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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任何学科的最初出现一样，文学人类学开始就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它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吗？它究竟是属于文学还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吗？它从哪里来，将来又向何处去？等等，文学人类学似乎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至少目前如此。然而，由此带来的争论却远远超出了文学人类学这一名称本身的意义：在社会变迁和学术转型的世纪之交，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来定位一个新兴的学科？ 一、社会变迁呼唤学术转型：文学人类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人文语境 人们一般都认为，一个新的学科名称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结构形态——社会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人们的认识领域，就内化为寻求准确的思维界定和表述的客观需要，即对发生的变化如何定性。尽管学科最终要被提交到似乎掌握着某种“知识立言权”的学术界面前定夺，但社会背景却始终是左右其态势的基本要素，那么，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之交的社会背景又是怎样的呢？“二战”以后的20世纪下半期，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多元局面，许多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抱着自身的民族情怀，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全面冲击西方一元霸权体系。在文化思潮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力举本民族文化，提倡保持多元文化。同时，这一时期科技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变整个世界， 由于交通和信息的发达， 计算机、 信息高速公路、intnet网络等， 完全打破了世界的隔离状态， 预示了“世界一体”（one world）格局诞生。当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 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等之间的相互接触越来越频繁，使原来分立的人文世界逐步向一个“地球村”转变。 社会学者把这个世界一体化的现象称为Globalization（全球化）。因而，在面对人类共同的环境问题、 人口和粮食问题、民族关系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问题等等，要求我们在全球意识关照下，沟通、宽容与互补。所以，一方面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霸权，提倡多元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联合，共同面对人类的普遍问题。世纪之交的社会变迁呼唤着文化转型，也呼唤着学术转型。 社会的需要推动人们认识的更新和变化，尤其是在认识方式上的重大转变。过去，我们习惯逻辑思维方式，从很多现象里面抽象出一个共同的东西，它成为一个抽空的结构，没有具体的时空。可到20世纪下半期，这种思维方式有了变化，转向了强调自我意识，看问题时并不按照一定的规律：即现象后面一定要有本质，偶然后面一定有必然，或者符号后面一定要有一个符号所代表的终极意义。从现象学上说，我们不再单是面对客观，寻找二元结构，一切随人的变化而变化。人不同，人的视野也就不同。如果说以前追求的是“让世界观察我。”现在则是“让我观察世界。”于是，各种观点、理论粉墨登场。逻辑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固定的空间，而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则强调以人为主体的拓扑性空间，它是离散的、没有中心、没有权威，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解构”思维。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现代学术界提出和接受一种新的命名，与其说是实际需要的反映，毋宁说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者本身的立场、视角、观点和方法的不同而主动作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人类学的产生，既是对世纪之交社会变迁的学术呼应，又是在“解构思维”下催生出来的“新生儿”。 二、边缘学科的“发散性”转化为一股强大的科际整合力量，直接促成了文学人类学的诞生 文学人类学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学科分类进行反思。可以说，给任何一门学科下定义，都意味着主观对客观的“阉割”。不管是什么学科，没有一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有的。学科只不过是人类在认识事物过程中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符号”。这种符号是必要的，因为学科的分类是把人类认识对象具体化，从而对某一专题、某一专业、某一方向的认识更精深，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学科都是手段。而学科一旦建立，无形中会树立各自的“壁垒”，各自为营，自主发展，所以，科学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一方面，学科的分支越来越多，越分越细；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对人自身的研究又必须采取多学科的综合、比较方法，才能形成较综观的认识。因而，又要求打破学科之间的界线、各学科交叉、互动，甚至在原有的相邻学科之间，生长出新的学科，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边缘学科”。如人类学、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地球物理等，这些边缘学科由于“先天”具有的“发散性”，可触及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对于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 为具体学科的新发展和学科之间的勾连起良好的作用。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人学，人可有不同的分类：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于是，便有不同的“人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总之，分类的标准、立场、视角不同，“人学”也就不同。不同就需要比较，比来比去，似乎越比差异越大，结果走进“死胡同”，到头来一回头，却看见原本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体的。人类学又是什么？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传统的分类认为它可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再细分下去，似乎无所不包：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分得越具体，作为人类学学科本身似乎越没有“个性”，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整个儿一个“万事通”，套上什么都管用，所以，有人戏称之为“边界不设防”的学科。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构架也是“自我否定”式的推进：从古典进化论到传播主义，从功能主义到文化相对主义，直到现代出现的各类理论学派等。这些都说明什么呢？这些说明，一方面，边缘性学科的辐射性强，覆盖面广；另一方面，又说明长期以来的学科之间的分类而造成的“壁垒”已成为各自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打破障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新视角、新观念，边缘性学科就能为此起到良好的科际整合作用。 