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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999年）是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1899—1972）诞辰100周年。 由于川端作品的复杂，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我国，对其评论的多歧至今仍为文坛所瞩目。也许包含有这种原因——川端康成是一位颇具魅力的作家。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刻，回顾川端康成在中国的命运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国译介、研究川端康成始于改革开放。“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长春召开了日本文学研究会。在这次会议提交的三十余篇论文中有关于川端康成的文章”。（注：《外国文学集刊·第二辑》。）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初的实况报道。 如今，恰好过了二十年，在这不同寻常的二十年间，川端康成的作品几乎全部被译成了中文，而且不少作品有几种译本。研究川端康成的专著也出有几种，研究川端的课题被列为国家教委等高规格研究课题，有关论文在一些重要外国文学研究刊物、大学学报上绵绵不断，中日两国川端康成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过4次。可以说， 我国已成为川端康成研究的重要国度。 一 为了撰写这篇文章，笔者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并重新阅读了国内发表的有关川端康成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这二十年时间里，我国的川端研究（港、 台方面的研究暂时阙如）似可分为两个阶段：1979 年至1989年似可称作第一阶段，后十年为第二阶段。 就其特点来说，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的评论，主要是以社会学批评的观点来看取川端作品的倾向比较突出。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代表作，我国对该作品的研究最多，也最具有代表性，我们不妨以《雪国》为中心来谈这一时期的川端康成研究。 1983年9月在济南召开的第2届日本文学研讨会上围绕《雪国》展开了讨论，这恐怕是全国日本文学学者首次就川端作品展开高规格的讨论。为此可以说它拉开了对川端研究意见纷呈的序幕。在这之后，研究界对作品的主人公和作者基本上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对作品中人物“持基本的否定的观点”。（注：《国内近年来〈雪国〉研究概论》，《外国问题研究》1984年第4期。）有的研究者认为， “驹子不过是个自堕烟街柳巷而不深知其苦，甘做男人玩物的可怜女性”。（注：《国内近年来〈雪国〉研究概论》，《外国问题研究》1984年第4期。 ）对于作者川端康成，有的研究者认为，“作家实际上把动物的本能和性欲抽象为自然的真挚的感情，把它当作纯洁而真诚的爱情加以描绘的”。（注：《国内近年来〈雪国〉研究概论》，《外国问题研究》 1984年第4期。）对于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岛村，有的评论者认为“他唯一的特点就是如同川端一样崇拜女性。尤其喜欢年轻女人的美貌和肉体，但又那么漫不经心，玩玩算了”。而对另一位女主人公叶子，则认为“叶子只是一个比较质朴而又即将堕入风尘的漂亮姑娘”。（注：《川端康成〈雪国〉及其他》，《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1期。 ）这显然是以社会学批评方法就作品的表面层次所作的一种结论。 同样是社会学批评方法，也有与上述观点在价值观上大有差异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驹子“虽然多少被审美观歪曲，却是个具有真实的社会牺牲品”。（注：《略评川端康成及其创作道路》，《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有的研究者认为驹子“具有刻苦勤劳的精神”，“有颗纯洁、善良的心”，“驹子敢于大胆地热切地追求自己的爱情”。（注：《谈〈雪国〉的艺术特色》，《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 期。）对于作者川端，则得出了这样的评价：“可贵的是，作家对他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指《雪国》中的驹子、《温泉旅馆》中的阿雪等——引者）是抱着深深同情的态度，对‘美的徒劳’表示哀叹。”（注：《美的徒劳》，《日本研究》1982年第2期。）在当时研究《雪国》时，一些研究者自然注意到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因素，他们根据驹子具有现实生活的原型（松荣——小高菊）这一点，作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作品”（注：《从生活原型到文学形象》，《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的结论。 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的川端研究者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以《雪国》为代表的川端作品的复杂性。