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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把描写人作为艺术构思的核心，对人的欲望作了充分的展示，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中融进了肯定与否定、对立与统一的意识。 《金瓶梅》打破了以往文学主要表现崇高和优美的限制，把生活中的丑大量引入文学，并使之转化为具有肯定性审美属性的艺术实体。 明朝中叶以后，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时思想意识领域里也出现了反对理学禁锢、张扬个性解放的新思潮。社会矛盾的加深和各种价值判断的泛起、交错及冲突，使《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得以改变以往作家的审美定势和观察社会人生的方式，而采取一种新的艺术视角去建构艺术大厦。这种变化，促使了小说创作内在机制的调整，使小说的潜能进一步开掘出来。因此，《金瓶梅》的面世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 我国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发轫于宋、元话本，至明初已蔚成大观，到明中叶又有新的发展。从取材上看，《金瓶梅》以前最有代表性的三部长篇，虽然各有特点，但毕竟离现实比较遥远。产生在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前者取材于历史，以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尽管经过作者的加工创造，不免带有现实的印记，但是它毕竟是过去的现实；后者也取材于历史，描写的是英雄人物，表现的是他们的反强暴精神和奇才异能，带有很大的传奇性，是夸大了的现实。出现在明中叶的《西游记》，取材于神话故事，以描写神魔为对象，具有浓厚的浪漫和幻想色彩，是折光了的现实。而《金瓶梅》的作者则完全摆脱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话小说的题材模式，把艺术的目光投向了现实。他以市井细民为描写对象，描写的是现实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反映的是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表现的是世俗人情和生活欲望。因此它更逼近于现实，象现实本身那样丰富多采，象生活本身那样生动逼真。兰陵笑笑生以现实为视点，进一步开拓了长篇小说的题材领域，这无疑是一种新的超越，是对小说美学的新贡献。 《金瓶梅》假宋之名，写明之实，直刺时事，展现的是明代中叶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6世纪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正是朱明王朝急剧地走向衰落，社会风气日渐浇薄的时期，社会矛盾的尖锐激化，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致使朝政陷入不可收拾的困境。产生于这个时期的《金瓶梅》，恰如一面镜子，真实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种种黑暗和丑行。兰陵笑笑生艺术构思的基点是暴露。如何暴露？他在前人没有提供任何艺术借鉴的情况下，独辟蹊径，寻找了一个崭新的艺术视角，以新兴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西门庆的家庭为中心，以西门庆发家史、罪恶史为轴线，上挂朝廷、官僚，中连大户豪绅、地痞流氓，下接市井细民，展示出明代中叶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描绘出济济跄跄的各色人物，刻画出芸芸众生的灵魂，反映出明代社会的新矛盾、新斗争。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本单位。笑笑生以解剖麻雀的方法来透视社会人生，这种以小见大，以一斑窥全豹的选材方法，无疑是一种创造，他为我国长篇小说的取材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这种取材方法为曹雪芹提供了艺术经验，因此脂砚斋说《红楼梦》“深得《金瓶梅》壶奥”。单就这一点而言，《金瓶梅》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金瓶梅》的作者以西门庆的家庭作为解剖社会的对象，而西门庆当然占据着整部小说的中心。他既是各种各样矛盾的焦点，又通过他辐射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反映出明代社会的整体风貌。首先，从西门庆身上反映出明中叶社会的新特点。小说对西门庆的发家史，经商活动和经营方式，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西门庆原是清河县的破落户，他继承的祖业是开生药铺，他利用各种手段积聚钱财，一步步发展起来，继而经营解当铺、缎子铺、绒线铺、绸绢铺，资本愈积愈多，铺面越开越大。