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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俄罗斯戏剧史上，始终存在着果戈理和契诃夫两个戏剧传统。上世纪70年代以来，契诃夫戏剧传统对苏联戏剧的影响应该说越来越明显，这尤其体现在万比洛夫、戏剧新浪潮和后万比洛夫戏剧流派的创作中，这种影响也延续到了新世纪的作家创作中。它不仅体现于作家的戏剧观，甚至也体现于具体的作品当中，有作家甚至以某一具体的剧作，来表达对契诃夫的致敬。 至今仍活跃在俄罗斯文坛的当代著名畅销书作家鲍里斯·阿库宁，出于对契诃夫的景仰，改写了其经典剧作《海鸥》，并以同样的名字命名。阿库宁的剧作《海鸥》发表于2000年，并在同年被莫斯科“现代戏剧学派”剧院呈现在舞台上。虽然俄罗斯戏剧界对它褒贬不一，但作为现代人对文学经典的重新诠释，它成为当代令人关注的文本。对于该剧的写作原因，阿库宁这样说：“契诃夫是令我好奇的作家之一，特别是他的戏剧作品。我反复阅读他的剧作而始终困惑，他为什么称《海鸥》和《樱桃园》是喜剧呢？如果一个人自杀了，那怎么会是好笑的事情呢？我选择了《海鸥》，在发生了那样一个可怕事件的‘平静的漩涡’中，我打捞出这样几个魂灵。” 经典的《海鸥》以多恩报告特列普廖夫自杀作为结束，而新的《海鸥》却正是从这里展开了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探究，人物之间开始有了真正的冲突关系。全剧用八个闪回镜头，推测了特列普廖夫死亡的八种可能性。在场的每个人都成了可能的凶手，每个人对特列普廖夫的死都有责任。 戏剧场景仍然在多恩的书房。第一幕，特列普廖夫和尼娜在多年后再次相遇。他们分别后不久，枪声传来，多恩向大家报告了特列普廖夫的死讯，并且说，特列普廖夫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接着，他就像大侦探波罗一样，将怀疑的眼光投向了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成为凶手的可能。第二幕由八个重放镜头组成。在第一个重放镜头中，尼娜因为要保护特里戈林而杀死了特列普廖夫。第二个重放镜头中，玛莎的丈夫梅德维坚科因为被特列普廖夫的怠慢激怒而杀死了特列普廖夫(“老实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在重放镜头三中，玛莎很痛苦地和没有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同时又嫉妒特列普廖夫对尼娜的感情，情绪失控中杀了特列普廖夫；在重放镜头之四中，波琳娜将玛莎和特列普廖夫有孩子的事公诸于众，因为特列普廖夫的霸道和无情，波琳娜将特列普廖夫杀死；在重放镜头之五中，怀疑特列普廖夫患有狂躁症的舅舅索林，因为要保护他得病的隐私而杀死了他；在重放镜头之六中，痴迷于特里戈林的阿尔卡津娜因为嫉妒他对特列普廖夫的感情而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在重放镜头之七中，特里戈林说要写一部犯罪小说，为了体验杀手的心理状态而杀了特列普廖夫；在重放镜头之八中，作为省动物保护委员会书记的多恩，表明是他杀了特列普廖夫，因为他要为特列普廖夫射杀的第一个动物复仇，他说特列普廖夫憎恨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他射杀了无数的动物和鸟儿，他的行为被多恩认为是一场“流血的狂欢”。 以上的剧情至少可以简单地说明，阿库宁的诠释紧紧围绕着以下几个概念：一、可怕的事件：特列普廖夫死了，他不是自杀，是他杀；但更为可怕的是，他周围的人都有作案的动机；他们与死者都有这样那样的纠葛；二、平静漩涡中的魂灵：在凶杀发生之前，他们的生活表面都很和谐友爱；但是，这些人物都有着自身的问题，或出于嫉妒，或出于变态的爱，或出于复仇，他们都有可能杀人，而这些矛盾和冲突，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三、喜剧性：杀人是可怕的事情，但作者又要在其中增加喜剧的元素。