对于小说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比如对于岛村这个人物，指出了他在作品中的特殊作用，认为“他只是一个道具式的形象，很难在他身上找到什么性格特点，但他的存在仍旧是很有意义的，在作品的人物关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注：《从〈雪国〉看川端康成的虚无思想》，《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对于叶子，看到了她“时虚时实， 时远时近的浮想形成一个扑朔迷离的开篇，又以一场缺乏必然因素、莫名其妙的火灾告终，使现实与梦幻世界在熊熊烈焰中进一步合二而一”。（注：《从〈雪国〉看川端康成的虚无思想》，《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 ）在这些今天看来似乎简单的文字里实际上已显露出中国川端研究者力图突破以单纯社会学批评方法来阐释川端作品的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作品的实际并不那么简单，还有许多难点要在今后解决。然而，这种语焉不详，欲言又止，又告诉人们这种探讨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我国的川端康成研究者们从一开始就力图从日本文化传统、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视点出发来探讨川端作品，因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是，由于客观形势使然，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仍基本上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来对等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在驹子身上灌输了落后的、封建的恋爱观，而且这种恋爱观是同日本的封建历史、封建文化以及封建意识分不开的”。（注：《也谈川端康成的〈雪国〉》，《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 ）评论者认为在《雪国》等作品中存在的虚无主义思想，“不但根源于佛教经典，还融合了西方主观唯心论哲学”；（注：《略评川端康成及其创作道路》，《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 ）指出川端康成的创作历程是“从《千只鹤》这个中篇作品起，越来越深地反映了川端走向色情颓废、心理变态的描写”。（注：《略评川端康成及其创作道路》，《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 对于《雪国》这样的作品到底该归入哪一类的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又一重点。研究者们在这个时期还基本被束缚在时代背景→作品、作家→作品这样的思维模式之中，加上《雪国》产生的过程确实具有作家亲身经历的因素，研究者们把《雪国》划入现实主义作品之列是可以理解的。“《雪国》得于作家的亲身经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主要人物，甚至情节安排、环境描写等等，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忠实于生活本身，打着实际生活的印记的。”（注：《〈雪国〉论旨刍议》，《外国问题研究》1983年第2期。 ）正因为基于这样的操作，研究者必然认为《雪国》“是日本三十年代东北农村艺妓生活的画卷”。那么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作品通过以驹子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物的不幸，表现了人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对立。这一主题揭示了三、四十年代日本社会某些本质方面”。（注：《〈雪国〉论旨刍议》，《外国问题研究》1983年第2期。）另一位研究者指出， 《雪国》“就是这样截裁下层庶民日常生活的片断，真实地反映了她们的爱与情，充满对她们的悲悯的深沉感情，紧紧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注：《〈谈川端康成的〈雪国〉》，《日本文学》1983年第1期。）； 作品中的叶子形象是“灭我为无的解脱的象征”。“叶子在《雪国》中是‘悲’的象征，‘空’的象征，也是‘美’的象征”。（见《谈川端康成的〈雪国〉》，《日本文学》，1983.1）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一种批评，它确实是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作家在他的创作谭中披露过的。那个时期的一些评论即或显出片面，还有待全面、成熟，但它毕竟是发展当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且它是我国文学评论界所共同经历过的一个阶段。 同时，在这一时期有的研究者已提出了“川端从东方传统宗教中找到了‘解脱’的境地，人生无常，万事皆空，灭我为无，无即是解脱”（注：《〈谈川端康成的〈雪国〉》，《日本文学》1983年第1期。 ）这样重要的论题，一些研究者努力探讨《雪国》中川端的“虚无思想”实际上也属于这一范畴。 有趣的是，在这一时期，对川端康成作品的艺术特色、艺术成就的评价，不同论者观点开始基本上趋向一致，都不同程度地予以肯定，甚至可以说是推崇。他们认为，“川端康成把日本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派艺术熔于一炉，使自己的创作达到了独创性的境地，表现了非凡的艺术才能”。