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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文学渐渐从战争状态中苏醒过来，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消费的兴起而再度繁荣。但占据文学主流的基本是写实的作品，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线，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剖析和批判。另一条文学发展的线路是新闻写作的勃兴，大量良莠不齐的新闻报导式的文学或准文学“作品”充斥人们的阅读视野，使文学变成了一种消费品。在这一极度“写实文学”的狂轰滥炸下，流行文化迅猛泛滥，人们对艺术的感觉开始变得麻木，欣赏趣味甚至庸俗不堪，逐渐失去了对艺术审美的感觉。为了反拨这一状况，桑塔格在60年代初提出了“反对阐释”、追求艺术的“性感”、探索人的意识极致等口号，并积极引进和介绍欧洲大陆现代主义精英文化的作品及其理论，以期磨砺人们的艺术审美能力，警醒人们麻木的神经，从而在商品社会的大潮中构建一种“新感性”。她在怀抱这一目标写作大量文学艺术文论的同时，也按照自己的美学理念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恩人》和《死亡套件》，以艺术表现形式形象地阐发她关于“反对阐释”及追求艺术本体的美学思想，因此她的文学作品可以“被当作关于主体性的进一步展开的论文来读；(它们)非常像哲学读本，人物似乎仅仅是思想的载体”。 《恩人》的主题虽说可被理解成“思想的载体”，但又不可忽略其丰富性，因为它不单纯是为了展现反现实主义的手法，还涉及到了广泛的有关人类意识及潜意识的母题，如性欲、犯罪、梦境与现实的关系、性别与同性恋等，值得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解读。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布鲁丝(ElizabethBruss)把上个世纪60年代欧洲大陆理论对美国新批评的进犯看作是柯尔律治影子的再现。她在描述美国文学理论界发生的变化时说：“到了60年代末……建立在约翰逊的实证主义和阿诺德感性基石之上的英美文学界发现自己突然被一种异国的思考精神所缠住，这种精神受到一种不可言说的理论抽象概念话语的影响。”布鲁丝所说的实证主义和阿诺德的感性指的不外乎是表述清晰的现实主义和阿诺德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传统。但20世纪60年代末，这种传统在美国遭到了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手法的颠覆和挑战，而布鲁丝所说的柯尔律治的影子，指的就是人的精神与自然界精神的契合一致，心灵和想象在艺术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艺术家在创作时所借助的心理本能、无意识和情感冲动。 倘若我们分析一下桑塔格早期两部探索精神意识的小说的主题，就会发现它们与布鲁丝的论述相吻合。在《恩人》中，男主人公希波吕特被反复出现的梦境所困扰，他想对他的梦做出解释，一个朋友却劝他说： “……对你的梦最好的解释就是在生活中发现它。你必须超越你的梦。”主人公的生活和梦境在整个小说中一直处于竞争状态，而《死亡套件》的男主人公也同样被一种类似于梦境的经历驱使着，但他不能也不让自己以解梦的方式对其进行阐释。《恩人》中的希波吕特最初以为他的梦是在他身体的“内部”，但后来意识到它变成了他赖以生存的“困扰”。他说：“现在我全神贯注的事情并不在我的身体内部，而是一所我居住的房间……” 桑塔格的传记作者罗里森认为，《恩人》的主题与作者排斥道德和社会因素、追求艺术自律的美学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希波吕特的愿望就是让他的生活符合他的梦的直接性和感性(sensuousness)：“希波吕特的梦和桑塔格关于艺术的看法一样，是自闭独立的……他并不想阐释他的梦的快乐和痛苦，而只想让自己更切身地感受它们。” 小说《恩人》缺乏性格描写和情节发展，它奇异的人物和怪诞的事件与故事脱节。然而正是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反证《恩人》是一部反现实主义的“反小说”(anti-story)。桑塔格对人物性格塑造并无兴趣，她感兴趣的是人的意识活动层面，因此她的小说人物脱离生活，似乎在追求爱伦·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价值观，而按照爱伦·坡的理论，“小说应当着力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人格中以往被忽视的病态或者阴暗的方面，而且叙事要简洁明了……首先是削减背景信息，人物的年龄、身材、容貌、职业、家庭状况等等往往只字不提，甚至连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加说明。”综观《恩人》的结构布局，主人公希波吕特的确从不命名他居住的城市，只称它为“首都”；西班牙内战则变成了“一个坐落在南部的国家当时正在进行着的内战”。