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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叙事学研究的归类不同，本文关于《西游记》的时间艺术处理，将与小说的空间布局紧密联系起来。这主要考虑到中西叙事学的本原不同。叙事学兴起于西方，其理论依据与实践素材都来源于西方，更多地注重时间与情节安排上的动态关系；①而中国叙事学，其叙事基础是《易经》，“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每卦有“爻”，爻有“位”，位分阴阳，阴阳生五行，太极阴阳而又皆在五行之中；五行相生相克，无有穷尽。周敦熙《通书》云：“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始终。混兮辟兮，其无穷兮！”［1］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人的思维意识中，方位与时间有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如东对应春，西对应秋，南对应夏，北对应冬等等，这种意识来源于中国古人的日常起居及其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因而，对小说的叙事时间进行考察，很难摆脱以场所、方位为主要标志的空间布局。 一、 时空的现实与虚构 在叙事学中，时间的现实与虚构，往往对应于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在叙事文本中，故事时间一般和现实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密切相关。故事总有起因、经过、结果，而情节则不同，情节更注重文本自身的顺序与结构，它往往是对故事的切割、颠倒或变形。小说属于虚构的艺术，但对具体类型的小说而言则存在虚实多少的问题。对历史演义小说而言，故事时间在文本中占据相当重要的篇幅，因为它主要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来叙述人事变更和朝代兴衰，叙述者为了强调文本的真实性，会不厌其烦地在每卷卷首有意标明所叙史事的年代起讫，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对一些重大事件、著名战役、主要人物之生卒等，也常会标出真实的具体时间，从而几乎可以获得以假乱真的阅读期待，如《三国演义》。②但这一叙事策略却很难在《西游记》中实施，因为叙述者并不想让读者获得对历史的真实感受，尽管它的基本故事框架是历史史实，这就是唐太宗年间僧人玄奘的西天之行。但非常明显的是，《西游记》并不仅仅是为了歌颂取经，弘扬佛法，而更多的是强调“心性修养”这一命题。为此，小说作者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唐僧西行的神圣性及现实意义进行消解。在对《西游记》的时空布局进行探讨时，我们无法撇开“心性修养”这一话题。事实上，无论多么片断的人生经验都内在于一定的时空模式之中，叙事只不过是将这种内在于时空模式中的经验表达出来罢了。这一点在《西游记》中表现得较为充分。 时空布局的重要一环来自小说中叙事起始的安排。《西游记》第1回，作者首先用《易经》上“贞下起元”的公式表达“未有其始也者”的概念，而盘古开天地，既是小说空间布局的起始，空间无限延伸与拓展，也是小说叙事时间的起始，时间无限遥远而难以企及。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家创作的普遍思维模式。因为空间的无限拓展，正表明小说家们试图使小说文本获得无限的宇宙意识，而时间的无限延伸，则唤醒潜藏于读者心中的生命意识。小说伊始，讲述了两层创世纪故事：一层是宇宙的创生，一层是石猴的出世。这两层故事都肇端于同一时空布局内。从空间布局来说，世界分为四大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北俱芦洲。石猴出生于东胜神洲的傲来国花果山，西牛贺洲是如来佛祖所处的极乐世界，南赡部洲则指代人间世界，孙悟空出世、学艺、大闹天宫、西天取经，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都跳脱不出这一空间范畴。而时间意义的获得，则复杂得多。自从盘古开天地以后，小说中时间的指向意义已大大弱化，以致我们根本不知道石猴出世的准确时间，直到终有一天石猴产生生死的忧虑。而这一忧虑，将一个重要的命题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生命意识。因为对自身生老病死、长幼延续的生命过程的焦灼的体验，激发出人们内心深层的生命意识。这样，宇宙意识与生命意识在小说开篇即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确认。 事实上，《西游记》中的历史时间极其有限，主要集中于第9回至第12回，叙述取经的原由。