他雇佣大批伙计为他经营贩运、倒卖，牟取暴利，他和乔大户合伙的绸缎铺，单本钱就有五万银子，韩道国在杭州一次就给他置了一万银子的缎绢货，“货船到，决增十倍之利”。除经营铺面外，他还包揽官派的香蜡，贩卖私盐以及放高利贷等。由此可见，西门庆是商业资本的占有者、支配者，从他的经营活动中，可以透视出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新特点。西门庆又是一个封建恶霸地主，“家中田连阡陌”。他通过蔡京的管家翟谦的介绍，巴结蔡京。由于送给蔡宰相大量的金银财宝，于是蔡京就委派他在山东提刑所做了个理刑副千户，使西门庆由“一介乡民”一下子跻身于官列。后来他通过送礼做了蔡京的干儿子，蔡京又提拔他做了掌刑正千户。有了蔡京这个靠山，连地方官都怕他三分，因此他更肆无忌惮地大搞商业投机，放高利贷，并且包揽诉讼，贪赃枉法。西门庆是以前小说中不曾出现过的新人形象，他具有恶霸、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是中国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富商大贾和新型官僚的典型。西门庆并不是当时社会的个别偶然现象，他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必然产物。笑笑生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个典型，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功绩。其次，通过西门庆的罪恶史，还揭露了明代社会的政治腐败，世风浇薄和道德沦丧，反映了明中叶思想意识领域里的新特点。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人际道德关系被金钱关系取代，金钱成了评判是非的标准。西门庆为了霸占潘金莲鸩死了武大，官府明知西门庆的罪行，只因“送了知县一副金银酒器，五十两雪花银”，不但不予惩办，反而把为兄报仇的武松刺配孟州。西门庆的靠山杨提督倒台，他受牵连，本应拿问，只因送了蔡京的儿子“五百石白米”（即银子），又送给右相李邦彦“五百两银子”，而得以逍遥法外。他奸骗了李瓶儿，气死了花子虚，陷害了蒋竹山，竟无人过问；他逼死了仆妇宋惠莲，赶走了宋的丈夫，又勾结官府害死了宋父，竟安然无事；他接受了杀主谋财犯苗青的贿赂，自得黄金三百两，又与夏提刑平分了一千两白银，出脱了苗青的死罪。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如书中所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钱能通神”，金钱成了法律的主人，公道成了人情的奴隶。所谓“国法”、道德，哪能抵得上金钱的魔力，金钱成了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润滑剂。对金钱的崇拜必然导致政治的黑暗腐败，同时也一定伴随着世风的浇薄颓败。正因为西门庆有钱有势，那班帮闲走狗、市井无赖，便趋附如流，颠倒奉行。当地的官员和亲戚朋友无不向他结交逢迎。他们整日花天酒地，沉溺于犬马之好，逐欢于酒色之中。西门庆的奢侈挥霍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一次请客就“费够千两银子”。他还纵欲无度，家中妻妾成群，在外还要奸人妻女，包占娼妓，就连女仆男童也不放过。西门庆荒淫无度的生活，正是明代统治者腐化生活的缩影。西门庆家庭兴盛之时，门前车水马龙，喧闹若市。西门庆一死，从妻妾到奴仆再到亲戚朋友，一个个全换了一副心肠。正如当时“街谈巷议”所云：“当初这厮在日，专一人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子；今日死了，老婆带得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鸡毛零挦了。”他的酒肉朋友也都“背恩忘义”，“反恩将仇报起来”。从上面这些情况，不难看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冷酷、虚伪和自私。人的灵魂能用冰冷的白银收买，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全随权势的有无而消长。真是“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真金无颜色”。《金瓶梅》就是这样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人情淡薄和世态炎凉。正如张竹坡所说的那样，《金瓶梅》是“一部炎凉书”。 总之，兰陵笑笑生创作《金瓶梅》选取了一个全新的角度，通过解剖一个家庭，刻画一个中心人物，来透视社会人生，反映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充分体现了作家小说意识的新觉醒。 二 兰陵笑笑生在建构《金瓶梅》时，不仅取材于现实生活，而且把描写人作为艺术构思的核心。文学是人学，文学家对人的关注程度如何，是衡量其艺术成熟的重要尺度。