这就要靠阿库宁对每个人物性格的发掘或者重新设定来实现，包括设计出人物夸张的语言和动作表情。悲剧的根源，大概就在作者所揭示的喜剧性细节之中。 以上方面，与契诃夫的《海鸥》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在人物的评价与设定上，更是与原作不同。比如，契诃夫笔下单纯并有些柔弱的特列普廖夫，成了一个有些怪癖而且自私蛮横的人，善良美好的尼娜也变得有些世故和装腔作势；契诃夫笔下无罪之人的内心冲突，变成了有罪之人的危害他人之举。这种罪，就是人性最根本和普遍的弱点：贪婪、嫉妒、冲动、偏执、狭隘，等等。契诃夫的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特征和不确定性被简单的人物性格标志和单向性的行动指向所替代，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命运曲线，对于其他人而言，他们的行为动机中都包含着各自的屈辱、复仇和算计。契诃夫笔下完整的故事和最后的结果，成了演绎不同人物命运和事件过程的出发点。 在阿库宁的《海鸥》中，作者的提示也与契诃夫的《海鸥》稍有不同，总的基调改变了，它反映了阿库宁作为后现代作家完全不同的戏剧风格。作者有一句提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说到尼娜对特列普廖夫之死的反应，作者说“这个演员的演技不比阿尔卡津娜逊色”，并且说她“流露出一个慌张的微笑”，而且，不能站立的索林也“以意想不到的轻盈从椅子里站起来”。对情节和人物言谈细节十分看重的侦探小说家阿库宁，已经把侦探小说制造悬念的技巧用到了自己的这部作品中。而在阿尔卡津娜的台词中，他甚至把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和关于“犯罪小说”的议论也统统写进了台词。这让读者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调侃语气，比如她说：“犯罪小说？这对俄罗斯来说是独创的新东西”，说到作家圈子，她又说：不读别人的作品是大多数作家的家常便饭。这种轻松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调侃语气，在契诃夫的《海鸥》中是不会有的。 在契诃夫笔下，“海鸥”始终是一个没有出现的道具和一个关于生活和艺术的象征；而在阿库宁笔下，它只是一只被特列普廖夫打下的鸟，如果有什么象征意义，那就是多恩眼里的无辜者牺牲者。它只象征着过去。与原作中故事情节相对单向性发展结构不同，阿库宁的《海鸥》由八个场景所组成的扇形结构组成，它们表面上指向谁是凶手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作者在进行一个出发点可以到达几个终点的奇特探索，它赋予了剧作特别的趣味性。最后，作者还是没有说明谁是真正的凶手，而对于观众和读者来说，特列普廖夫为什么被杀也许才是作者真正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自杀到他杀，从理想的无法安顿到物欲贪欲使人丧失人性。契诃夫预见了人性的矛盾和挣扎，揭示了人们的追求精神之苦。百年之后，这个问题仍然困扰和折磨着人们，而且愈演愈烈。阿库宁把人性的丑恶一一地展示出来，将为捍卫理想的自杀变成了被罪恶动机所驱使造成的他杀。他干脆不再让特列普廖夫痛苦得自杀了，而是让人们以种种理由去杀他。自杀是悲剧，他杀同样也是悲剧，在新的《海鸥》中，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个更加血腥的悲剧。 其实，俄罗斯戏剧评论界对阿库宁的《海鸥》也褒贬不一。但凡续写或者改写，总会引来这样的结局，当然，它显然不可能成为新的经典。但是，以经典为源头，延伸出新故事新解读的方式，本身就是对经典的回顾与亲近。在阿库宁的解读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位当代畅销书作家对契诃夫的敬意。而且，有这种殊荣的经典作家其实并不多。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