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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远年，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北欧文学。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06-2007年度立项课题“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0606015A】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Viking Spirit and Ibsen’s Creation Abstract: “The Viking spirit” is the national spirit of Northern European people that form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struggling with nature and other nations, which is reflected intensely in Ibsen’s creations. The Viking spirit has two sides, of which Ibsen, however, highlights the positive factors, and lightens the violent aspects.In his works, Ibsen molds the images of free Vikings who pursue their land, their wealth, their honor without hesitating to give up their lives and portrays images of artists who have rebellious spirit and love of freedom to eulogize Northern European people’s enterprise, their resistant spirit and their love of freedom. His creations attempt to drive his oppressed Norwegian fellows to seek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ation. Therefore, the Viking spirit embodies Ibsen’s idea of individualism; it is the national tradition that the Northern European people need to inherit and to develop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Viking spirit enterprise resistance freedom individualism Author: Wang Yuannian is lecturer at Chinese department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Yongzhou 425100, China), whose research focus is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wangyn33@163.com 易卜生的文学创作是挪威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艺术写照，是挪威民族精神的现代阐释和民间文学的现代转化，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和永恒的哲理意蕴。宏扬经过了时代改造的“海盗精神”是其创作的显著特征之一，塑造和歌颂不惜生命追求土地、财富、荣誉和自由的北欧海盗形象，刻画和讴歌追求自由和精神反叛的艺术家形象，张扬奋发图强的民族进取精神。所谓“海盗精神”，是指北欧人民在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民族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主要包括开疆拓土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反抗强权不避艰险的抗争精神、冲破束缚追求声望的自由精神，是北欧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民族传统。 一、开疆拓土、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 易卜生在诗剧《武士冢》（1854年）、悲剧《海尔格伦的海盗》（1857年）等历史题材戏剧中描绘了北欧海盗的海上冒险生活。北欧海盗即“维京人”(Vikings) ①，“通常它用来泛指生活在8世纪中叶到公元1066年之间的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严格意义上讲，‘维京’一词只用以特指掠夺者。