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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需要一种对“翻译的现代性”的追求。每个时代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质，我们也许称之为时代性，或者称其为历史性，无论如何称呼都是想说明做到超越我们的时代的难度。因此，适合我们时代的翻译才是最好的，因而我们能读到各个版本的《圣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更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一种永远永无休止的任务，一种会引发不断争议的任务。翻译的现代性提出的要求是，提供尽可能的译本，筛选出具有我们时代印记的译本，继续把这种不可能的任务进行下去。 保罗·策兰的译诗之争 一个诗人的传记难以撰写的原因在于，我们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他的诗歌进行翻译和评述。如果诗歌翻译上本身就存着争议，那么评述的部分自然也难逃非议。尤其对保罗·策兰这样的德语诗人，他的诗歌本身似乎就拒绝翻译和解读，后期作品更是玄奥难解。但作为大陆第一本策兰的传记，《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的出版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之前诗人北岛曾在《收获》杂志上撰写《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后收入《时间的玫瑰》)长文对策兰的诗歌进行解读，而且对国内翻译策兰诗歌的译者尤其是诗人王家新的译文提出批评，引发王家新的反驳，造成了一场著名的诗歌争论。从心底而言，我倒是很想这样的争论再多一些，倒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觉得诗歌翻译本身就近似于一种“不可能的任务”。译者可以选择直译，尊重诗人写作时的原初语境；也可以进行再创作，加入译者本身的体悟和语感；或者让它同化，更能贴近译者所在的语境国度。这些标准都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坚持哪种翻译标准，从事者都是某种精神文化的传递者。衡量译者如有一个共同标准，那就是看他们是否虔诚、谨慎、深思、灵巧地翻译，是否对自己的翻译事业完全负责和投入，而不是看他们采用和坚持哪一种标准。 苏珊·桑塔格的教诲 这让我想起收录到《同时：随笔与演说》中的《世界作为印度》一文，是苏珊·桑塔格在一次文学翻译讲座中的发言。她在其中提到，之所以翻译“成为一项如此复杂的工作，是因为它回应各种各样的目的”：“首先，文学是一种沟通形式，文学的本质会提出各种要求；其次，就一部被视为重要的著作而言，它要求尽可能多的读者欣赏；第三，从一种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是困难重重的，而某些文本更是坚决拒绝屈服，这是因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意识，当翻译程序启动时，这些东西就会出现——这种特质，由于没有更好的字眼，我们只好把它称为可译性”。在一本本身就是翻译的著作中能读到这些关于自古存有、至今争议不断的关于翻译的理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黄灿然的读者互动说 《同时》译者是黄灿然，我很喜欢的一位译者和诗人，或许该称之为诗人翻译家。他翻译了桑塔格、卡尔维诺等，都是我爱不释手常翻常新的佳作。在《同时》的译后记中，黄灿然对这部译著不同以往的偏于生涩的风格辩护，他说他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桑塔格的文风，那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在翻译上，他认为翻译的真理是，读者比译者聪明，因此译者不应该把读者婴儿化，“如果我译了一个异质性的句子，如果这个句子在诗歌读者中只有一个读者看得懂并大为激赏，且成为他写作或思考的刺激剂，则我就毫不犹豫保留这个句子。如果把读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分为十级，那么我要瞄准的是金字塔顶的那一级，而不惜放弃另外九级。”这已经不仅仅是译者一个人的问题，还有读者本身。这才是黄灿然这种翻译理论中最让我敬佩之处：翻译不仅仅是对自己提出高标准，而且还要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提出要求。这种互动的翻译理论让翻译的不可能成为一种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努力达至的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目标。 原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8-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