（注：《论〈雪国〉的艺术特色》，《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即使对川端作品思想内容在当时否定得比较多的研究者，亦指出“川端的小说有的蕴含着较浓的抒情成分，富有诗歌韵味，这恐怕是它在风格上令人神往的一大长处”，主张“适当地吸取其艺术上的成就，来丰富我们的文学艺术的风格、手法和技巧等，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注：《川端康成〈雪国〉及其他》，《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1期。）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我国文学评论界历来存在的将一位作家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分开来对待，在某种意义上把艺术性作为一种纯技巧、技术性来看取的结果。 还需要提及的是，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界就注意将日本和西方研究川端康成的种种观点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1983 年第2期的《日本文学》杂志刊登了《日本各家论川端康成》，《外国文学动态》1984年第9期发表了《日本研究川端康成的论著概述》， 这些都对帮助中国读者全面认识川端及其作品起到了有益作用。 二 在川端康成研究的第二个十年里，表现出我国的川端研究者们对这位作家把握的全面、深入，显示出中国学者力图在世界文学的总的框架中，在日本文化传统的发展中，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中，甚至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立体地、全方位地研究这位作家并分析他的每篇作品的实状。 出现这种新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评论界的成熟和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界的成长。从国内评论界来说，西方各种现代批评方法的介绍、采用和尝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新崛起，对川端研究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评论者具有了一种更恢宏的视野，具有了在人类文化交融、碰撞中看取被研究对象的眼光，这对于研究川端康成这样的作家尤为需要。 恰恰是在这两个十年相交的时刻，我国第一部研究川端康成的著作《东方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注：叶渭渠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问世。可以说这是横跨两个阶段的一本著作，是作者多年致力于川端康成译介、研究的心血凝结，预示了川端研究已开始向新的阶段进行超越。 80年代中后期，随着翻译作品的激增和上述研究氛围的变化，我国的川端康成研究界出现了新局面。1993年，日本著名学者川端康成研究权威人士长谷川泉的《川端康成论考》翻译出版，这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川端香男里语）对于我国的川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十年突破了以社会学批评模式来阐释川端作品的局限。我们还是以《雪国》的研究为例来谈这一问题。在90年代初，《雪国》的研究呈现为对于过去评论的一种总结、回顾后的反思，这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对这部作品必须再行探讨的意向。《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 期发表了《〈雪国〉主题新论》，在这篇论文中研究者选取了日本和西方一些国家对此研究的几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但是，作者显然没有满足于一般介绍，而是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位研究者认为，“《雪国》主题的基本轮廓是女性的受难和女性的归宿，是生的悲哀和死的大同”，并从这部作品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入手阐述了《雪国》的宗教意识，“需要说明的是，《雪国》主题中涉及到的宗教意识同基督教和佛教是有别的，基督教中耶稣的复活是得到上帝（父性神——绝对权威、信仰理念的象征）的救助，佛教则宣扬三世（前、今、来）善恶轮回。日本传统的神道则宣扬生于母，归于母，是以母神（感情神、爱神、是非善恶不明确的神）为中心”。（注：《〈雪国〉主题新议》，《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如果说探讨川端康成作品的入门钥匙是《千代》的话，那么要研究川端作品的真谛是绝对不可忽视川端作品中浓重的宗教思想的。我们可以发现，从80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川端创作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已经不断结出成果。一位在当时颇年轻的研究者写出了《从“个体无意识”走向“宇宙无意识”》（《读书》1988年第12期）、《佛界易入、魔界难进》（《读书》，1991年第8期）、 《死之美的东方性》（《外国问题研究》，1991年第3期）、《川端康成和易学》（《不灭之美》，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等论文，很有见地，很具功力，这些论文深入论述了川端文学与宗教、与日本文化（或者大一点说东方文化）的关系。（这位评论者谈到了川端文学和日本传统文化的承继关系，川端的佛理对一休佛理的师承，川端不仅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美丽的日本，我》中坦率地表述过，而且确实把它融合于自己的创作之中。）