时间定位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这是小说中惟一显而易见的历史时间，可惜它依然不能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西行取经的准确时间相吻合。很显然，这种安排并非疏忽或遗漏，而是作者的有意安排，这当然和小说的主旨有关。譬如作为故事背景的朝代以及叙事人物的生卒年龄，③在这里并非历史实指，而仅仅只是为玄奘这个人物的出现提供背景意义。小说一再向我们暗示朝代和年龄事实上都是虚构的，不必引起我们太多的注意。 《西游记》在时间安排上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年”的意义的缺失。“年”作为最大的时间单位，在历史演义小说中作用甚大，因为它能给人一种貌似历史的感觉，如《三国演义》就有60多处标明纪元朝号。而《西游记》中，同作为时间单位的“季”比“年”获得更多的本体意义，因为“季”具有更明确的环境指向意义，它更多地渗透了人类深层的感情与文化密码。西天取经，共经历14寒暑，但除了48回“魔弄寒风飘大雪，僧思拜佛履层冰” 等寥寥几处道出取经的时间行程外，④其它地方均以春、夏、秋、冬四季代替。诸如“冬残春尽”、“历夏经秋”、“春尽夏初”等表示时间流逝的暗语则在小说中一再出现，几乎占据了每一章节的开头，正是这种四季周而复始的重现，加深了我们对四季的印象，而这一印象，就是我们认识时间过程中整体意义的基础，即天象运行、季节更替、万物荣枯以及人对于自身生命形态和年华盛衰的体验等等。表面看来，四季的周而复始减缓了叙事时间的推进意义，但它并非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它隐含了叙事文本中最重要的主旨：取经之路是可有可无的，结果是虚无的，而过程也是徒劳。这样，具体而理性的取经之旅让位于具有浓郁象征意义的哲理探求上。 二、 “神话性时间”及其蕴含的文化密码 “神话性时间”是相对于历史性时间而言，它主要强调时间的高速与大跨度以及天人之间神秘的对应关系。⑤中国小说最初的来源是神话与传说，对神话的任何诠释与篡改都能让小说作者获得对世界的某种体认，而这是西方叙事学所难以获取的。浦安迪认为，“希腊神话的叙述性,与其时间化的思维方式有关，而中国神话的非叙述性，则与其空间化的思维方式有关。希腊神话以时间为轴心，故重过程而善于讲述故事；中国神话以空间为宗旨，故重本体而善于画图案”。浦氏由此断定“中国时间性的神话叙事的传统似乎早已亡于周代，甚至在殷商以前就已失传，代之而起的是把现存的神话素材空间化的重礼倾向”。［2］诚然，中国神话叙事传统固然更重视空间的布局，但空间未尝不包括着时间。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时间与空间往往具有同样的指向意义，空间更容易被提及，而时间却隐藏在空间之后，对神话发挥若隐若现的指导作用。在《西游记》中，空间被一再提及，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世界：神仙世界，人间世界，极乐世界以及阴间世界。这四个世界中，神仙世界与人间世界相对应，它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天上的神仙能长生不老，因而对时间的概念比较淡薄，再加上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重复着几乎同样的生活，时间对他们来说缺乏显著的意义。但对人间则不然，他们有生老病死，对死的恐惧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时间意味着生命的开始与终结，正如清人刘一明在《西游原旨读法》中所说的：“《西游》每过一难，则必先编年记月，而后叙事，隐寓攒年至月，攒月至日，攒日至时之意。其与取经回东，交还贞观十三年牒文，同一机关。”需要说明的是，刘氏所说的“编年记月”并不准确，因为小说中并没有明显的年月之分，而大多以季节代替。但他所说的“攒年至月，攒月至日，攒日至时”却大有深意。因为它涉及中国古人对时间的最基本的认识，即“时”“日”之类较短的时间单位给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也更能清晰地表达出他们对时间流逝不返的深层忧虑。 三、 时空的超越及其叙事意义 正是由于对死的忧虑，激发出人们对时间超越的向往。他们向往像仙人一样，能长生不老。一般说来，修炼是他们获得这一结果的最好途径，如猪八戒、沙僧都是依靠修炼才名登仙籍的。但孙悟空不同，他获得长生不老的手段却是到冥府将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勾去。这一近乎儿戏的做法却反映出人们内心中潜藏的愿望：时间的超越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而《西游记》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愿望。 神魔小说区别于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最大外在特征是，作者获得了随意切割与打乱小说时空的权利。