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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下面就几个重要问题作一下简要回顾。 一、作者问题 (一)作者之争 明人早已指出,《三国演义》是明人罗贯中所编。后来鲁迅、郑振铎等人都认为是罗贯中。 也有学者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认为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是此书的作者。 (二)罗贯中生平之争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卒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推断约在1330-1400年。80年代,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推断罗贯中生于1315-1318年,卒于1385-1388年。 (三)罗贯中的籍贯之争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两种观点: 1. 东原说 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中认为,《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 杜贵晨在《<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罗贯中籍贯“东原说”的外证与内证》中认为,历史上东原即山东东平。从《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署名等情况看,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即山东东平人。 2. 太原说 鲁迅、郑振铎等人从《录鬼簿续编》出发,认定罗贯中是太原人。 刘颖等人认为“太原”应为“东太原”,亦即“东原”。刘世德《罗贯中籍贯考辨》则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 二、成书年代之争 1. 宋乃至唐五代说 周邨《〈三国志演义〉非明清小说》一文中,从关羽的赠号、关索故事、以及地名的释义等处,推论“《三国志传》演义诸本成书,似可从宋金上朔至唐五代”。 2. 元代中后期说 章培恒、马美信在以嘉靖本为底本排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文宗天历二年( 1329 年) 之前。”这一时期约为元中期。 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所作》一文中认定该书为元代中后期作品。 3. 元末说 刘友竹、陈铁民 、周兆新等人认为“三国演义成书应在元末。 4. 明初说 胡邦炜在《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中认为应该成书于明初。 5. 明中叶说 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 张志和等人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三、版本问题 关于嘉靖本,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所作》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罗贯中原作。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认为嘉靖本虽是今日所见《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但他认为非罗贯中原本,是“张尚德定本”。 柳存仁的《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考察了志传系统版本与演义系统版本,二者文字出入甚大。他认为“目前所见之数种《三国志传》,其保存《三国》小说之旧有形象,实当更在嘉靖本以前无疑。”他还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它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 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在《〈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演义〉版本演变探索》中从关索或花关索故事出发,论证了《三国演义》版本的演化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 日本学者中川渝在《〈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中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 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 ———毛本。 日本学者上田望在《<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中,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三国》版本后认为:众多版本又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 。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卷本 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 张颖、陈速在《有关〈三国志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中比较了演义本与志传本情节的不同处,得出结论:《三国志演义》存在三个系统的重要版本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包括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象斗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 周兆新在《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在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细致的考语后指出:嘉靖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原作;《三国志传》与嘉靖本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认为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 英国学者魏安在《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认为《三国演义》的版本基本演化关系为: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分别刊行于明中叶, AB 系统为官本或江南本, CD 系统为闽本。由CD 系统分出C 支,D支,AB系统中的B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 刘世德在《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四种考略》中,认为明代四种书目著录的《三国志演义》肯定是刊行于“万历初年之前的嘉靖年间,甚至可能是嘉靖以前的版本”。他还在《关于<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的几点思考》中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的演变经过了六个阶段,现存于世的有两个嘉靖刊本,一是嘉靖壬午本,一是叶逢春刊本,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歧异,但是基本骨架都是相同的。” 