所以，小说仿佛是为读者举行的一场智力猜谜游戏。 此外，希波吕特只是很模糊地提到过他的家庭，甚至从未透露过他的姓。“他非常缄默，因为他不想让家庭或历史阻碍他的梦境。”那么，桑塔格在这部看似荒诞不经的小说中到底要表现什么?她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泄露了天机：《恩人》“是一种探求形式意识以及卸负(disburdenment)和沉默(沉默的诱惑)的反向努力”。她所说的“卸负”和“沉默”就是力求达到艺术的本体状态，因此“这类思想自然会导致非连贯性的写作形式以及拼贴、装配和清单排列(inventory)的技巧……即形式就是一种内容，内容是形式的一个方面”。桑塔格在另一次采访中还提到，“他(希波吕特)很吸引我，但我特别讨厌他。他没有目标，浪费生命，而且可恶。”可见，桑塔格笔下的人物并非按照现实主义那样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相反，他们只是她表现自己的理念与思想的工具而已。 桑塔格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创作她的早期小说的，即把它们当作一种精神意识领域中的实验，以拉康式的无意识的语言形式和想象力为我们的“意识”寻找“解药”(antidote)，以达到艺术救赎和抚慰心灵创伤的目的。其实，桑塔格并非完全不赞同现实主义的手法，而是认为它只是文学艺术表现的手法之一而已，她曾把现实主义比喻成引不起情感刺激的“丈夫”：“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为读者提供一个丈夫实实在在的美德：可靠、通情达理、宽容和体面。还有一些作家，人们看中他们的是作为情人的品质……女人往往容忍一个情人的特性——情绪化、自私、不可靠、残忍，而这些放在她们丈夫身上是不能忍受的。她们在前者那里是为了得到兴奋和强烈情感的回报。” 说到底，桑塔格看重的仍是艺术的自律以及艺术给人感官和意识上的审美感受，她在文学的认识论取向上把艺术家的定位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用区别开来。对艺术提出的应是美学而非哲学的诉求，评判一位艺术家并非依 据他身上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的素质，而是诗人的素质。 《恩人》的主人公绝不是加缪笔下的“榜样”式的人物，他的生活充满了荒诞、迷惘、困惑和非常人所能理解的梦境。大致的故事是：希波吕特是个大学生，一天梦见自己被困在一个房间里，后来出现了一男一女，对他施加虐待，自此他便把梦中的人和他生活中的人对号入座，按照梦中(包括后来的梦)发生的事情去生活，演绎出种种匪夷所思、荒诞不经的经历。贯穿整个小说的基本上是希波吕特亦真亦幻的梦境，最初他试图对这些梦做出“阐释”，后来终因无效而放弃。情人安德斯太太评价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则认为自己是个“怪人”，因为他远离“社会中心、习惯和趣味”。由此可见，希波吕特的形象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他脱离现实生活。奔波在一种梦幻和真实交叠的灰色地带，思维方式奇诡怪异，生活毫无目标。他崇尚自我放逐，怀抱着“一种个人的、与中心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态度，出于对中心意识形态的恐惧而自己选择了一个边缘位置”。不过，希波吕特的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怪异”却缺乏任何反叛的味道。他没有任何敌人或罪恶可去反抗，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反叛会导致精神失常，也会诱发“愤懑”(ressentiment)。詹姆逊通过辨认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从19世纪的文学文本中分离出了两个基本的意识形态素：愤懑理论和善恶二元对立的“祛伪”。他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运用愤懑理论作为他的解释理论的基石，认为尼采的整个历史观，他的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都是围绕着“愤懑”而组织起来的。尼采用这样的方法诊断总体道德问题，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把这一传统看成奴隶对其主子复仇的过程，以便剥夺后者贵族式的傲慢。‘在詹姆逊看来，“愤懑”既表现自身，又可自我再造，它是文明中摩擦和冲突的残留物(residue)，而意识形态素则是“社会阶级对抗性集体话语的最小单位”。然而我们通过对希波吕特的梦境这一最小意识形态素的分析，发现他并不想了解的真实情感，“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我对我的梦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把我的梦化为行动”。