兰陵笑笑生生活的时代，封建社会稳定的神话正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思想解放的浪潮正在猛烈地冲刷着封建传统意识的腐朽堤坝，封建礼教所施加于人身上的种种清规戒律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主张满足和发展人的各种需求的社会思潮，把人的内部空间提高到了与外部空间同等重要的程度，人的感情欲望得到了充分肯定，判定人的标准不再只限于善恶两极。这种文化哲学思想的巨大变异，为作家提供了比较全面地认识人和评价人的可能性。兰陵笑笑生在个性解放时代潮流的濡染下，不仅提高了对人的关注程度，而且对人的欲望予以充分的认识，在《金瓶梅》中，他比较深刻地描写了人的复杂性，开始打破了好坏褒贬绝对不能兼容并包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首先，《金瓶梅》对人性，对人的各种欲望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在封建社会里，人只是作为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人只有通过某种范畴意识到自己。人的个性和欲望受到扼杀，人的自我实现的权利也受到了否定。明代统治者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作为维护和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武器，借以扼杀人的个性和欲望。笑笑生公然在《金瓶梅》中张扬人性，这不仅说明他站在了时代进步思潮的前列，而且表现了他的艺术胆识。《金瓶梅》中的人物，不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无不以自己所能够采取的方式，表现出对金钱、物质、权势的强烈追求，表现出对富裕生活的企慕，对尽情发泄情欲的向往，这是以前的小说中不曾有过的现象。小说的主角西门庆，原来是一个破落户，其父西门达虽然也经过商，但是只给他留下了一间生药铺，他为了发财，采取了许多卑鄙的手段。作家通过他由破落户到暴发户的发家过程，充分展示了他的金钱欲望，他奸骗妇女，发妾财，得知妓女李娇儿“富有巨万缠头，现愿择人而事”，就以由她管理家中钱财为条件，娶她为妾，结果“人财两得”。他得知寡妇孟玉楼“手里有一份好钱”，就贿通孟的姑母，骗娶玉楼为妾。他的邻居花子虚是朝中花太监的侄子，广有钱财，他就与花子虚结拜兄弟，并奸骗了花的妻子李瓶儿，诱骗李瓶儿带着全部家产嫁给了他。他的女婿陈敬济家在京中是豪富权要，在官场争斗中失势，敬济带着大批“箱笼”到西门庆家避难，西门庆欺陈敬济年幼无知，又是罪人之子，就把这笔财产吞没了。他还靠放官吏债，包揽诉讼发财。西门庆做了提刑千户的官后，更是贪赃枉法，大发横财。他靠这些不义之财做资本，大搞经商和投机活动，很快成了腰缠万贯的巨富，光他店铺的本钱就有几十万两银子，真可谓是一个暴发户。西门庆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大行钱权交易，先以金钱敲开权要的大门，继而认当朝权贵为父，官位步步升迁。西门庆有钱有势，在生活上就更加放纵和堕落，他吃喝玩乐，无所不为，书中着重写了他的淫欲。西门庆原来的一妻一妾死后，续娶吴月娘为继室，而后又纳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五妾，又收用了春梅、绣春、迎春等丫头，奸占了宋蕙莲、贲四嫂、如意儿、来爵妻等仆妇，还包妓宿娼、养外室，无所不为。他真是个好色之徒，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淫棍。总之，《金瓶梅》就是这样赤裸裸地、毫无顾忌地描写了人的如此复杂的欲望，在中国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对于《金瓶梅》对人欲横流的认知和描写，我们可以做出两点判断：一是作者选择西门庆这个暴发的富商作为描写对象，并且极力张扬他的各种欲望，这是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悖的，这说明作者是从具体的历史情势出发，已朦胧地意识到了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在现实社会中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意识已对封建社会进行着剥蚀和破坏。这是当时狂飙突起的思想解放大潮，给了作者以超越传统心灵结构的能力，是时代的审美趣味使然。二是作者对西门庆各种欲望认知的同时，还认为这些欲望的实现都是与邪恶分不开的。从总体描写上看，作者对那种不讲社会公德，一味追求金钱权势、毫无节制的糜烂生活，又是持否定态度的。传统道德以“灭人欲”为最高境界，然而如果从禁欲走向纵欲，从性禁锢走向性泛滥，同样也不利于自身的完善和人类的发展。人作为个体，他的生命过程始终存在着二重性，快乐原则绝不可能完全替代理性原则的支配，否则他将与环境发生冲突，受到严厉的惩罚。西门庆因纵欲过度而亡的结局，正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说《金瓶梅》的作者是抱着欣赏的态度来写性欲的，笔者不敢苟同。西门庆、李瓶儿、庞春梅等都在纵欲中过早地结束了他（她）们的生命，正是作者通过自然的惩罚来对他们的纵欲生活进行无言的鞭挞。如其不然，作者给他的主人公安排的可悲下场又将作如何理解呢？