做‘维京人’就意味着要去海上远征以获取财富和声望，这是斯堪的纳维亚男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只有这样，才会被族人视作功业有成者而受到尊重”（布朗12）。公元8世纪至11世纪是北欧的海盗时代，“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追求声望与财富的勇士们足迹遍及四海，向西到过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向东到过俄罗斯，向南到过地中海和君士坦丁堡，他们身后所留下的辉煌的文化传统，现在正倍受世人瞩目”（埃吉尔松 4）。 北欧丹麦、瑞典、挪威诸王国的纬度高、冬季长、距离遥远、地形阻隔，自然环境严酷，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是久经生存考验的人。早在8世纪末之前，转向灵活、性能良好的航海船十分适合远征异国他乡时突袭式的劫掠活动。吃水浅、速度快的维京战船集结成队，穿越辽阔的大海，悄无声息地向物产丰富的欧洲大陆发动突然袭击。北欧族群成为剽悍的海洋民族，正如北欧英雄史诗中所说：“大海是他们的后院，战船便是他们的长靴”（《埃达》 6）。海洋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战船成为维京精神——海盗精神的重要象征。这些人中有许多最终在国外定居下来，在俄国、法国、英格兰、苏格兰、冰岛、格陵兰等地区建立维京人的殖民地，直到公元11世纪迅速衰落。 从历史上来看，包括挪威在内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是非常强悍的族群，只是近代以来，先后处在丹麦、瑞典的压迫下，挪威国力衰微。1850年，易卜生根据少年时代从台里玛克州听到的英雄传说创作了独幕诗剧《诺尔曼人》，后来改名为《武士冢》或译作《勇士之坟》。戏剧情节的基本框架来源于民间传说，描绘北欧海盗时代末期、基督教传入挪威不久，南方姑娘布兰卡、他的养父即隐士罗德里克与从北方前来报仇的海盗大王甘达尔夫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谈起那些古老的传说和充满英雄气概的诗歌，罗德里克即老海盗大王便眉飞色舞。布兰卡对遥远的英勇生活无限神往，她心目中年轻的英雄就是站在船头的海盗：“他的金黄色的头上戴着白色的铜盔，/蓝色的眼睛，起伏不定的宽大的胸膛，/在他强健的掌中紧握着大刀的刀柄”（《易卜生文集》1：141）。为什么这些海盗们走向战争的道路？——“我们却只顾为自己赢得光荣和名声”，“还有金银财宝……那是我们的法律！”（《易卜生文集》1：146）尽管聚居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方蛮族”部落的迁移和扩张造成战祸连绵，兵燹不断，给欧洲大片地区的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在维京人看来，这是正当的营生，在抢劫征服中骁勇善战的人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这与古希腊时期人们的战争观和英雄观何等相似！ 1857年创作的四幕悲剧《海尔格伦的海盗》取材于冰岛地区古老的民间传说布伦希尔德与西格弗里德传奇。无论是峡湾好汉厄努尔夫、海盗大王西古尔得、部落首领古纳酋长、年少气盛的徒罗夫、厄努尔夫的六个大儿子，还是刚烈任性的女性伊厄棣斯，他们都具有强健的体魄、剽悍的性格，充满开疆拓土、豪迈勇敢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他们爱憎分明、嫉恶如仇，重然诺、轻生死，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易卜生讴歌古代英雄开拓生活天地的战斗功勋，推崇北欧海盗时代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剧本结尾，作者通过厄努尔夫之口表明这样的创作意图：“北方海滨，勇士们相会，/展开英勇悲壮的战斗，/只要冰岛有咱们的后代，/这事将永远在诗歌中流传”（《易卜生文集》2：271）。易卜生通过刻画戏剧中意志坚定、道德感强、充满进取精神的古代海盗形象，试图唤醒现实中胆小软弱、自私势利的当代挪威人的民族意识，激励挪威人民奋发图强、锐意进取，走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的道路。这部悲剧是北欧英雄传奇的现代吟唱。 易卜生生活在挪威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运动高涨时代，他之所以描写海盗英雄、歌颂海盗精神，正是因为他坚信“轰轰烈烈的海盗时代的尚武精神能呼唤现代挪威人奋发图强，走自我解放的道路”（王忠祥，《易卜生》 26）。当然，易卜生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海盗时代的辉煌荣光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挪威以及整个北欧地区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前进，任何开历史倒车的保守企图或者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易卜生描写海盗英雄、歌颂海盗精神，真正的意图是借题发挥、以古喻今，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历史戏剧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现实化，激励当代挪威人民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武士冢》对象征着挪威的“北方”的深情赞美，饱含着易卜生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崇高的爱国理想。