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人关系历来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文学家热情关注的一个永恒命题。 “天人合一”所界定的天人关系的基本内涵包括：其一，天主宰人，人效法天；其二，天人一体，同质异形。这两种基本内涵的终极指向都是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相处。反映到美学追求上，则表现为对物我相谐、天人融通所蕴涵的圆融、中和之美的赞赏和崇尚。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审美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三国演义》等古代章回小说的创作构思和谋篇布局同样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天人合一思想及其思维模式对《三国演义》的叙事系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方面是指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强调天人相互关联、融通以及感应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具体细节和宣扬天人感应、天命思想的诗词歌赋等等。宏观方面则是指小说作品在情节设置、结构布局等方面追求一种中和圆融的审美理想，努力营构和谐而完满的艺术境界。正是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及其思维模式的介入，由于微观影响和宏观影响的交叉作用，《三国演义》的叙事系统形成了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叙事时空的自由灵活 《三国演义》叙事始于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 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时序纵横112年。然而，这漫长的历史在作家笔下不是拘泥流水，却被自由处理、灵活设置。瞬间故事可以铺张在广阔的艺术空间，数年历程也可以在简短的叙事中完成。小说的叙事机制完全打破了客观历史时间的均匀和次序，换算成作家对历史生活的整体把握和审美再现。在全书自由灵活的叙事时空的营造过程中，包括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具体细节在内的，大量强调天人相互关联、融通以及感应的感性内容，无疑功不可没。最典型的例证，当属书中屡屡安排感应、征兆等现象反复出现，并借此完成叙事场景的自然转换，由彼及此的空间变更必然造成一定的时间跨度，这一时间跨度往往可视文本需要而灵活设置。书中的第63回交待庞统之死，先就以孔明寄书出兵西川的刘备：“亮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谨慎”［1］，给读者强烈的心理暗示， 后更以“落凤坡”的巧合和“预计三分平刻削，长驱万里独徘徊，谁知天狗流星坠，不使将军衣锦回”的诗叹、“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龙”的童谣强化了宿命的残酷和生命的无常。在庞统死前，本回的叙事焦点锁定庞统，叙事场景延展于取西川的征途。庞统死后，本回的叙事焦点锁定孔明，叙事场景切换至众将留守的荆州城。其间则借天文乾象完成了叙事场景的自然转换——七夕佳节，众官夜宴，“只见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从天坠下，流光四散。孔明失惊，掷杯于地”，放声痛哭：“今夕西方星坠，庞士元命必休矣！”“今吾主丧一臂矣！”再如第33回完成了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叙述，若按照曹操这条线索，接下来该是挥师南征统一全国的雄才伟略。就像书中所写：“程昱等请曰：‘北方既定，今还许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诸君所言，正合吾意。’”但在全书的叙述程序中，刘备应在曹操南征之前遇孔明，否则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火烧赤壁、智算华容等好戏就无法上演。因此，作者在此又设置了一些神秘的感应细节。先有曹操夜观天文，领悟：“南方旺气灿然，恐未可图也。”继而见金光一道从地升起，曹操命人随光掘之，得一铜雀。然后牵动曹操留曹植与曹丕在邺郡造铜雀台，自己则将大军人马班师许都，分兵屯田，养精蓄锐的故事情节，为此时尚寄居刘表处的刘备三顾茅庐赢得时间。 