一方面对人性张扬和认知，一方面又对实现欲望而产生的邪恶进行反拨，这就是笑笑生的态度。诚然在《金瓶梅》中也掺杂着某些落后和庸俗的趣味，然而小说中所展示的人欲横流的现象和丑恶，在客观上正揭示了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行将崩溃，从而动摇了人们对整个封建社会的信心和期望。笑笑生从人性这个角度切入，去解剖社会人生，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视角。 其次，《金瓶梅》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中融进了肯定与否定，对立与统一的意识，打破了写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的片面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由多种色素组成的，他不可能是单色的。正如高尔基所说的：“人是很复杂的”，“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在人的身上掺和着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①这就要求文学家真实地写出人物的多面性，认识人性的复杂和他们所隶属的社会历史范畴的价值判定。《金瓶梅》以前的小说，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家对人性认识的局限，对人性复杂性的把握还不可能。在《三国演义》的时代，对人性的判定标准似乎只有善恶两极，也就是人们只具有道德的尺度而缺乏历史的眼光，而善恶的区分也只在于有私欲和无私欲。因此，《三国演义》的人物就只能是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了。《水浒传》对人性的复杂性认识有所提高，在对英雄人物的描写中融进了肯定与否定的因素，但是对坏人的描写中是绝对没有肯定的意识的。《金瓶梅》中似乎没有什么好人，但对坏人的描写中却也有所肯定。作者对自己笔下的恶人采取了比较辩证的态度。如西门庆对女色的追逐，说明他是一个十足的性泛滥、性虐待的荒淫无耻之徒，但是在某些时候他也不乏真情，他与潘金莲的“簾下生情”，与李瓶儿的“隔墙密约”，以及李瓶儿死后的痛哭，都可以说他流露出一些真情。情与欲本来是一体的，欲是本能，情是升华。单纯的情未免装饰着道德的虚伪，单纯的欲，只能解释为原始兽性。实际生活中，没有欲的情和缺少情的欲，都是难以存在的。笑笑生写西门庆的欲，无法祛除那色欲中的“情”的闪亮，从这一角度讲，西门庆又是一个欲与情一体的形象。即使如此，也改变不了西门庆恶人的质的规定性，他只是一个性欲狂，而绝不是一个“情种”。西门庆还是一个金钱狂和权势狂，他对金钱可以说贪婪成性，但是偶尔也可见他“仗义疏财”的“豪举”，在大庭之中也有时表现得“儒雅”、“大方”。总之，笑笑生对西门庆并没有脸谱化，单就这一点，与前代小说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人的本质和性格，并不总是处于恒稳状态的，相反却是处于流动、发展的状态，具有连贯性和变动性。《金瓶梅》就是写出了人物性格的这种“流动性”。这里仅以潘金莲为例作一说明。一提潘金莲的名字，人们就会与“淫妇”连在一起。如果把潘金莲仅仅视为“淫妇”，那么，这样看问题就未免有些简单化了。潘金莲是封建社会里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形象，她的一生是个悲剧，她有过追求幸福的希望，幻灭之后的痛苦，随之是堕落之后的疯狂。作者真实具体地描写了她的生活历程，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她性格发展的外因和内因。作者对她表达了既同情又憎恶的感情。潘金莲出身于一个下层劳动者的家庭。她的父亲潘裁缝是个小手工业者，不幸早亡。潘金莲无以为生，9岁被卖到张大户家作丫头。18岁时， 处女的贞操被张大户夺去，反而受到大妇的妒恨，把她强嫁给人称“三寸丁，谷树皮”丑陋懦弱的武大郎。美丽、聪明、有才情、有追求的潘金莲对这样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不满和苦闷，她抱怨说：“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个货？奴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②潘金莲与武大的婚姻本身就不合理，更谈不上有什么爱情，根本就不“合乎道德”。作者认为潘金莲这时的苦闷和不满足是可以理解的，他说：“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凑着少，买金的偏撞不着卖金的。”后来当潘金莲遇到西门庆这个有“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可意的人儿”时，双方有心，一拍即合。作者对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私通，并没有指责，而拿她与卓文君相比：“不独文君奔司马，西门今亦遇金莲。”潘金莲为了与西门庆做长久夫妻，她竟以“不合理”的手段，与西门庆共谋，害死了她的亲夫武大，从此走向了犯罪的深渊。