张志和《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认为黄正甫刊本系《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张宗伟在《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中从黄正甫刊本卷首的《三国演志叙》和黄正甫本人生活时代看,都证明黄正甫刊本成书年代不早于嘉靖本。章培恒在《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认为黄正甫刊本是一个后出的、草率不负责任的本子,否定了张志和观点。杜贵晨在《关于罗贯中〈三国演义〉著作权问题》认为黄正甫刊本是一个补配、拼凑晚出的本子。 日本学者中川渝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较,以及能够证明黄正甫活跃在万历末年前后的有力证据———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兴贤日记故事》等为证据,证明黄正甫本决不是最早的《三国》版本。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于毛宗岗评点本(以下简称毛本)与嘉靖本的优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本优于嘉靖本,如张国光《毛宗岗继承金圣叹小说理论评改<三国演义>的贡献》;第二种观点认为嘉靖本优于毛本,如徐中伟《不可等量齐观的两部“三国”》、宁希元《毛本<三国演义>指谬》。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种版本各有优劣,如刘敬圻《<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等。 四、主题研究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众说纷纭,主要有如下观点: 1. 拥刘反曹说 这种观点有人也称之为“尊刘贬曹”或“尊刘抑曹”, 50年代吴组缃在《关于<三国演义>》中认为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首先就在于他接受了群众口头创作原有的“拥刘反曹”观点,并加强了它,使之更加鲜明突出。他还在《谈<三国演义>》中说:“‘拥刘反曹’的思想,就是人民群众对三国争胜的态度,就是他们的政治见解和理想愿望的表达。”80年代以后,叶维四、冒圻在《三国演义创作论》也持这种观点。这种看法未抓住小说主要人物,且有把素材、部分题材及作者就事论事的个别看法误做主题之嫌。 2. 人才说 赵庆元在《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中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于朝贵的《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王基《〈三国演义〉主题新探》等也持同样看法。 3. 悲剧说 黄钧在《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中认为,通过三国近百年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故事,《三国演义》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你死我活,弱肉强食,兽性取代了人性,暴政强奸了仁政。这不单是三国时期的社会现实,而且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显示,这不单是蜀汉集团的历史悲剧,而且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悲剧。 4. 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 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中提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通过三国时代尖锐复杂矛盾的描绘,以及各种典型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作者对圣君贤相的风云际会,鱼水相谐的政治理想的思慕和追求。 5. 兵不厌诈说 任昭坤在《〈三国演义〉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中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三国兴亡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战争描绘,着重揭示了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能否灵活运用“兵不厌诈”的思想。小说处处突出的是曹操、诸葛亮、司马懿三个主人公运用“兵不厌诈”的原则如何取胜。这种看法抓准了小说主要人物,但却把《三国演义》当做《孙子兵法》的演绎,忽视了小说作者独特的生活感受和看法。 6. 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 鲁德才在《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中认为《三国演义》“描写了封建社会分裂与统一的过程,揭示了地主阶级各类人物镇压了黄巾起义以后,怎样争得统治权和丧失统治权的经验教训。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可以争得霸权,用什么样的思想和策略争夺天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又会丢掉统治权”。 7. 乱世英雄的颂歌 齐裕在《乱世英雄的颂歌》中认为《三国演义》是用历史学家犀利的政治眼光和严肃态度来抒写自己“有志图王”的雄心,探索汉末三国兴衰隆替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表现在地主阶级各个政治集团的争夺中,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图王霸业,采取什么策略才能在群雄逐鹿的时代里取得胜利。作者对曹、刘、吴三个集团是一视同 仁的,谁做的对就赞扬,反之就批评,从而比较正确地总结了汉末三国的历史经验,所以说,它是一曲乱世英雄的颂歌。这种看法概括《水浒传》主题则可,用来概括《三国演义》则有点不得要领。 8. 多层主题说 胡世厚在《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中提出,像《三国演义》这样一部“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的鸿篇巨制,企图用三言两语概括它的主题是很困难的。它的主题是多层的,主要有三点: ①反对分裂,歌颂统一; ②抨击昏君,渴望明主; ③赞美忠义,抨击奸伪。这种看法是把作品意义误为主题。意义可以见仁见智,主题则客观确定唯一。 9. 反思历史说 陈辽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中结合罗贯中的其它历史小说和戏曲,认为罗贯中写这些作品是对历史进行反思,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反思”长篇小说。 10. 市井细民写心说 刘知渐在《〈三国演义〉新论》反对提主题,主张只谈倾向。他认为《三国演义》是由说“三分”的“市井细民”说出了“市井细民”对三国故事及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又被书会才人写进了《三分事略》,即《三国志平话》之类,后来罗贯中写《三国志通俗演义》接受这种思想,成为主要的思想倾向。此说用倾向代替主题,犹如用脉搏代替心脏。 11. 保国安民说 黄祖良《保国安民是〈三国演义〉的基本主题》认为,谁能“保国安民”,谁就能克敌制胜,统一天下,反之必然遭到失败与覆灭。