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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修边幅的老人正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低沉地朗诵着自己的诗，突然，从大厅的后头传来一个妇人恼怒的叫声：“大声点，你这愚蠢的老家伙。”听众震惊，在他们回过头后，气氛骤然轻松了很多。这位诗人正是 英国现代派诗人与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而那位妇人就是诗人的妻子赫塔（Hetta Empson,1915-1996）。提起燕卜荪，我国英语界的老前辈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其实首先并非因为其诗其文（均非常晦涩，据说甚至连其本国学者都难以读懂），而是因为他与中国英文教学的因缘。可以这么说，他几乎是40年代以后中国英文界大家以及中国现代派诗人的一代宗师。 燕卜荪先生于1937-1939年与1946-1951年两度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与战后复员的北京大学任教，共长达七年时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了“莎士比亚”、“三、四年级英文读本和作文”、“英国诗”、“欧洲名著选读”中的《唐·吉诃德》（该课由多位教授主讲）、“英国现代诗”等课程。据大多数当时学生的回忆，由于战乱，图书匮乏，他讲莎剧《奥赛罗》及英诗中的乔叟和斯宾塞的一些诗篇时，凭记忆用打字机打出全文，油印后发给学生阅读。这件事日后为其学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津津乐道，甚至在其晚年被授予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时，宣读的赞词中也曾提及此事。至于其讲课及人格的魅力，我们就来听一听诸多见证人的回忆吧。王佐良说：“（他）教书极为认真负责，造就了一大批英国文学研究者和许多诗人。”李赋宁说：“燕先生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初步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这在当时我国的外文系是极为难得的。”许国璋说：“我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秋和1938年春，在南岳和蒙自他同我们一起研读过的那些伟大诗篇。读着美妙的诗篇，诗人燕卜荪替代了先生燕卜荪，随着朗读升华为背诵，词句犹如从诗魔口中不断地涌出，大家停下了手中的笔记，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诗泉，这时，学生、先生共同沉醉于莎翁精神之中。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袁可嘉说：“这个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外语系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和教授，如叶公超、燕卜荪……他们在介绍现代派文学方面起了先锋作用。……当时在外语系的师生中，热衷于现代派的真不少，除已提到的几位教师外，还有穆旦、王佐良、杨周翰、杜运燮、郑敏等人。”最先写怀念文章（1943年）的赵瑞蕻说：“当时，有好几位教授班上都挤满了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闻一多先生的《诗经》和《楚辞》、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和我们的诗人燕卜荪先生的‘英国诗’与‘莎士比亚’。这几门功课的盛况给予避乱在寂寞山中的人们多么珍贵的鼓舞。而燕卜荪先生的课更有一种引诱人的力量——那是除了敬仰之外，更有新鲜与好奇这两种潜力。”因此，作为一名来华执教的外籍人士，近七十年来不断为其中国学生和同事所常常记起或怀念，也就不足为奇的了。 其实，当时的学生对于燕卜荪先生是剑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的高足，其成名作《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以及该著在英美学术界已引起的重视并不了解。当然，关于其归国后的学术研究及其他种种经历，由于中西多年的交流不畅，我们也不甚了了。赵毅衡自称曾在80年代研究燕卜荪，但终于未见其有专著出版，仅见他有一篇受到巫宁坤（用英文写了《回忆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 Remembered”]，发表在英国期刊《批评季刊》[The Critical Review]1987年6月号，并被燕的母校杂志《剑桥评论》[The Cambridge Review]在次年6月转载）与赵瑞蕻（写有文章《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启发后写的《燕卜荪：某种复杂的意义》。而今，燕卜荪两大卷的传记《威廉·燕卜荪的一生》（William Empson:ALife）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齐，该社甚至还出版了《威廉·燕卜荪书信选》（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Empson）。