乐器，各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和作用，各有自己的地位，只有在每一件乐器都发挥自己的特色时演奏才能浑然一体，成为一部完整的交响乐。”始乱终弃的民族性与共通性用这个比喻描述实在是恰如其分。 参考文献： 1.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陈 敦、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周先慎：“莺莺传的叙事艺术和写情艺术”，载《名作欣赏》1999年第2期。 4.刘汉波、刘 勇：“爱情悲剧：始乱终弃原型及成因”，载《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7期。 5.刘云霞：“中西两弃妇 反抗各不同”，载《阅读与写作》2005年第1期。 6.邹广胜：“西方男权话语中的女性形象解读”,载《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