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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俄罗斯文坛颇有盛名的女作家、翻译家、散文家以及评论家叶莲娜·契若娃(Елена Чижова)出生在文化名城彼得堡，是彼得堡《世界言论》杂志主编和“圣彼得堡俄语笔会”俱乐部负责人。据契若娃自己叙述，她“在大学里教过书，在银行经过商，而最近几年开始写作”。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契若娃尽管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但自潜心创作以来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她先后创作出《侏儒查赫斯》(Крошки Цахес)《俄罗斯草原的“草原狼”》(“Степной волк” росс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俄瑞斯忒斯与儿子》(Орест и сын)等作品，2009年出版新作故事集《侏儒查赫斯·男大寺院》(Крошки Цахес. Лавра)。值得一提的是，《侏儒查赫斯》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著名小说家、音乐家和画家E. T. A. 霍夫曼的同名奇幻短篇小说构成比较典型的互文指涉关系，文笔辛辣，幽默讽刺，形象揭示了苏联解体前后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颇有果戈理讽刺小说之遗风。与此同时，她还在《文学问题》和《涅瓦》等著名文学研究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时事批评和文化评论文章。作为当今俄罗斯女性作家的代表之一，契若娃曾以长篇小说《男大寺院》(Лавра)和《女犯人》(Преступница)先后入围2003年度和2005年度的俄语布克奖小名单；曾在2000年获《星》杂志“处女作”奖，2001年获得彼得堡“北方帕米尔”之“小说”奖，显示出不凡的文学实力。 2009年12月，契若娃以《女性时代》(Время женщин)获得俄语布克奖。该作品描写了上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居住在列宁格勒(即彼得堡)的公房住宅中女性的命运遭遇。作家安·阿尔耶夫称，契若娃是自评奖以来首次获得俄语布克奖的彼得堡作家，然而作者对自己的彼得堡作家身份并不非常在意，但她很高兴小说中叙述的彼得堡的历史引起关注。 以女性视角展开历史记忆 《女性时代》经由频繁转换的女性视角，描写自赫鲁晓夫时期至世纪之交这段动荡不安的国家历史，契若娃认为这是反思历史、挖潜过去的路径之一。契若娃将自己的笔触更多地投向存在主义和道德伦理等问题，通过塑造鲜活的个体和叙写具体的历史，着力关注个性家国、存在意义、自由与奴役，表现出典型的去国家化、去意识形态化和个性化的书写特点。有评论称，“现在自我中心说传统统治着俄罗斯文学——作者描写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感受。而外部世界，则存在于怪诞的基调之中。叶莲娜·契若娃的长篇小说既描写外部世界和内部图景，又描述二者之间紧密的彼此结合”。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将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女性历史记忆以文学影像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女性时代》的主角是三组分属不同年龄阶段、社会阶层、文化思想、处世理念的俄罗斯女性：代表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格利克里娅大娘、叶甫多基娅大娘和阿里阿德娜大娘；代表苏联时期文化传统的女工安东尼娜·别斯帕洛娃；代表俄罗斯传统文化、苏联时期文化和当代文化结合体的小女孩休珊娜。小说主体和故事内容即由这些女性在不同年代的不同遭遇组成。美丽的安东尼娜·别斯帕洛娃涉世未深，从外省来到列宁格勒(即彼得堡)工厂工作。她和三位“革命前”出生的老大娘共住，受到一个放荡不羁的列宁格勒人的诱惑，安东尼娜生下女儿休珊娜。不久安东尼娜得重病去世，三位心地善良的老人决定集体抚养休珊娜。三位老人的名字带有旧俄时代的典型文化印痕，在苏联时期显得陈旧落后，与新时代文化氛围格格不入；她们的亲人或在战争中牺牲，或惨死集中营，或在大清洗中冤死。在艰难的生活中，她们共同经历了一系列个人遭遇，也见证着社会变迁和历史嬗变。休珊娜在六岁前一直哑然不语，默默凝视、倾听着成人世界。从情节隐喻角度来看，这无疑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影像和文化内涵，一如作者所言：“一方面，这是一种默不作声，它包围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必须说明理由，为什么老太婆不怕在她面前谈论真理。”老人以传统的俄罗斯民间教育方式抚养休珊娜，教给她最重要的本领是——缝纫、编织、绣花。倘若视生活和人生为散乱的碎片组合，休珊娜学到的是以平和的心态和莫大的勇气，弥合动荡人生中世事的沧桑和人情的冷漠，连接生活片断和人生记忆，对其进行修饰升华。这一方面是在高压政治制度下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是用语言表达自我思想的能力。最终，休珊娜终于成为一位艺术家。休珊娜在三组女性形象中占据中心地位，正是她的成长经历和见闻感思，继承了老大娘所代表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延续着苏联时代文化的血脉，而且对十月革命前后和苏联解体前后不同时期文化形态进行反思和批判性认知。 颇具吊诡意味的是，尽管俄罗斯女性付出艰辛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但在20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文化的变迁与传承却鲜有女性时代，文学史也很少对女性的付出予以历史书写。