以上新著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位曾让一代中国诗人与英美文学研究者受到过教益的“外教”，将发挥“填补空白”的作用。在这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之际，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传记第一卷名为《威廉·燕卜荪——在官人之间》（William Empson.Volume One: Among the Mandarins, 2005.700pp.），可见中国经历在其中的位置。该卷从追溯燕卜荪的祖先以及家庭出身开始，直到他于1939年“二战”爆发后离开中国途经美国回国结束，该年他33岁。来中国前，燕卜荪经历了其人生及学术生涯的几件大事。1925年，他入剑桥大学的马格达莱纳学院（Magdalene College）念数学，在“异端”会议与学生会的辩论中常能听到其“无力而愤慨的短促尖叫声”，并开始以剧作家和诗人扬名。1926年，在当时剑桥的学生文学期刊Granta上发表评论，作者认为其关于著作、戏剧与电影“草率而尖刻”的评论成为了他批评思想快速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1928年，与他人共同创办《实验》杂志（Experiment），力图将艺术实验、哲学实验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结果被Granta斥为“聪明的年轻人可悲地尽讲废话”。在本科期间，燕卜荪，用自己的话说，沉湎于“让人头晕的夸夸其谈”，其诗歌创作是“孤独与受难”的产物。作者追溯了其部分“苦难”：对一位同性古典专业学生的单相思（《书信》组诗中包含的绝望）、与一位女博士生短暂的灵肉放纵（导致了其辉煌的学术生涯的中断）。1929年6月，他获得了“特别荣誉”一等学位（据赵毅衡的说法，1927年他改学文学，因此他获得的是文学学位），并享受马格达莱纳学院奖学金。但不久，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他称之为“爱之引擎”），校方取消了其资格，并将他逐出了剑桥（“奇怪饶舌的小城”）。燕卜荪剑桥生涯的终结让他专心于自己的处女作《复义七型》。在该著里，他并不认为晦涩（因词法、句法、心理因素分为七类）与思想的深刻相得益彰；他想证明的是，当晦涩被一位娴熟的诗人运用时，便能表达我们非言语现实中许多方面的模棱两可或令人惊奇的经历。在传记作者看来，这是在张扬批评的敏感，反对科学主义，与他的导师瑞恰慈走的是不同的路线。经导师介绍，他1930年远赴东京当英文教授。在那边，他因为酗酒以及不听劝告执意同学生与女性保持密切接触而时有丑闻。1934年合同期满不再续约，他回到故地布鲁斯伯里，过着清贫、散逸的生活，恰如诗中所说“渐渐地劣酒充溢着整个血管”。 1937年，燕卜荪乘坐跨西伯利亚列车来到中国，此时北京大学已南迁。他随当时在中国推广“基本语”（Basic English）的瑞恰慈夫妇乘船去了香港，随后到中国内地边走边聊。当时三校在长沙、衡山建立临时大学，燕来到这里报到，并著有长诗《南岳之秋》（“Autumnin Nan-Yueh”）。诗中有“四人居室，两位教授将就，"谈心，论道，不缺朋友。（当时他与哲学家金乐霖同屋）”“诗易，散文难记，"伍夫人名篇，很好回忆。（学生回忆他常弃书朗诵，此似可为证）”（许国璋译）等内容。燕关于中国的诗还有《中国》（“China”）、《中国谣曲》等四首。传记作者在此澄清了一些传闻佳话，如他认为燕并未默写整部《奥赛罗》，因为他手中备有一部1850年版的莎剧全集。1938年，他随学校继续南迁到昆明，并开讲英国现代诗———奥登的《西班牙》。就在这一年，奥登与小说家依修伍德来到中国采访抗战，并写下了诗歌与日记合璧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他们在中国并未相见，但1939年燕回国途经美国洛杉矶时，正是奥登借钱给他购买返程船票。 传记第二卷《威廉·燕卜荪———对抗基督徒》（William Empson: A Life. Volume Tw Against the Christians.824pp.）记述他回国后进入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后担任中国部主编，但他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工作，战后，他举家（已有妻儿）来到北京大学教书。该卷对他的二度来华描写不多。1952年回英后进入“外省”的一个较小学校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担任英文系主任，直至退休。在该卷，作者对燕的怪异婚姻关系、双性恋、酗酒、在公共场合常有失体面，当然还有对他本阶段的许多晦涩的学术著作做了具体的描述。他的经历与性情就像他的诗作专著那样卓立独行，看来也只能在谢菲尔德大学这样远离“中心”的地方才能生存下来。传记作者约翰·哈芬登（John Haffenden）是燕卜荪生前“钦定”的。他查阅过所有能接触到的有关档案，并采访过英国、美国、中国与日本仍在世的当事人，自1984年燕去世后编辑了一系列他的散文集与诗集，堪称燕卜生权威。最后，请允许我抄下赵毅衡的一段话结束本漫谈： “1983年9月，巫宁坤教授有机会到英国访问78岁高龄已经退休的燕卜荪，细数联大北大同事别后的坎坷生平，感慨万端。巫宁坤邀请燕卜荪重访北京，而且‘不必演讲’。不料燕卜荪回答说：‘我喜欢演讲！’可惜，这个在中国演讲了半辈子的20世纪大学者，第二年就去世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1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