他的行动又表现为怎样呢?其模式是：一个处于文明之中而不与文明发生冲突的文明人。安德斯太太怀疑希波吕特盼望他爸爸早点儿死，希波吕特愤怒地回答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了?弑父者?”在希波吕特眼里，杀害自己的父亲不啻攻击文明的根基，是破坏文明秩序的行为，因此是不可思议的。可见，希波吕特心中并没有“愤懑”的感觉，他也不想过多地与世界和现实接触，而基本沉浸在自己的释梦过程中；他所制造出的种种有违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与让·雅克的同性恋经历、将安德斯太太卖给阿拉伯人等)都如同伊哈卜·哈桑在描绘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时所说的“自己与自己作对”，“自我质疑，又相互反诘”。他完全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一心诠释着他的梦，他的欲望就是通过他的梦“消除思想”而达到“统一”。“他坚持按照他的梦境的‘真理’而生活，并以一种美学的、非理性的方式演绎、贯彻他的梦。”为了追求个性解放，他发现“有一种比性和犯罪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梦……我惊奇地发现梦不是非法的。梦境具有多么灿烂的前景啊!多么愉悦!多么私密!你不需要任何人的配合，无论是男还是女”。从这段话里，我们隐约感到桑塔格把希波吕特的梦比喻成了艺术，只有脱离了政治及道德层面(性和犯罪)的艺术(梦境)才是“灿烂”、“愉悦”的。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前面我们曾提到的桑塔格自己所说的艺术所具备的道德意识的“卸负”功能。 然而，对梦进行阐释必然会掺杂阐释者的前理解，即他通过社会关系所获取的对社会的认知和偏见，使梦境的“真意”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似乎又有悖于桑塔格“反对阐释”的理论，所以后来在小说中索性连对梦的诠释也放弃了，希波吕特自问道：“干吗不接受梦的表层含义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需要做的就是彻底的全神贯注。在彻底全神贯注的状态下，黑暗角落便消失了，没有了感知和令人厌恶的形状，任何污秽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在全面留意的状态下，没有阐释的余地……”于是希波吕特的梦境开始向沉默转移，“梦教会了我永久性存在的秘密，让我从试图装饰我的生活和谈话的欲望中解脱出来”。肯尼迪认为，《恩人》所力图表现的是梦境的民主状态，其间“所有的现象——梦、真实事件和记忆——都被赋予了同等的意义，也就是说，已经没有了意义顺序和阐释主次的等级制”。桑塔格的意图似乎是在用寓言的方式对“阐释”进行全面彻底的颠覆。而其最终解决方案则是趋于“沉默”，也就是哈桑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所寻找出的“越来越‘归于沉寂’的趋向”。但我们这里的着眼点并非探讨桑塔格的《恩人》是一部现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而是要说明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包括桑塔格在内的一些批评家及作家以他们反映精神意识的作品对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拒斥和反拨。桑塔格无论在她的文论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所倡导的都是艺术作为自主形式的观念，而不是历史阐释的形式。 曾有批评家把希波吕特与伏尔泰的长篇小说《老实人》中的“老实人”相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差异。《老实人》是伏尔泰在启蒙时期所写的哲理小说中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天真淳朴的“老实人”由于自由恋爱被贵族从宫堡中驱赶出去，四处流浪。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历险和遭遇影射讽刺现实，揭露封建社会的野蛮。“老实人”和希波吕特的历险经历是十分相似的，但一个是在18世纪的现实社会中，一个是在“心理层面”，一个是用“喜剧的利刃”攻击“社会弊端”，一个展现的却是“个人特性”和“幻觉”。我们发现，启蒙时期的常识(理性)、喜剧和意义在讽刺社会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恩人》这部20世纪的小说却已失去了讥讽社会的功能，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伏尔泰的讽刺建立在社会风俗和人们普遍的信仰之上，而这些在《恩人》中却荡然无存。《老实人》的出笼完全是为了揭露批判社会，桑塔格的小说则不具备这一意图。