他有意让南方淑女布兰卡与北方海盗甘达尔夫一见钟情、结伴而行，目的“是想强调现代挪威人如欲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则务必把过去北方的刚毅尚武气质和今天南方的温和仁爱特性结合起来。刚毅尚武气质必须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而过去荣耀的南方如不与北方刚毅尚武精神有机结合，也将一事无成”（王忠祥，《易卜生》 31）。在这部戏剧中，民间传说、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易卜生将北欧民间文学进行了现代转化②，对挪威民族传统根据时代需要加以现代阐释，把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作为戏剧和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讴歌个性解放、彰显个人自由，号召国家独立、呼唤民族复兴。 二、反抗强权的抗争精神和冲破束缚的自由精神 在易卜生相当一部分描绘挪威现实生活的戏剧和诗歌中，往往以海盗的“海洋生活”、“海洋生意”作为时代背景或者理想愿望来虚写。长诗《泰尔耶·维根》（1860年）叙述主人公年轻时如何热爱自由，怎样在与英国军舰抗争时失去自由，最后年老时重获自由的传奇故事。水手维根原本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北欧海盗形象，不惜生命追求土地、财富、自由和荣誉，在诗歌中鲜明地体现出反抗强权、不避艰险、勇于担当的强烈抗争精神，他身上闪耀着无拘无束、豪迈率真的流浪汉情愫。 维根长着一副“鹰的眼”，在海边度过了整整的一生，是一个浑身是胆、孔武有力、生机勃勃的水手形象。“他打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是个淘气鬼，/很早就和亲人们分了手，/他到处闯荡，见多识广，成了一位/最大胆的见习水手……他变得那么壮，那么英俊！”（《易卜生文集》8：144）大海就是水手的家，是他们热爱的人生舞台，是他们发财致富的聚宝盆。只有在大海上他们才感到自由自在，其乐无穷。一年后维根娶了老婆，整个冬天过得十分幸福。可是好景不长，1807-1814年爆发的英丹战争，波及与丹麦联合的挪威，英国军舰封锁海岸，切断挪威所有海上商路。而挪威的大部分粮食依赖从海路进口，1809年又值农业歉收，致使挪威整个国家开始了饥饿的时期，“富人沦为乞丐，穷人一个个死掉”。为了挽救妻子和女儿的生命，维根不顾封锁海岸的英国军舰冒险出海。“勇敢的人三天、三夜都在抗争，/不见陆地，劈波斩浪”（《易卜生文集》8：148） 。不幸，英国军舰发现了他，维根带着三袋救命的口粮拼命逃，他的小船被英国水兵打穿，海水涌进来，“但是泰尔耶大难中从不恐惧：/钻进水中扑救粮袋。/他恶狠狠地甩开了那些水兵，/不回头，绝望地勇敢，/头扎进水，出来吸口气，又扎进水中”（《易卜生文集》8：151）。维根克服了恐怖舍命抗争，在极端困境中爆发的生命力量熠熠生辉，令人肃然起敬。同时，抒情主人公在拯救别人甚至是仇人的同时，引发自身人性的复苏和人的信念的复活。从民间莽汉、凶残海盗到谦谦君子、优雅绅士这一巨大转变反映了诗人易卜生的理想，即“人与人的关系最终不是冲突，而是和谐。人生最宝贵的不是权与利的束缚，而是形体与心灵的自由”（钟翔，“读易卜生诗作札记” 6）。维根如此冒死抗争、执着追求，民间歌谣中的英雄品格异常鲜明。易卜生的追随者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这个现代文明荒原中的流浪者在某种程度上与维根相当相似。 《在高原》（1859-1860年）表现精神反叛与追求自由。长诗中的“我”在夏天赢得一个姑娘的爱情，她美丽、温柔，“山花般绽放异彩”。青年为了“把伟大的事业追寻”，抛妻别母上山猎鹿。然而山谷低地世俗的生活既折磨他，又让他感到温暖、甜蜜和幸福；山里圣殿自由的生活既激励他向上，又让他感到烦闷和身心疲惫。生活双重启示的效应就是青年内心矛盾痛苦的症结所在，也是浮士德和所有追求梦想、追求上进的人的共同痛苦，即全人类无可逃避的、永恒的痛苦。他想在春天的时候把姑娘和母亲接到山上来住，可是雪花飞旋、暴风雪四起，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闭。圣诞时节，母亲的灵魂飞向天堂；第二年夏天爱他的姑娘出嫁，新郎倌却不是他！经历过这一系列生活磨难乃至人生历程的沉重打击，“我的心从悲伤里得到解答……如今我又重新属于群山”（《易卜生文集》8：140），青年坚信“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走自己真正的路”（《易卜生文集》8：141）。《在高原》表现“冲破一切束缚、向往绝对精神自由的主题”（王忠祥，《易卜生》 95），感情率真，洋溢着豪迈自信的精神。 《在高原》和与它联系紧密的三幕诗剧《爱的喜剧》（1858-1862年）一样，都是宣扬易卜生偏执的爱情婚姻观念。当时，易卜生与苏珊娜·陶雷孙结婚不久，随后儿子出生，家庭的负担很重。