尽管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中也不乏超越现实时空的例子，如《水浒传》开首的九天玄女故事，但它们最终还是要落脚于现实故事。而《西游记》则不然，空间能瞬息穿越，人间、地狱、天界、极乐世界，四个世界完美地共存于一个共同的宇宙空间内，将它们贯穿起来的是孙悟空的行踪。这种空间的大幅跳跃，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 而时间也是源远流长。孙悟空可以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蟠桃园里的蟠桃可以三千年一结果，五庄观的人参果可以九千年一熟，更为久远的是玉皇大帝经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才登上天帝的宝座。这些时空大范围的穿梭变形，只可能发生在与人间世界相对应的神仙世界。事实上，神仙世界的生命与人间世界的生命时间相差悬殊。天上方一日，人间已数年。人们创造了神仙世界并对其顶礼膜拜，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天上是幸福快乐的，人间则是劳碌艰辛的，而幸福总是那么短暂，艰辛却是那么漫长，两个世界时间表现的巨大反差，正表明人们对神仙世界强烈向往的情感指数。另外一点是，天上方一日，人间却已是一年，当天上的神仙还在逍遥快活时，人间却已不知经历了几世几代。正所谓“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人们对生命易逝、无法把握的焦虑激发出他们对神仙世界的幻想。 在《西游记》中，叙事时间对小说情节的推进作用甚大。但一般而言，这种时间的推进大部分指向人间世界，因为对神仙世界而言，天上的神仙都已“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时间对他们已丧失存在的意义。只有在神仙世界与人间世界发生关系时，神仙世界才会有隐约的时间出现。譬如第4回，孙悟空到天宫做弼马温，在天上才呆了半月有余，回到花果山却发现已过了十数年。第31回奎木狼离开天界13日，暗示着他在人间世界为非作歹了13年。 在对《西游记》的时空布局进行考察时，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相对于人间世界，神仙世界的时间与空间是那么遥远与漫长。即使是蟠桃园里一个小小的蟠桃，都需要数千年才能成熟，而玉帝的修行年限，则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都是寿命只有几十年的凡人所无法想像的。同样，两个世界的空间也是相距极其遥远。第59回中的火焰山距离西天的小须弥山竟有五万里之遥。而对于凡身肉体来说，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也难睹神仙世界一面。两者之间的空间是那么渺远，时间又是那么漫长，没有坚定的信念是根本无法企及的，由此产生的暗示意义是，通往西天的路程是遥远而漫长的。而更深层次的意思是，心性修养也要经历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过程很难用时间和距离来衡量，它是一种从始至终，必须不断修炼的人生。 在探讨时间的幻化变形之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叙事时间速度在小说中的独特作用。通常说来，叙事时间速度是和叙事情节的疏密度成反比的，情节越密，时间速度越慢；反之，情节越疏，时间速度越快。小说中叙事时间速度的快慢，事实上与小说情节的安排及作者的意向有密切的关系。 大致说来，整个西天之旅，叙事时间速度是首尾慢，中间快。小说第13回至第16回，其间经历了唐僧出城逢虎、折从落坑、两界山收悟空、收白龙马等一系列故事，但其间的时间速度以日计算，众多故事仅发生在数日之间，其叙事时间速度缓慢。从第16回起，直到第87回，是取经故事的主体，其间共经历14年，大大小小数十个故事，中间的时间速度大多以月、季计算。尤其是春夏秋冬之间的季节变换，成为叙事时间的主体。由此看来，此时的叙事时间速度发展较快。而从第88回至结尾，叙事时间速度再一次放慢，叙事时间大多表现为“五六日”、“次日”、“明早”等。是什么原因促使作者这样安排呢？本文认为，从小说的主旨入手是我们研究的基础。西天取经，经历了数十桩磨难，尽管磨难的地点不同、妖魔不同，伏魔的手段也各异。但对于取经队伍来说，每一磨难事实上大同小异，它们完全可以统一到心性修养这一共同的命题上来。 即使对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说，叙事时间速度也有着较大的变化。明显的例子是，每到悟空与八戒斗嘴打趣，或者是他们与妖魔打嘴仗时，叙事时间速度则变得非常缓慢，叙事时间几乎停滞，作者此时也变得妙语如珠，机锋侧出，其幽默诙谐的智慧熠熠闪光。而作为情节的主体，孙悟空与妖魔的斗智斗勇更是一再被渲染，此时，具体的打斗被人生智慧的较量所代替，小说的幽默叙事功能，再一次得到增强。 原载：《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