所以这位评论者说：“他追求的是一休的自由精神，力图使美达到自由的境地，从社会道德的藩篱中解脱出来。”（注：《佛界易入，魔界难进》，《读书》1991年第8期。）对于川端的“佛界”、 “魔界”的观点，这位研究者认为：“这里的所谓‘魔界’是以真、善、美为目标的大多数艺术家想要接触而没有接触到的一块领地。对于它，这些艺术家还只停留在愿望和恐惧的、通往祈念的思维阶段。它就是与真、善、美相对立而又互为因果的人生丑的宿命。”（注：《佛界易入，魔界难进》，《读书》1991年第8期。）不仅《雪国》如此， 这一点在川端晚年的创作中达到了极致。这位研究者认为“《睡美人》所表现的，就是‘魔界’，也就是人生丑的宿命。在这篇貌似‘色情’的作品里，我们似乎体验不到官能的性刺激，而是深刻地体验了丑的宿命的深沉痛苦和这痛苦寻求救济的焦渴”。（注：《佛界易入，魔界难进》，《读书》1991年第8期。 ）另一位评论者在《在“魔界”中表现真与美》（载《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 期）中指出：“川端康成从一休的偈里至少体悟到了两层意义：现实世界是真善美的‘佛界’和假恶丑的‘魔界’两方面构成的，它们相辅相存，辩证统一。所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正视人生的欲望、痛苦、纷扰和阻碍；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要在‘魔界”中表现艺术的真善美，才能更高地达到创作自由，但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唯其如此，艺术家们才孜孜以求。”（注：《在“魔界”中表现真与美——〈千只鹤〉初探》，《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 ）这种探索不禁使我们想到了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与靡非斯特二形象的辩证关系和佛与魔的关系何其相似，这位一生都在追求、探索的老博士所体现的精神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民族和国度的共性，这对于我们认识川端康成的作品是有帮助的。 研究者越来越注意把握川端作品与日本传统美的关系。特别是在对待死亡这一重大问题上，这是研究川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铃木大拙说过，“日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生命哲学，却有死亡的哲学。”川端对此发挥到极致，他在《临终的眼》里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这种日本的传统美学。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川端要表明的是“生与死乃一线之隔，或者根本没有界限；死亡是神秘的、美丽的，死可以使丑、不伦升华为美，一死可以宽宥一切，净化一切。”（注：《在“魔界”中表现真与美——〈千只鹤〉初探》，《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 ）从这一视点出发再去理解《雪国》、《千只鹤》、《睡美人》和其他那些浮现浓厚死亡色彩的作品就比较容易切近川端实际了。 近年我国的川端康成文学研究者在深入探讨川端康成与“禅”和日本传统文化关系时，深入发掘了川端康成作品中的对“处女性”的崇拜和“回归意识”。有的评论者认为，“如果说川端康成作品的本质是对生的憧憬，那么这种憧憬首先表现在他对‘处女性’的无限崇拜和近似祈祷的抒情”。（注：《爱的渴望、祈祷、形变与升华》，《东方丛刊》1994年第3辑。）这种情愫可以说从最初的《伊豆舞女》、 《蚂蚱与铃虫》（本篇1924年发表，早于前者2年）一直到《雪国》、 《千只鹤》、《山之音》、《睡美人》、《一只胳膊》等，可以说这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川端的爱的变奏曲。川端作品中这一特性的形成，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它既与作者的身世、经历关系密切，是对他童年时代精神上的欠缺的一种救济；同时又由于川端从小亲炙禅学和受到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古典文学的浸润，一休的“入佛界易，进魔界难”也成为他在作品里抒发“处女性”崇拜的重要机微。如在《千只鹤》中菊治与文子母女、雪子的关系就是川端这种情愫的变奏。“川端在这里演奏的是爱的变奏曲，与其说菊治（现实的人）对不伦的爱的解嘲，莫如看成是川端对人生失去‘处女性’原初的爱的苦恼与解脱，从另一方面又是对纯洁的‘处女性’的乡愁”。（注：《爱的渴望、祈祷、形变与升华》，《东方丛刊》1994年第4辑。）有的研究者指出，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备受崇拜，她们（不拘母亲、妻子、一切女人）都被醇化成至上的“女人”，“日本女人是母亲，男人就是儿子”。（注：伊恩·布鲁玛：《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9页。）只有在这些综合条件下，才会产生川端上述作品。“孤儿情结和青年时代的连续失恋在川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则是少女崇拜和处女崇拜。川端早在幼年时期就相继失去了母亲和分手后只见过一面的姐姐，甚至都没有在记忆中为她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更没有从她们那里感受到女性之爱。对川端来说，母亲和姐姐只是一个存在，无法满足他对女性之爱的渴求；他需要一种代偿。于是，读者们便在早期的《伊豆舞女》、中期的《雪国》、《古都》和《千只鹤》以及晚期的《睡美人》等诸多作品里，发现了逸放着神秘色彩的美貌少女和处女。”