很多家务琐事不得不要去做，易卜生不能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剧院管理工作。尤其是从1857年他开始担任挪威剧院的经理和艺术指导以来，尽管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到1860年剧院出现严重经济危机，易卜生遭到不少责难甚至人身攻击。1862年挪威剧院彻底破产，易卜生失去了固定职业。《在高原》塑造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为了追求事业而放弃爱情、婚姻和一切日常生活的束缚，毅然退隐到山顶上去独自生活的艺术家形象，可以说是易卜生当时生活际遇和内心情感的曲折反映。易卜生刻画了许多道德感强、自我意识觉醒、人格独立、意志坚定、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如凯蒂琳、娜拉、英格夫人、伊厄棣斯、艾梨达、布朗德、培尔·金特、斯多克芒、吕贝克、索尔尼斯等等。《在高原》、《爱的喜剧》、《布朗德》（1866年）、《人民公敌》（1882年）、《绒鸭》（1851年）与《野鸭》（1884年）等诗歌和剧作中，流溢着抉择高雅境界、追求全有或全无、渴望绝对精神自由的哲理思考、求索精神和象征艺术。 三、海盗精神的两面性及其与易卜生个人主义的关系 易卜生从小到大深受以“埃达”、“萨迦”为代表的北欧民间文学传统的熏陶，创作开始后曾到挪威西北方各州采风，致力于挖掘民间传统。冰岛“埃达”是北欧中世纪时期的英雄史诗，也是北欧海盗时代口头文学作品的笔录和集成，是整个北欧的共同财富。“萨迦”记载北欧氏族社会英雄人物的功勋业绩和传记家谱，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民间文学和艺术在黑暗的中世纪代表北欧民间文化传统，而且在近代成为北欧民族复兴的主要精神来源。 易卜生的“剧中诗”（主要指诗剧）和 “诗中剧”（即诗歌）突出地表现了挪威民族传统——海盗精神。海盗活动及其中蕴涵的海盗精神都很复杂，包括多个侧面，各个侧面又相互联系，不能截然分开。人们站的角度不同、立场不一，往往导致了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甚至完全对立。从海盗活动来看，对于被掠夺征服的西欧等地区人民来说，这些来自北方的侵略者一路烧杀抢劫，是他们长时期的噩梦。公元860年6月，一支由200艘维京战船组成的舰队包围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侥幸生还的菲提斯主教这样描述：“他们杀人如麻，像野猪一样嗜血如命。正在吃奶的婴儿被从母亲怀中夺走，摔到岩石上一命呜呼。他们的母亲也难逃一劫，罗斯人将她们杀死后扔到四肢还在抽搐的婴儿身上。到处血流成河，喷泉与蓄水池也变得面目全非，里面堆满无数尸体”（布朗85）。无论何时何地，凡是遭受这样灾难的人们都在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北欧人的狂暴中解救出来吧！”（琼斯68）北方蛮族势力的迁徙和扩张使欧洲大片地区城镇湮灭，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生产倒退。 但是在北欧人包括挪威人看来，“做海盗是一种职业，是过上好生活，至少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它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贸易、海上抢劫和夺取土地经常紧紧混在一起”（琼斯5）。抢劫、杀戮、掠夺、征服都是他们正当的谋生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迅速发家致富是人们普遍的生活理想或者生存方式。“海盗海外活动的更深层原因来源于人性：北欧人有需要和雄心，准备进取，同时有意志、力量和技术手段付诸实施”（琼斯167）。他们想得到能耕种的土地，想得到使生活过得去或过得好的钱财，其中有些人还特别需要尊严和名誉。贸易、殖民、劫掠和战争会给他们带来这些东西，但这些只有以或远或近的邻邦作为牺牲才能办到。现代挪威人建立了专业的海盗博物馆③，里面藏品丰富，记录了那个历史时期的辉煌，这段历史至今都让挪威人引以为荣，感觉特别骄傲和自豪。 当然，“在任何语言里，抢劫就是抢劫，而西欧遍地都有。爱尔兰、英格兰、法兰西成了海盗们的墨西哥”（琼斯171）。实事求是地说，海盗活动既是一种暴力抢劫和武力殖民活动，又包括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移民拓殖等和平性的一面。因此，基于海盗活动的海盗精神包括多个侧面。“一方面，挪威海盗具有侵略性和残酷性；另一方面，他们的活动又表现了骁勇善战的威力和奋发图强的民族进取精神”（王忠祥，“编选者序” 2）。易卜生把这种民族传统创造性地进行转化和升华，突出其开拓进取、顽强抗争和追求自由、渴望荣誉等积极的一面，淡化甚至忽略其抢劫杀戮、暴力血腥的一面。在《武士冢》和《海尔格伦的海盗》等戏剧中，易卜生对无原则的杀戮和残酷报复进行深刻反思，强调化解旧仇宿怨，团结起来共建幸福花园。这位极具叛逆性的经典艺术家，在创作中对古老的民族传统进行传承的基础上又按照时代要求加以现代化改造，注入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团结友爱的时代精神，鼓舞人民投身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火热斗争中去。 