文学是边缘性学科，人类学更是边缘的边缘，但它们都是研究人的科学，本来就不应该划定界线。长期以来被人类学界奉为臬圭的名著《金枝》究竟是属于文学还是属于人类学？当然是人类学，它是一部古典进化论思想的经典之作，但凡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它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是20世纪以来少有的几部作品之一。而且，其英语文本被认为是英语的典范，被誉为现代派文学的“里程碑”。可见，文学和人类学是相通的，那么，文学人类学究竟是什么呢？1997年1 月中旬在厦门召开了“中国首届文学人类学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的与会代表有李亦园、乐黛云、汤一介等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其学术背景涉及文学、人类学、宗教、音乐、艺术、哲学、经济学、美学等，大家对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阐述各自的观点。归纳起来， 大致有以下7点：1.认为它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解释文学本身的问题；2.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人类的思想；3.是文学和人类学的互动或跨学科的研究；4.把文学作为一种人类存在的方式来进行研究；5.从人类学出发来论证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6.用人类学的全人类的角度来关照文学，还原世界的多元本色；7.通过文学的基本形式来搜集或探索人类学的共同东西，人类学有用的、跟文学可共享的一些材料和知识。 综观这些观点可以发现，文学人类学既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没有自己的方法和理论，它只是一个范围，一个研究的视角，用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的话说：“文学人类学只是一个学会，只是界定它的活动是什么。不必要争论学科属性，早下定义，我们这个学会只界定大家交流的范围就可以了。”所以“文学人类学的提出和建立，预示了一种新的知识体制的变换，一种更新，也可以说是诞生”（乐黛云语）。那么，文学人类学的学术范围是什么呢？很显然，一个是文学，一个是人类学，这两个不要，也就不是文学人类学了。至于以谁为主、学科互渗等方法和立场，完全是学者个人的操作，文学家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做，人类学家从文学的角度去做，或搞音乐、艺术等学者从自己的角度去做，都不会改变个人的学术方向和兴趣。往哪个方向做，就以哪个方向为主，各人有各人的开拓、有各人的创造，这也是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 三、文学人类学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预示着学科发展的战略性归宿 文学人类学的提出和建立，预示了一种新的知识体制的变换，一种更新，它既是对过去陈旧的知识体制的“解构”，又是对新的知识体制的“重构。”在这个重构过程中，由于个人的学术背景、学术方向、知识结构和兴趣都不同，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文学人类学”，究竟它是属于文学还是人类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起来，到一定时候，确有必要下定义时再给一个界定也不迟，如果一开始就强求一个学术规范，在条条框框下运作，反倒会窒息这门新知识的持续生成和发展。其实，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萧兵先生是研究文学的著名学者，他最近几年的工作都集中在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学性文本”的阐释上，如对《诗经》、《楚辞》、《老子》、《史记》等文化解读，形成了他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这些庞大的学术成果就是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现象，这种崭新的研究视野就是文学人类学的精神所在。当然，文学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借鉴不单是对人类学中研究原始民族、原始文化的文本进行“破译”，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人类学现代意义上的发展。那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本土化”趋势和对地方性知识的熟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文学人类学最宝贵的手段，在调查中习得丰富的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这是文学人类学的“源头活水”。比方说，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倾听被访者的讲述，不仅仅是异文化的习得过程也是一个双方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因为作者可当场修改、补充、感受到当时的语境或参与祭祀仪式，观察到族群认同的现场反应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展演”（Culture Performance）。在展演中，多方形成互动。 互动关系表达了种种社会脉络、社会关系，有很大的空间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性文本之种种背景，而且这类人类学的著作语言通俗、易读。如李亦园教授的《人类的视野》，乔健先生《漂泊的永恒》就是这类作品的典范。 又比方说，在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一个传统定式，那就是对文本的解读一味地对知识结构的追求，对真理追求，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的追求，结果却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人类学所具有的丰富的乡土知识、却能为其很多一般性规律提供坚定的附着点。 20世纪也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的重组和更新，必然打破传统的知识体制，形成新型的知识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越来越多地采用自然科学常规的定量分析、数学模型和实验室方法，并且，往往直接吸收、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表述方式；自然科学也在关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从中吸收指导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些表明，不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部出现学科之间的整合，而且它们之间也在互动和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人类学的诞生意义远超过这一事实本身，它只不过给学科整合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又一个“示范性样本”。学科发展的最终归宿必将是在不断打破学科知识分类，尔后重组，尔后又打破的循环反复中前进。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并不是要求把什么都变成现代的东西，而是用现代的眼光、思想、头脑去重新评介，重新诠释我们古人所创造的辉煌文化，让它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和其他各民族文化一起来解决世界文化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使人在未来生活更幸福，更美满，这是我们追求的“新人文精神。”我们既不能用完全解构的、离散的、后形而上学的办法来做，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囿于一个中心，囿于一个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怎样反对中心主义，反对绝对文化相对主义。怎样利用文学的、人类学的资料来研究人类面临的困扰，这是文学人类学最根本的目标所在。文学人类学任重道远。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