对此，契若娃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经过20年代、惩罚磨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更多的岁月，当女性团结一致，男性落荒而逃时，她们只能把巨大无比的重担扛到自己身上。不仅要在思想上教育孩子，还要给他们传授某种世界观、道德观和历史记忆。”作者承认，当她选择作品的中心主题时，总会想到那些影响人民性格和自我感受的对国家命运有影响的重要阶段。由此，通过《女性时代》的多样叙述和多重话语，作者探讨着俄罗斯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体现出较鲜明的女性文学特征与女性主义特质。 复调叙述的呈现 在《女性时代》中，作者并非以内化的“我”的口吻和视角叙述情节，而是借用死在封锁期间的曾祖母、祖母和在1937年至1938年间牺牲在列宁格勒的父母的视角和角色来讲述故事，呈现和反思历史。小说带有比较明显的作者生活痕迹，但《女性时代》绝非自传性的作品，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虚构艺术。契若娃在接受《立场》报记者的采访中指出：“自传性只表现在，在那个年代我也是一个小女孩儿，听过所有这些传说……而且，在世界上我曾经害怕所有集体性的东西——我的父母将我隔绝于此。” 小说中女性叙述者的声音和角色经常转变，在曾祖母、祖母、母亲、女儿和老太婆之间游离突转。即使当休珊娜沉默时，思想仍然由斜体字母来传达。由此，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新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色彩。小说叙述视角的频繁转换与跳跃，不同风格话语层次的流变和突转，也造成语言风格和文体辞貌上的多姿多彩，形成人物感情上的千变万化。诚如作者所言：“我试图弄明白大多数童话的本质。因此，在自己的小说中我特意将日常叙述和童话语言完全结合起来。以一个家庭的女性——曾祖母、祖母、女儿和孙女为基础，我努力把童话叙述主旨纳入其中，目的是为了明白苏联时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了看到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文化承继。”与叙述视角的转换相对应，《女性时代》将宗教语言、民间故事、俚语俗语、古斯拉夫语等旧有语汇，与苏联时期的官方语言、主流语汇、意识形态用语等时代新词巧妙结合起来，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内在呼应与潜对话的“多声部的复调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形成语言修辞上的复调特色和狂欢景象。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谢·甘德列夫斯基说：“我认为，现今的文学时代接的是过去时代的班，标志着一个文学和文学研究彼此结合的长时期的结束。这个时期是富有成效的，我完全不是在批评意义上使用术语‘后现代主义’。然而，现在……仍然有传统理解中的文学作品参与其中。叶莲娜·契若娃的长篇小说向我展示的，难道不是最高的艺术性？” 女性文学的变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女性作家普遍在回归文学退潮、侨民文学衰退、异样文学疲惫前后陆续登上文学舞台，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她们以细腻的文笔和敏锐的感受展示了女性作家的巨大能力和强劲创作力，并迅速进入当代俄罗斯文学史。 普遍说来，女性作家在苏联时期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健全而扎实的知识背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登上文坛，有着多年的创作经验；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社会问题，表达女性独有的情感体验。她们普遍以严肃审慎积极的态度，直面现实关注人生，改变着当今俄罗斯文坛的性别结构，与男性作家一起，影响当今俄罗斯文学的嬗变发展。其中，家庭主题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出现得极为频繁，尤其是女性小说中。女性文学对个体的悲悯、对家庭的关注、对情感纠葛和个体体验的迷恋，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氛围分不开的，是在社会时代背景下来展开其形象书写的，其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代俄罗斯的时代文化精神。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女性文学同样呈现为多流派、多风格、多手法的复杂动态发展图景，作家群体在国内外诸种艺术资源中不断吐故纳新，由此导致小说文本风格杂糅、手法互用、流派融合。《女性时代》不仅塑造了一系列值得铭记的女性形象，而且显示了当今俄罗斯女性文学的创作成就。当今俄罗斯的女性文学倾向于综合多种艺术因子和文学元素，表现出多种文学风格和艺术手法。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在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应用，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艺术手法一起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汇聚成多样化文学思潮。女性文学的生成发展和多样化的话语实践，与世纪之交俄罗斯的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相连。从主体性的凸显到个体化的张扬，从国家体制的保护到通俗文学的竞争，女性文学话语模式经历了一个解构崇高和逐次降解的过程，显示出世纪之交政治乌托邦向文化反思的艰难转型，呈现出面对市场新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兴起，精英话语向大众美学渐次妥协的幽微路径。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