（注：《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百年诞辰纪念专辑·前言》，《世界文学》1999年第3期。 ）和这一点紧密相连的是川端文学的“回归意识”。所谓“回归意识”是川端深悟东方的“无”的境界，徜徉于古今之间，在作品里经常让人的思绪回到人类的童年，解去身上的一切羁绊的操作。如在《雪国》中叶子在古朴纯真的大自然怀抱里唱出的发自肺腑的“拍球歌”。有的研究者指出，“从表面看去，这歌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含意。与其说它是语言的表述，毋如说是感情的直露。那是人类纯真的童年的呼唤。”（注：《川端康成——东方美的痴情歌者》，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48—49页。）在后来的作品《千只鹤》、《山之音》、《睡美人》中均表述了同一情思。如在《千只鹤》中信吾对儿媳菊子的关心逐渐地滑到危险的边缘，“从假面的眼睛里边，菊子一定是在盯视着信吾”，“信吾对着可爱的朱唇，差一点就吻上去。对于这种自然出现的不伦的恶情感到心跳不止”。对此，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心跳又意味着从停滞、凝固的时点上徜徉于古今的。但是生活却是现实的，它只能使人在现实的时点生活，为此，信吾终于没有越过这雷池一步。” 研究川端作品的“处女崇拜”、“回归意识”实际上已把川端作品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无论是《圣经》还是人类其他古老的典籍，都曲折地反映了人类成长的足迹。人类的成长是以被逐出“伊甸园”为代价的，从此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子孙就再也回不到昔日的故园。人类在文明的大道上越走越快，但这种思乡情绪也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潜藏在人类的心灵，它必然要通过文艺作品表现出来，作为人类生活的调解，满足人类思乡情绪的饥渴，而川端康成的作品在这方面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 对于川端康成与佛教、特别是与禅学的关系的注目始于80年代末，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一重要问题，如《川端康成的禅宗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该论文还谈到新感觉与禅宗的关系， 该评论者认为“川端康成的感觉与禅宗在体验世界的方式上是出于同一背景的。”（注：《川端康成的禅宗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92 年第1期。）在《禅与景、禅与语言》（《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 期）中，作者结合阐释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古都》论述了禅与川端的关系，“禅对川端康成的影响和渗透，在《古都》中首先以景物描写中体现出来”，另一点是“通过省略句式的作用鲜明地体现出来”。这种研究既从艺术上探讨了川端作品，也从作品的实质、核心——思想深层探讨了川端作品，这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对于川端康成《雪国》及其他作品艺术性的分析也明显地走向深入，我国作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刘白羽在《川端康成的不灭之美》（《不灭之美》，中国文联出版社）中说：“我的确喜爱川端的作品，每读辄有一种清淡、纯真的美吸引了我。那像影子一样内含的魅力怎样也拂它不去，溶化在我心灵之中。”在《川端康成：“感觉即表现”》中一位研究者指出，“川端的认识论中，糅进了佛教思想，与讲究直观体认的禅宗有一脉相通之处。‘自他一如’、‘主客一如’、‘万物一如’延伸下去，就接触到‘多元的万物有灵论’，也即一种泛神论。作家对宇宙万物，不是理性的思辨，而是直觉的感悟、性灵的点化。”（注：《川端康成：“感觉即表现”》， 《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有的研究者在《川端康成的虚实理论》（《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中指出， “川端康成对虚实这对范畴不仅有理论上的论述，而且将其深深地运用和渗透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不仅将它运用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结构组合、自然景物的描写等各个方面，而且渗透到精神方面，哲学思想方面，影响到他看人生、看世界的态度和方法。”（注：《川端康成与虚实理论》，《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 ）《川端康成的镜子视觉艺术》（载《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1 期）通过对《雪国》、《古都》等作品的分析，指出“川端康成的镜子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日本文学从《源氏物语》以来形成的独特的美学传统——悲与美的统一，纤细、细腻的情感，四季感的艺术手法。这正是川端观照一切的根基”。（注：《川端康成的镜子视觉艺术》，《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 ）这些研究都使川端康成的创作与日本文化传统关系方面的探讨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 研究川端康成作品的深入亦体现在对川端作品探讨的范围、范畴的扩大和深入上。一般来说都把川端康成看作“纯文学”作家，但近年有的研究者通过认真地剖析《山之音》得出了这部作品是“中间小说”的结论。