到了西门庆这个妻妾众多的家庭之后，激烈的争宠斗争，进一步把潘金莲的性格扭曲，她的残忍、狠毒的性格在争宠中一步步发展。她用尽心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虽然暂时得到西门庆的宠爱，但是她只不过是供西门庆发泄兽欲的工具。在改变命运的希望破灭之后，潘金莲进一步堕落了。她以淫乱享乐为事，产生了尽情玩弄男性的变态心理。西门庆死后，潘金莲被卖，最后做了个刀下之鬼。作者向人们具体展示了潘金莲被污辱，被损害以至堕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批判社会的不公平。同时也合乎逻辑地写出了潘金莲性格形成的原因，表现了作者比较复杂的情感、态度。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作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重建，其形象的构成必定渗透着作家的自我意识，它是作家内在精神因素外向投射的结果。《金瓶梅》中的人物，不论是西门庆、潘金莲，还是李瓶儿、孙雪娥、庞春梅、应伯爵等人，作者都能注意揭示其性格发展的“流动性”及形成的原因，而且在人物性格的刻画过程中，作者的情感态度表现得比较复杂。兰陵笑笑生优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较深刻地意识到了社会、人的各种需求和人物性格形成的关系，在于他把自己的这种发现成功地表现于形象之中。 三 审美创造的生命是求新，而求新就意味着独特。兰陵笑笑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了以往文学主要表现崇高和优美的限制，而把生活中带有恶的规定性的丑大量引入文学的殿堂。他在《金瓶梅》中一味的描写丑恶，大量地描绘恶人恶事，并使之转化为具有肯定性审美属性的艺术实体，这是构成《金瓶梅》艺术美的一个惹人注目的特点。 《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其对象大多带有理想、超人的色彩，虽然这些作品也暴露丑恶和伪善，但是它们都是作为与美的善的比照而设的，作家的主要倾向在歌颂而不在暴露。《金瓶梅》则不然，它的作者直面现实人生，写出了丑，写出了恶，让丑恶在阳光下得到充分的曝光。兰陵笑笑生把恶作为自己艺术审美的对象，采取暴露的艺术视角，说明他对现实世界的审美体验是独特的，这是他对生活本质的独特发现。我们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地指责作者应不应该写恶，而在于判断他是否写出了历史真实，达到了艺术真实。道德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有一定历史内涵的范畴，道德上的善与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恶及其历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做过科学的论述，马克思在他的《道德化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批评了以道德观念对待历史的态度，他说：“任何领域里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存在的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③这说明历史的发展总包含着“否定”、“背弃”。即如“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说：“卑贱的贪婪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的动力。”④他在批评费尔巴哈时又曾这样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⑤当然，兰陵笑笑生还不可能具备这样深刻的思想，但是他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使他意识到了社会发展的这一矛盾运动。既然“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恶”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杠杆，那么，兰陵笑笑生大量地描写恶，就不只是对恶的一般肯定，而是一种超越了道德化观念的历史认知。并且，从审美创造的角度看，这种对恶的独特感受和理解，就使兰陵笑笑生在具体表现恶时必然要突破陈规戒律，见出他的个性特点。 《金瓶梅》中对西门庆等人金钱欲、权势欲和性欲的那些肮脏污秽故事的描写，充满了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尔虞我诈，营奸卖俏的恶行和恶德，从某种标准看，它是一种道德的倒退，但是，社会的进步又往往是以旧道德的倒退做为代价的。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忠孝节义本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这种观念的动摇，首先标志着社会的危机，标志着现存社会的价值认识体系受到了挑战。这正是中国16世纪后期急剧发展的商品经济对封建秩序冲击的结果。