以上述种种透着“天人合一”哲学底蕴的神秘细节， 促成了叙事时空的灵活切换，调度着叙事节奏的疏密张弛，使小说的叙事时空更为自由灵活，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故事的整体把握和宏观安排。可以看出，尽管作为第一部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情节处理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幼稚之处，然而，利用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具体细节和宣扬天人感应、天命思想的诗词歌赋来促成叙事时空的自由灵活这一技巧却运用得炉火纯青。如此多的天象、征兆等与人事相连，如此多的亦仙亦人的奇士游走在天命气数与人事作为之间，究其原因，除了史传与话本对该书的倾心灌溉，我们也不难发现作者对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的兴趣，以及他对天命与人事之奥秘的参悟与理解。 二、叙事机制的摇曳生姿 由于宏篇巨制的体制要求和受到话本叙事方式的影响， 章回小说往往具有十分强烈的“缀段性”，即，全书故事既服从一个共同的主题，又仿佛若干个较为完整的情节片段连缀而成。在这种连串式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因果联系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小说家需要技巧地设置叙事的逻辑端点，以保证故事的顺畅叙述、情节的引人入胜以及结构的严密完整。一些带有天人合一色彩的具体内容往往由于其对小说所产生的生发作用和整合作用而充当叙述的逻辑端点，促使一个个情节音符编织成动听的故事乐章。小说的叙事机制也正是由于天人合一的具体内容所产生的生发作用和整合作用的叠加而更显得活力四射、摇曳生姿，并且还散发出几丝若明若暗、扑朔迷离的玄秘气息。 生发作用是指前文出现的天人合一的具体内容预示了后文的发展趋势， 作者遂以这一内容为依据和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的组织和布置。除了前文提及的事例，《三国演义》第1 回开篇对灵帝时期种种“不祥之兆”的详细描绘也十分典型：青蛇蟠龙椅，雷雨加冰雹；洛阳地震；海水泛滥；雌鸡化雄；山岸尽裂；黑气飞入温德殿，虹霓显现于玉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就是要强调“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而将其置于全书首回，不仅生发出黄巾起义、群雄逐鹿、三国鼎立这一段千古奇文，同时还积蓄了强烈的神秘氛围，令读者在一种战战兢兢却又无比期待的心理态势的驱使下去阅读后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内容作为叙事机制的关键环节决定了整部小说的人物命运和发展趋势，显示出持久的生发效果。此外，《三国演义》中往往有一些天人合一的具体内容的生发效果虽无法持续全书的始终，但也能牵引出一系列跌宕起伏耐人寻味的故事。如，书中第78回写曹操梦见梨树之神扬言“吾知汝数尽，特来杀汝”并“仗剑砍操”，惊醒之后便觉头痛不可忍。作者根据这一虚构的故事展开了因果循环的情节链条。神医华佗在曹操“遍求良医治疗，不能痊可”的情况下出场，提出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彻底治愈曹操的脑疾。奸诈多疑的曹操却认为：“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于是将华佗下狱严刑拷问。罗贯中在此将情节线索一分为二，一面交代曹操的不治身亡，一面又继续为华佗故事划上句号。华佗在狱中得到吴押狱的每日以酒食供养，吴的明理尊贤恰恰与操之粗暴无知形成鲜明对比。华佗感激吴的恩情，死前以所著《青囊书》相赠。正当读者庆幸：神医虽死，术有传人，不料又冒出吴押狱之妻将《青囊书》烧毁，只剩下记载阉鸡阉猪“小法”的一两页残稿：“惆怅人亡书亦绝，后人无复见青囊。”吴妻的一席话更如当头棒喝将这种不幸抬升到整个人类的高度：“纵然学得如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神妙如华佗，仁厚如刘备，睿智如孔明，权变如曹操统统葬身于三国纷争这场历史浩劫之中，战争消耗掉的是整个人类的智慧、文明以及生命，何止区区一个神医、一本“青囊”？！战争模糊了贤愚贫贱的界线，只有消逝与虚无成为人人服从的“茫茫天数”，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大悲剧。