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对某个个体，即希波吕特的微妙讥讽，但这与《老实人》所攻击的整个社会的广度无关。桑塔格在1974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恩人》和《死亡套件》一样，是一种线形叙述，包含着一些非系统化的模糊因素……因为我想敞开若干种可能的解读。”这部小说以“真实地点”、“真实姓名”、“真实事件”不在场的手法弱化了“愤懑”的因素，让希波吕特诸多梦境前景化，而这些梦又包含着不可解决的因素和事件，致使单一确定的阐释成为不可能。其实桑塔格的目的就是要构建一部“反对阐释”的作品，以昭示多元文化和社会的“现实”。在1979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桑塔格说希波吕特“是一种类型的‘老实人’，但他寻找的不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而是清晰纯净的意识状态，找一 种他可以适应的卸负的方法”。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桑塔格也是在借助希波吕特这个人物逃避现实。就连她自己也承认。希波吕特想抛弃现实的谵妄是滑稽和可笑的，“他想放弃醒着的世界，就像他无法压抑自己，不去做梦一样不现实”。因此“他的问题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本体论的。如同爱伦，坡的叙述者，他的问题并非他精神失常，而是他失去了一个可以衡量自己的标准或目标”。这便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个体生存状况的生动写照：失去自我、迷惘困惑、毫无目标。正因如此，希波吕特的精神探索历程才走向了神秘主义的极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桑塔格在刻意追求美学上的神秘主义、意识心灵探索的独特形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她描绘的人物身上折射出了她所处的时代的痕迹和和现代社会的现实。希波吕特玩世不恭、游戏人生、自恋、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性体验和焦虑不安，把生活当作一场漫无目的和失去意义的旅程的态度正是“现代人”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真实复制。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桑塔格的小说对现实的反映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形式、叙述手法上充满大胆、新颖、创见性的突破，正如约翰·韦恩(John Wain)指出的，“使美国欧洲化”。韦恩还认为《恩人》在心理分析方面已蕴涵着美国小说的新方向：“《恩人》中表现出的对心理分析的态度正是我们应从波德莱尔或阿尔弗雷德·杰里那里所期待得到的。诡异的描写充斥其间；美国的世纪突然转向了。” 《恩人》的故事情节荒诞不羁，缺乏逻辑性，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称其为“游戏”，里面的人物“毫无情节地、像望远镜的折口似地折叠在一起”。他说：“这样的行为……不是以我们现在的小说，或许至今为止所有小说的焦虑、摩擦和侵犯性为基础，而是建立在自恋和性欲涌现之上。”的确，该小说充满了幻觉、性欲、死亡和变形等象征，但正是这些超现实主义的象征性手法，使其达到强烈的感染力和“陌生化”的美学效果。希波吕特是千异化了的人物，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然而桑塔格并未用写实的手法塑造他的性格，而是用“手淫”(onanism)的象征刻画出他扭曲的心灵和孤独感。他曾向神父特里梭琴表白他“完全反传统的性倾向”，他说，“我完全看不出任何寻求伴侣的理由，因为一个人可以独自获取同样强烈和纯粹的快乐”。我们不能把希波吕特的话仅仅看作是他的性爱好，因为这与他的人生观和异化的性格紧密相连。他的梦境其实也是他“手淫”或“自娱”的拓展和延伸。因为在梦中“不需要伴侣，不需要任何人的合作，无论是男是女。梦是精神手淫”。我们不难看出，手淫是一种隐喻，它暗示着人的精神从工具理性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 希波吕特的手淫或自娱与杂志封面的性感女郎无关，否则他便失去了“怪异”性格的身份，而且那也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而他的乖僻和孤独感则体现在遁世和逃避现实方面。他对安德斯太太其实根本没有真爱过，和她在一起只是遵循他梦里的构想对梦做出解释，而他后来的妻子也只名存实亡，因为他从不与她做爱，每次他都“想着三样东西：鸡蛋、蝴蝶和鱼，每当我达到冥想的高潮时，我妻子就过来用毛巾替我擦干”。希波吕特的自娱是为了与社会或“他者”分离，他认为社会、友谊和爱的存在都是由于人无法忍受孤独的结果，爱是我们保持分离状态的障碍。那么怎样才能又有爱并又能保持自我封闭状态呢?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答案：自爱。 