再则，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动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枷锁，使人性在某些方面得到解放。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历来重视社会伦理道德，人的本性只不过是第二义的。从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到韩愈的“道统”，莫不赋予人的本性以某种先验的规定性。宋明“理学”更是径直断言人性是“天理”的衍生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完全抹煞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作用，不但人的基本需要和权利被当做“人欲”，为“理”所否定，就连人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也被无情的“理”所吞噬。王阳明张扬心学，虽然他的目的是企图补救道德纲常的崩溃，但是他强调“心外无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以及“致良知”等，实际上把“心”提到了本体的地位，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力量，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晚明的一些进步思想家王艮、李贽等人，提出了思想解放的要求，要求从儒家圣贤偶像和经典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求恢复和顺应发展人的自然本性。《金瓶梅》所描写的人欲横流，与这一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应当做出两点认识：一是兰陵笑笑生对情欲的赤裸裸地描写，固然与这种要求人欲解禁的时代风气有关，但是作者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认识到“人的恶劣情欲”的天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二是在肯定人欲，肯定人性的正当发展和它的合理要求的同时，由于经济关系还没有从根本上为历史质的突破提供充足的条件，因此人的自然本性还不可能健康地发展，结果却畸变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恶劣膨胀，作者发现了这种恶劣情欲的膨胀，会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因而对这种纵欲无度又是不满的。由此可见，《金瓶梅》的作者在展示情欲时，思想上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对“恶”的认知，一方面是对“恶”的反拨。这种矛盾，从实质上讲，是两种价值判断在作家心灵深处冲突的表现。兰陵笑笑生正处在社会的嬗变阶段，他的思想出现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兰陵笑笑生不仅把恶作为自己描写的对象，而且在具体表现恶时，还把强力赋予恶，甚至将“恶”与“美”联系起来，在恶中发掘“美”，这是兰陵笑笑生审美创造的又一特征。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他塑造的那些带有恶的规定性的形象上。如西门庆是《金瓶梅》中带有一切恶质的丑的形象，但是，他的美学涵义，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典型。作家创造这个典型时，对生活中的丑进行了提炼概括，使其成为“某一类人的典范”，集中了同他类似的人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征，从而给读者提供了认识社会生活和这类人物心理状态的形象画面，这正是作为恶质典型的西门庆的美学价值。再则，由于《金瓶梅》的作者是从美的观念、美的感情、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鞭挞丑、否定丑的，所以从对丑的否定达到了对美的肯定和追求，这是《金瓶梅》美学意义的本质所在——描写了丑，却创造了艺术美。《金瓶梅》中的其他人物，象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陈敬济、应伯爵等等，大都达到了“真实的外界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表达”的美学要求，做到了人物典型化、个性化，从而产生了艺术魅力，获得了艺术生命。 注释： ①《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8—7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页。 ⑤同上书，第233页。 原载：《文史哲》1990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