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贯穿全书的线索,作为这条线索的灵魂,就是“保国安民”。 12. 天命说 潘承玉《纷纷世事无穷尽, 天数茫茫不可逃》提出《三国演义》主题是反映天命观。全书的情节内核是对天命的理解与阐释,全书的感情基调是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 13. 皇权欲说 叶松林在《皇权欲:〈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中提出,“如果仔细探究其所描写的全部战争的源动力,以及构成、制约和导向战争的动因,便会发现《三国演义》中的的英雄、征战、成败,其终极目的,无一不是为了争夺统治天下的皇权。故可以说:皇权欲,就是《三国演义》的真正的主题。” 14. 强者的颂歌说 王志武在《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倾向》中认为小说反映了“天下归一”的主题。后来对此看法作了修正, 他在《竞争中的强者———<三国演义>人物竞争论》中认为“对于《三国演义》这种表现社会竞争主题的历史小说只能从社会竞争的角度去评价。”“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强者的颂歌。”在他的《〈三国演义〉———强者的颂歌》中进一步认为:“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至西晋统一近一百年自由竞争的历史。”曹操、诸葛亮、司马懿这三个出身比较低微、和平时期难有出头之日的人物凭借自己的才智武勇纷纷显露头角。他们是三国这段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强者,其他人物都直接间接地陪衬或烘托这三个人物。《三国演义》就是从各个方面歌颂这三个出身低微的群雄竞争中的强者。他在“《三国演义》的人物结构和主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3期)中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 15. 主题模糊说 欧阳健在《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中认为“主题”是一个迷糊的概念。罗贯中不一定事先就设计了明晰的主题,他对于自己的创作意图,无只言片语留存,要从全书八九十万字看出其主题是不容易的。由于各种原因,读者从《三国演义》中领悟到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对于主题,真正科学的态度不是要求明确,而是要求模糊。这是“不可知论”、“无中心论”在主题研究上的反映。 五、艺术手法 1. 人物形象 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当中被大家广泛关注的研究得较为深入的话题。围绕《三国演义》人物是否是“类型化典型”,还引发了一场争论。 傅继馥《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将西方文论从类型说到典型说的发展理论运用于《三国演义》的人物研究,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属于古代的类型化典型。 黄钧《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中认为《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模式化的人。 但是,石昌渝《论<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则不赞成“类型化典型”的概念。认为“既然是典型的就不能是类型化,因而“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刘上生《古代小说人物艺术的起点》也不同意类型化提法,而代之以“特征化艺术典型”。他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是一种从人物个体实际出发而着意突出其某一性格特征的形象塑造艺术,其主要内容包括性格的单一性、稳定性、群体性。 至于《三国演义》具体人物形象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物身上。 2. 虚实关系 虚实关系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国演义》研究中的争论较多话题。主要围绕着《三国演义》是实多虚少,还是虚多实少,虚实关系是否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而展开。 一种意见认为《三国演义》实多虚少、虚实关系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的。如:何满子《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摆动》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基本符合史实而以虚构情节缘饰的作品”,其“虚构已具有艺术的真实”。曲沐《<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中认为《三国演义》“较为重要的人物和主要历史事件都是属实的”,其艺术成就“在于它是正确处理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人们称之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宁希元《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虚实关系》认为《三国演义》做到了“逼真的虚构和史料活用的辩证统一”。叶维四、冒圻在《<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中也认为《三国演义》“达到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较为完美的统一”。 也有人认为《三国演义》是虚多实少,虚实关系没有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如:傅隆基《<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认为《三国演义》“是基本不符合史实的,主要是虚构出来的作品”。熊笃《<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指出,《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而是有更多“虚”的成分。“不宜机械地搬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条准则来评价它”。刘绍智《ò三国演义ó的反历史主义》也认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这个命题不正确。范宁《<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认为,要求历史小说必须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或小说自小说,历史自历史,各不相干的观点都是不够全面的。作者为了使作品思想倾向更明确,更突出,有时需要“改造”事实。虚构这种方法在《三国演义》中到处都是,而且往往是这部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 除以上所说的人物形象和虚实关系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以外,对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语言艺术、结构艺术、叙事艺术、战争描写艺术等也有很多不同观点,因为篇幅有限,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