这位研究者指出，“《山之间》则较好地表现了战后日本家长制家庭彻底解体，价值观、民主意识完全改变背景下的家庭矛盾及生活面貌”，（注：《典型的中间小说——论川端康成〈山之音〉的创作》，《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认为《山之音》是“典型的中间小说”（重点原有——引者），亦即战后纯文学作家在一定时期内所创作的通俗性文学作品”。（注：《典型的中间小说——论川端康成〈山之音〉的创作》，《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笔者认为，从这篇论文我们倒可以看到，对于川端康成作品采取社会学批评方法阐述仍然有生命力，它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批评方法，关键在于要针对不同作品有不同侧重，而且要将各种批评方法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绝非搞拼盘，而归根结底是要发掘出新的东西。 近年从社会学批评角度基本否定川端其人其作的论文仍然出现。有的评论者认为，“尽管川端声称，《伊豆舞女》中男主人公是以作者为原型，而《雪国》中的岛村则不是，但我们对岛村默默流动的意识的解析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川端一贯的人生态度；因为无聊赖而引发的对于尘世最平淡的观望态度。可以说，岛村得川端神髓。”（注：《畸形爱恋的诗化演绎》——〈雪国〉探赏》，《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川端小说的思想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人们精神彷徨无依的真实心态，但在总体上，因其强烈的虚无主义倾向而使思想趋于没落。川端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的叙述方式。”（注：《畸形爱恋的诗化演绎》——〈雪国〉探赏》，《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我们不必针对这种观点匆忙作是非判断， 这种完全相左的评论在其他作家研究中是少见的，而在我国川端研究中持续了20年，从繁荣学术的角度来说它是好事，为此它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力争全面，争取言之有据，使读者信服，吸收各种研究方法切近川端，是近年川端研究的一大特色。如对《雪国》的研究，有的研究既吸收社会学批评的成果，同时将人类文化学、神话学研究、意象研究方法引进川端批评。对驹子、叶子形象的分析，从日本民间故事传说蚕的由来入手，指出作品中标识驹子特征的关键词“清洁”（与蚕的关系对应）和标识叶子的关键词“声音”、“回声”（与神对应，因为“回声”一词在日语中也具有“蚕神”之意）与川端康成曾译介过我国关于蚕神的传说有关。此外，在《雪国》中还有“在记载绉纱的古书里，也引用了唐代秦韬玉的诗”这句易忽视的话，川端实则透露了《雪国》里蕴含了将神话传说、意象融进作品的机微。收在《全唐诗》中的秦韬玉的诗只有36首加上一则残句。与绉纱有关的只有两首，一为《贫女》，一为《织锦妇》（见《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在《贫女》诗中有大家熟知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名句，可见，川端对中国古典文学是熟悉的，他是否读过李商隐的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尚待考证，但《雪国》中驹子与叶子的意象恰恰可以用它来点明。（注：《春蚕到死丝方尽——以〈雪国〉中驹子、叶子形象为中心》，《日本学刊》1999年第4期。 ）川端不少作品融多种写法于一炉，我们可从不同视点去解读，总可以获得新意，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重新崛起的影响下，从80年代后期开始，川端康成研究也开拓了新的领域。1989年，一位年轻的研究者写出了《从接受美学看川端康成研究》，他认为“一部作品的思想艺术并非恒定不变，而因邦异世隔的见仁见智不断变幻。一部川端文学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执不休，足见其艺术价值的多维性和隔时性。”（注：《现代日本经济》1989年第2期。）1994年， 一位研究者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发表了《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川端康成走向世界》，力图全面地看取反映在川端创作中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内在规律和具体体现。如果从比较文学领域来说，近年出现了将川端康成与我国作家郁达夫作比较研究（如川端的《伊豆舞女》与郁达夫的《迟桂花》（注：《名作欣赏》1989年第6期。）、 川端的《雪国》与郁达夫的《沉沧》（注：《国外文学》1990年第2期。））的新趋向。 《川端康成和中国文学》是个很好的论题，但该文只是从《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关系来阐述川端与中国文学关系，如果能直接从川端作品和川端本人与中国文学关系入手进一步开拓这个课题，会更加满足人们的阅读期待。 三 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在下个世纪川端康成研究在我国将会有哪些发展？这是每个川端康成研究者和日本文学研究者都要思考的问题。 上述问题是以实证的方法收集、梳理了最近20年里我国研究川端康成的一些情况，（难免挂一漏万），对于将来的展望将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种推测。 一、已经存在的事实表明，川端康成研究在我国将不断深入。 