作者从曹操的感应梦幻起笔，而头痛，而延医，而华佗，而押狱，而青囊，直到吴妻的人生哲理，在极为有限的半回篇幅中以凝练的笔墨收放自如地塑造了多个人物，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主观情感，点染了小说的悲剧氛围。追本溯源，“梨神之梦”的生发作用功不可没。 整合作用是指小说中的天人合一的具体内容往往充当故事情节的中心链条， 推动各个叙事单元紧凑衔接、连贯一气，从而促进小说的叙事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三国演义》中水镜先生司马徽为刘备指点迷津的情节就是典型一例。刘备在未遇司马徽之前，事业一直处于低谷。虽然曹操在第21回“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际就宣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但此后曹操平定北方、孙权坐领江东，“英雄”刘备却少有建树，甚至依附刘表，险造杀身之祸。三国鼎立的格局亦如天缺一角，迟迟未能归位。直到刘备跃马过檀溪遇水镜先生，刘备的遭际和全书的叙事才别有洞天。亦仙亦道的水镜先生及时出现，用童谣（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到头天命有所归，泥中蟠龙向天飞）将刘备的崛起解释成天命所归、天意使然，让人们认识到刘备之所以能够飞龙在天、建立蜀汉，不仅在于自身素质——“英雄”，更在于外在机遇——“天命”，同时荐举“伏龙、凤雏”让这种“天命”找到了逻辑支撑。一首暗藏玄机的童谣也由此引发世事浮沉的神秘感和得道多助的认同感。小说第35回“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至第37回“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以及第38回的“定三分隆中决策”等一系列故事无疑是联系前后情节的重要内容。它一方面总结了前文故事，蜀汉将兴、三国鼎立的格局至此已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又借司马徽的预言“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交待了后文的情节归属，暗示星落秋风五丈原以及三分归一统的悲剧结局，从而使小说的叙事系统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爱·摩·福斯特曾说：“情节是小说的逻辑面，它需要有神秘感， 但神秘感的东西必须在以后加以澄清。读者可以在扑朔迷离的天地中进行探索，而小说家却不能。他必须驾驭自己的作品，在这儿投下一线亮光，从那儿留下一丝阴影。他还要不断自问，用什么办法才能使情节取得良好效果？他事前应心中有数，要置身于小说之上，动笔之前，要始终考虑因果关系。”［2］（P84）《三国演义》中许多精心构思的天人合一内容往往将在后文中予以情节逻辑上的解释，并将其纳入小说的叙事系统之中，使其发挥生发作用和整合作用。天人合一的具体内容具有强烈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它们既预示了情节的必然趋势和最终归属，使故事直奔统一的目标而形成整体系统，同时又留给情节的具体运作以多种可能，使小说的故事情节在既定与不定之间充满跳跃性、吸引力和神秘感，这一摇曳生姿的叙事机制使小说的叙事结构越来越显得严整圆满。 三、叙事结构的严整圆满 天人合一作为小说结构布局的指导思想，导致小说家在安排叙事结构、 故事模式时有意无意取法天道，模拟天道以成人文。《吕氏春秋·圆道》云：“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古人由于生产力低下，对自然认识尚停留在感性阶段（这亦是天人合一的产生契机），故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并因为寒暑往来、日出月落、昼出夜伏、秋收冬藏等有规律的自然变化与人事活动而逐渐形成天道循环的观念。《吕氏春秋》所言之“圆道”，也意味道“圆通周复”，“轮转而无废”的循环。即《易·泰·九三》所谓“无往不复”，《老于》所云“（道）周行而不殆”等等。周敦颐《太极图》以圆中圈空为“无极而太极之象”，朱熹直接说：“今日一阴一阳，则是所以循环者，乃道。”（《朱子语类》卷七十四）所以，以“循环为特征”的“圆’，成为中国人思维与表达的心理根据和模拟对象。体现在小说叙事艺术上则表现为章回小说叙事重照应，刻意追求回环往复的结构效果，从而使大量作品形成前后呼应、首尾关合、严整圆满的叙事结构。 与《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等章回小说往往要借助“谪世”、 “转世”之说和报应轮回观念，从而形成谪世模式与转世模式两大叙事模式以打造严整圆融的叙事结构不同，《三国演义》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形成严密的叙事大框架，天道循环的历史哲理与回环往复的叙事结构达到精巧的统一。