文学是人学，易卜生的个性气质、思想感情在他的创作中时隐时显地表现出来。美国导演和剧评家哈罗德·克勒曼认为，“易卜生的剧作是有深度的自传体的”，“他的剧本是他感情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与理性生活的戏剧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写的一切东西即使不是我本人的亲身经历,也是与我的阅历最密切相关的事情……’他的剧作反映出‘自我解剖’的过程”（2-3）。不仅戏剧如此，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文体，更是作家内心丰富情感的艺术性外化。易卜生从小就养成了豪放洒脱、独立不羁的民间莽汉性格，他的个性倔强，热情率真，满怀雄心壮志。他热爱自由而深不可测的大海，他的个性中有时奋发豪迈，有时又显得沉默神秘。英国批评家卢卡斯认为易卜生的性格“是冰又是火”，“在易卜生的冰块下面，不仅蕴藏了这种愤怒的火焰，而且还蕴藏着一种远远超过常情的温暖”（354-355）。 “易卜生之所以伟大，只有在他放逐之后才显露出来”（布莱德鲁克 273）。1875年，易卜生在《凯蒂琳·第二版作者序》中承认，“在许多场合，我的作为的确很难使整个社会充满希望”，“因为我同时还由于写了不少短小的警句和无情的讽刺，跟许多值得我尊敬的、对他们的友情我实际十分珍视的人发生了龃龉。总而言之，在伟大的斗争正在外部激烈进行的时候，我自己因生活条件和处境所迫，不得已和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完全处于交战状态之中”（《易卜生文集》1：6）。易卜生整个的一生是一个真正叛逆者奋斗的一生。从1864年4月被迫离开祖国，这个流亡者在国外声誉日隆，到1891年7月载誉归国，易卜生在意大利、德国等国外旅居生活长达27年。37岁至63岁，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在异国他乡辗转流连，可以说他真是一个不屈从于任何压力、努力摆脱束缚的精神漂泊者！与此相对照，将易卜生视为“精神上的父亲”的乔伊斯22岁离开爱尔兰，在国外终生漂泊37年。这就是批判丑恶现实、憎恨异族统治的爱国者的普遍遭遇！易卜生的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生命轨迹的艺术性记录。 易卜生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海盗精神，可以说是他追求“人的精神反抗”的个人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卢卡斯认为，“易卜生以其无畏的批判精神，不但能击沉别人的方舟，而且也能击沉自己的方舟；因此他永远是在陌生的海洋上破浪行进”（358-359）。易卜生在他的戏剧和诗歌创作中，最关心的是人的独立自由的个性，把它看得比艺术观念、比完美的技巧更为重要。他说：“关于自由，我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为它奋斗。为了赢得自由，别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转引自克勒曼2）。甘达尔夫、罗德里克、厄努尔夫、西古尔德、伊厄棣斯、泰尔耶·维根、《在高原》中的青年，以及凯蒂琳、娜拉、布朗德、培尔·金特、斯多克芒等人物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都是具有一种强烈个性的形象。易卜生着力讴歌粗犷豪迈、剽悍凶狠的海盗，刻画信奉“全有或全无”的自由主义者，极力推崇决不妥协的精神反叛者，目的都是要唤醒挪威广大受压迫被奴役的民众，谋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的道路。 注解【Notes】 ① 关于“维京”(Viking)和“维京人”(Vikings)两个词的原意，学术界争议很大。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前者意指海上掠夺或抢劫，后者意指海盗或抢劫者。参见琼斯 76。 ② 参阅笔者的“论易卜生诗歌与北欧民间文学传统”（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民间文学传统与易卜生文学创作”（《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等。 ③ 如挪威首都奥斯陆建有海盗船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奥斯陆大学）；丹麦被誉为海盗城镇的罗斯基勒建有海盗船博物馆，最古老的贸易城市里伯建有里伯海盗博物馆。参见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编：《北欧》，王路漫译（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161-162、164、96、10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埃达》，石琴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Adda.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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