近年川端康成作品的译本还在不断增加，一种作品有多种译本，都达到出版者认可的印数，这在眼下是值得注意的事情。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会是多方面的，大略分析似可作如下结论：首先是人们对川端康成的认识逐渐加深了，过去许多像谜一样的东西在不断破译，像小说具有悬念一样，这倒引起了更多人的浓厚兴趣；同时，在下个世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将会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景观，而川端康成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正如作家余华所述：“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来自东西方的两位作家，在1982年和1986年分别让我兴奋不已。虽然不久以后我发现他们的缺陷和他们的光辉一样明显。然而当我此刻再度回想他们时，就如在阴天里回想阳光灿烂的光景。”（注：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不灭之美》，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人们期待通过对川端康成的研究切入东西文化交融的深层次问题已非常自觉。 当然，这也显示了我国文学评论界已超越了以社会学批评为主流的批评模式，进入到文学批评的多元时代。人们不再苛求一位作家的所谓“完全正确”，只单单追求于从作品中汲取教化作用，而对于一些很复杂的作品已更具有消化、处理能力，这些会成为推动川端康成研究深入的重要因素。同时中日两国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后文化交往频仍，日本文学研究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很好的环境也是一个原因。 二、这一研究仍将是多元的。上述事实已证明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的川端康成研究已突破以社会学批评方式为主流（甚至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方法）的局限，为此许多新的成果不断涌现，这是一个进步。然而事实证明这并不等于要完全抛弃社会学批评方法，而只是表明多元的批评模式的共存。就是在日本，实际上那种实证和社会学批评方法仍然在川端研究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在1997年3 月出版的《国文学解释与鉴赏》别册——《川端康成〈雪国〉60周年》（注：长谷川泉、平山三男主编，至文堂，平成10年3月5日发行。）这本书开篇即是一系列文章对《雪国》的背景的实地考证，对《雪国》中驹子的模特儿松荣和故事发生地汤泽温泉的高半旅馆的一系列发掘材料。 任何国家、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都要经过过滤，本民族文化传统、国情、人们的阅读习惯等等，都会成为一种滤器，对于川端康成的作品也毫不例外。为此，我国读者、研究者永远不会采取对川端作品的简单认同。国内的多元的研究也将会互相取长补短，目的在于取彼之长，滋养自己的文化。 三、这种研究将不断拓宽其领域。通过回顾可以看到在以往的川端康成研究中已表现出不断开拓的趋向，但是，就其主要倾向看，对川端康成的研究还存在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川端的不少作品的研究尚未涉及或者刚刚触及而未深入，对其创作的许多专题研究也需深入，广大读者期待着这种拓展。 四、川端康成研究已经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态势。在已往的研究中已经出现将川端康成的创作与宗教、东西方文化比较、人类文化学、神话学、医学、心理学、民俗学、叙述学等等结合起来研究的实际，这种趋势将会更迅猛地发展，也将会更广泛地吸引学者参与、介入，而且要求川端康成研究者扩大自己的视野，主动向相关学科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利于自己研究的深入。 五、如何让更多的人全面理解川端康成，从川端康成作品中吸收有用的精华，扬弃其作品中的糟粕，仍然是一件十分艰巨、细致的工作。正如前引余华所说，川端康成作品中缺陷与光辉同样明显，不同层次的读者其感受会有不同。有一本给中学生使用的百科全书，在川端康成辞条下，笔者把他的代表作选为《伊豆舞女》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人们阅读作品往往是从表面层次中得到感受，为此像《雪国》这样的作品，一般读者总不能像研究者那样进行复杂的理性探讨式的阅读。所以说，川端康成研究还会给读者起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这酷热的夏季完成一次追踪川端研究的苦旅之后，我抬头望见了季羡林先生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热点》丛书所写的题辞：“到了二十一世纪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将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再现辉煌。季羡林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注：《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热点丛书》，吉林摄影出版社，季羡林先生为该丛书总顾问。）这也是我作这次文化苦旅的一个祈愿。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99/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