我们知道，詹姆逊所说的“愤懑”情结是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希波吕特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娱”状态是不是就摆脱或超越了这种“愤懑”，抑或其本身就是一种“愤懑”的表达方式?或者两者都成立?显然，希波吕特所具有的是20世纪而不再是19世纪的思想意识形态，他所追求的与社会分离的意识欲望可以说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这种思想肇始于浪漫派时期，但到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美国，已有所变异且愈演愈烈。现代消费社会在资本的操纵下已使人类的自由空间日益缩小，致使空间的紧张感加剧，从而导致人的异化程度加深。人不得不逃遁于自我，用一张迷惘、焦虑和封闭的大网将自己包裹起来，以抗拒社会带来的无名恐惧。希波吕特就是这样一个无法适应社会、与社会习俗格格不入的人物，然而他却不是一个穷途潞倒、自暴自弃的社会弃儿，而是最终以超越自我、获得精神自由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希波吕特最终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英雄，他的精神独立终于取得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胜利，“似乎他的自恋癖也摆脱了他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而引起的妄想狂”。从广义上说，希波吕特在精神自由方面取得的胜利是指涉桑塔格所处的时代的，他的胜利也自然就摆脱了后工业社会工具理性对人的精神奴役和控制。然而，正如巴索夫所指出的，这只是一种“后世的”(posthumous)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而已，是桑塔格美学理想的美好诉求，为此我们不能只从表面上去认同希波吕特的“安详”享受的形象，而应该把希波吕特的形象看作是桑塔格为“探索一种美学感悟轮廓”而使用的媒介。 《恩人》既然是一部探索精神历程的实验体小说，它必然会给我们在阅读方式上带来一定的“颠覆”或“障碍”，让读者感到无法从情节的荒诞性中提取出清晰的“意义”。这种叙述形式上的“陌生化”其实正是桑塔格想要达到的效果。她最不愿意的就是选择一种“充斥着道德和美学花环的感悟”作为她的创作模式，而是希望“唤起一种充满异国情调、明显卑微的”感悟。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卑微琐屑”的小角色，而且都过着一种与众不同、有违社会常规的生活。譬如经常给希波吕特出主意的让·雅克白天是个作家，晚上便换上各色男人或女人的服装，出没于各种酒吧和色情场所拉客当同性恋，而且一会儿当男，一会儿当女。安德斯太太有自己的家庭，但却充当比她年龄小的希波吕特的情人；希波吕特把她卖给阿拉伯人时，她还心甘情愿，被阿拉伯人折磨得遍体鳞伤逃出来后仍执意缠住希波吕特不放。情节的开放性和多种解读性正是超现实主义小说与传统叙述手法的差异所在，对桑塔格来说，固定化了的思想就是审美的敌人。小说《恩人》中为数不多的人物都超越了“固定化”的思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一个概念化的或模式化的性格或形象，譬如我们对安德斯太太做事的动机可以给出诸多的理由，而只要其中一种理由可以成立，便遮蔽了其它动机。使其变得不可理解。就连希波吕特对安德斯太太也表示不可思义：“我不明白她的动机，但我知道她是真实的”。 倘若从“想象的报复”这一角度对安德斯太太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我们似乎还是能从她看似荒诞纷纭的生活中寻绎出她思想的理由。希波吕特先是利用她建构自己的梦境，后来又觉得她是个累赘，一心要甩掉她，并不惜放火烧了她的房子想把她害死。所有这些行为引起了安德斯太太的“想象的报复”，于是她虽知他们之间的“爱情”已荡然无存，仍用一些怪异的超越死亡的话语刺激希波吕特，使他的想法不能得逞。而希波吕特本身的生活何尝又不是某种“想象的报复”呢?其实我们可以说，他的故事本身就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想象报复”的寓言。正常人的生活是在醒着的状态下进行的，他则把此颠倒，听从梦境去指引他的行为。他的手淫、自恋和自爱源于他既不想做一个男人、也不想当女人的反叛思想。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双性(androgumous)或无性别状态。正如拉康所说，男性女性是天生的，男人女人则是塑造出来的。然而，他的窘境正在于他根本无法逃脱这一由男人(让·雅克)和女人(安德斯太太)所构成的世界的围困。那种平衡的、幻觉的双性空间是不可能获得的，所以“自爱”就成了他对自身也是对社会的“想象的报复”。通过这一寓言，我们发现了“愤懑”扭曲人格的可怕力量，却没有看到逃脱愤懑的出路。 原载：《国外文学》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