小说开篇第一段即议论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六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汉帝，遂分为三国。”结尾又议论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前者注重“合久必分”，后者强调“分久必合”，由此构成汉——三国——晋分合相衔的历史轨迹。在分合相衔的大框架之中又包含着魏蜀吴三家由创业到灭亡的相互对峙而又相应交叉的三个主要叙事框架以及展示董卓、袁绍、吕布、刘表等昙花一现的个人历史的无数较小的叙事段落。每一个叙事框架或段落同样拥有严整圆融的结构。以曹魏为例。起初，曹操往往以汉家忠臣的面目示人，随着势力的逐渐强大，曹操也渐渐撕破伪装公然欺凌君王。曹操曾先后两次扑灭汉献帝的密谋活动，诛杀了董承、董贵妃、伏完、伏皇后等人，严酷镇压异己力量。书中第24回“国贼行凶杀贵妃”和第66回“伏皇后为国捐生”充分暴露了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的本质，也可以视为曹魏集团萌芽和壮大的标志。到第80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献帝被迫筑受禅台禅位曹丕，曹丕降旨封献帝为山阳公。曹丕代汉自立，曹魏集团的势力达到颠峰。第109回“废曹芳魏家果报”则可以看作曹魏集团衰亡的先兆。 司马昭在篡夺曹家大权后，同样也扑灭了魏主曹芳的密谋活动，诛杀了张缉、张皇后等人，与曹操当年的做法如出一辙。第119回“再受禅依样画胡芦”， 魏主曹奂亦筑受禅台禅位给司马炎，司马炎亦封曹奂为陈留王。至此晋承魏祚，曹魏集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曹操和司马昭一前一后两次“屠后”，曹丕和司马炎一前一后两次“受禅”，四次宫廷政变勾勒了曹魏集团由盛而衰的发展轨迹。“两汉经营事颇难，一朝失却旧江山。黄初欲学唐虞事，司马将来作样看。”“当年伏后出宫门，跣足哀号别至尊。司马今朝依此例，天教还报在儿孙。”“昔日曹瞒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四十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晋国规模如魏王，陈留踪迹似山阳。重行受禅台前事，回首当年岂自伤。”正如点缀在这些章节中的诗句的反复咏叹：作者有意加强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从而凸显“天道循环”、“因果报应”的历史观。毛宗岗的《三国志演义回评》也指出：“献帝有衣带诏，曹芳亦有血诏；汉有伏后之见弑，魏亦有张后之见弑；汉有伏完、董承之事泄，魏亦有张缉之事泄。报应之反，何无分毫之或爽耶？”［3］（P473～474）从叙事艺术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屠后”、“受禅”的循环往复、首尾呼应更强化了叙事结构的严整圆满。“纷纷世事无穷尽，茫茫天数不可逃”。《三国演义》正是在这种多重回环结构的相续相套之间展示出三国时代变动不居、周流不殆的政治谋略与尘事风云。循环往复、首尾呼应在叙事过程中的反复使用，显示了古代小说家以“天道圆”的观念把握生活、自觉追求圆通完满的艺术美感。 “哲学与文学是同一质地的不同样式”［4］（P270）。双方可能基于大致相同的思索和追求而相互联通。天人合一对《三国演义》叙事系统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当然远远不止上文所论及的三个叙事特点。但是，叙事时空的自由灵活、叙事机制的摇曳多姿以及叙事结构的严整圆满无疑是《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接受天人合一的影响而在叙事层面所产生的最为突出和集中的表现。把握这些特点，又可以算作是对章回小说叙事艺术和结构技巧的一种剖析和挖掘。由此深入，我们可以在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关系的认识的同时，对《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的谋篇布局甚至思想内蕴勾勒出清晰的影像。 【参考文献】 ［1］罗贯中．三国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3］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4］R W·比尔兹莫尔．文学的例证与哲学的混乱［A］．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