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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计”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二计，属于第六套“败战计”（又称劣势之计）之一。最著名的战例就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所设的“空城计”，骗走了司马懿的大军。民间流行的许多谚语和歇后语就是与诸葛亮及“空城计”有关的：“没有空城计，退不了司马懿”；“孔明大摆空城计——化险为夷”；“孔明弹琴退仲达——好沉着”。说明它给人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后人又把它搬上戏曲舞台，成为三国名剧，更使之几乎尽人皆知。 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中，罗贯中写道：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往西城蜂拥杀来，此时诸葛亮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兵，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当时众官尽皆失色。此时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他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看到如此景象，心中大疑，便传令退兵，次子司马昭问之，司马懿道：“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1）P507孔明正是利用了司马懿对自己的认识和他的多疑心理而走出了一步险棋，并取得了成功。 因为晋陈寿所著《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与罗本《三国演义》的母本之一、元代建安虞氏《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均没有记述这件事，且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条中载：“西县城，（秦）州（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百二十里……蜀汉建兴六年，武侯屯西县，使马谡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师败。武侯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2）P415“西县”即《三国演义》中所谓弄险的“西城”，也未述及“空城计”之事。因此，后人一般怀疑罗贯中是诸葛亮摆“空城计”的创造者。但是，如果挖根究底，西晋时有个叫郭冲的人，才是这个“空城计”的“发明者”。郭冲是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东）人，曾充晋初坐镇关中的扶风王司马骏（司马懿幼子）的幕僚，和司马骏属下高级僚属刘宝、桓隰等人一起议论诸葛亮，“于时谈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郭冲不以为然，他特举出诸葛亮的五件事来证明诸葛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并说这五件事都是一般人所不曾知道的，“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3）P917“空城计”就是这五件事中的第三件。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裴松之在《蜀书·诸葛亮传》注中，引东晋王隐《蜀记》载郭冲所云诸葛亮“第三事”曰：“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指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3）P921 对于这个故事，裴松之认为并不可信：“然冲之所说， 实皆可疑”。（3）P917他批驳郭冲所云“第三事”违背史实：“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击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另据《三国志》卷四十《蜀书·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3）P1003裴松之就此分析道：“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3）P921—922 不仅如此，裴松之对于当时另一例“空城计”也曾质疑。魏将文聘的“空城计”，更在诸葛亮之前。《三国志》卷十八《魏书·文聘传》中裴注引《魏略》云：文聘镇守石阳时，“孙权尝亲自将万余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但是，裴松之说：“《魏略》此语，与本传反”。（3）P540因为《三国志·文聘传》中没有记载此事，他也表示不大相信。 由于裴松之对于这两例“空城计”的真实性予以否定（至少不太相信），人们对历史上是否发生过空城计的问题多持怀疑态度。那么，历史上究竟发生过“空城计”吗？答案是肯定的。在我国，有关“空城计”的源头，至少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子元以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4）P96这可谓“空城计”的先例。 而且，自三国以后，有关“空城计”的记述也不绝于史。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宋纪三》“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载：“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众曰：‘贼众我寡，奈何轻敌之甚？’承之曰：‘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5）P3824 唐李延寿《南史》卷十五、列传第五《檀道济传》中也有此类记载：“道济时与魏军三十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6）P446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一《祖珽传》载：祖珽为北徐州刺史，“至州，会有陈寇，百姓多反，珽不关城门，守陴者，皆令下城，静坐街巷，禁断行人，鸡犬不乱鸣吠。贼无所见闻，不测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设警备，廷复令大叫，鼓噪聒天；贼大惊，登时走散。”（7）P521 宋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在卷一百三十三、列传第五十八《张守珪传》中写道：唐玄宗时，吐蕃进攻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诏以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督余众完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珪曰：‘创痍之余，讵可矢石相确，须权以胜之。’遂置酒城上，会诸将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引去，守珪纵兵击败之。”（8）P4548—4549 宋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四“将帅才略”条《马太尉》中记载：北宋真宗时，太尉马知节主持延州防务。“戎人将谋入钞，值上元，令大张灯累夕，大开诸门，虏不测，即皆引去。”（9）P711 清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条载：元末，朱元璋部将邓愈守徽州，苗帅杨完率兵来攻。“时徽州新附，守御之器备，胡大海方将兵撤婺源，城中守兵甚少。苗军奄至，邓愈乃激励将士，大开四门以待之，苗军疑不敢入。”（10）P17 明代“空城计”的事例更多。清张廷玉等所撰《明史》在卷二百〇三、列传第九十一《王仪传》中写道：“王仪为山西右参使，分守冀宁。寇抵清源城，仪洞开城门，寇疑引去。”（11）P5375而卷二百三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七《张臣传》中，张臣为膳房堡守备时，“寇尝大入，环攻堡，欲生得臣。臣台麾下酌水为酒，欢呼歌饮，寇莫测所为，不敢等。臣夜决围出，取他道以归。”（11）P6205 以上诸例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空城退敌之计。但是，在兵法中作为败战之计的空城计，却并不限于守城。《三十六计》中关于空城计的解释是“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12）P96就是说势虚者再显示其虚，使敌人难以揣摩；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运用这种策略，显得奇妙莫测，以大胆冒险的行动造成敌人的错觉，从而惊退敌军。这种谋略不但用于两军对垒的守城，而且也用于敌众我寡的守营及遭遇战。这一类战例同样屡见不鲜。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〇九、列传第四十九《李将军列传》中述及到汉代飞将军李广所设的“空城计”。李广一次以百骑遭遇匈奴数千骑，“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案！’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13）P2868—2869 明宋濂等所撰《元史》在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十二《铁哥传》中亦有关于“空城计”的记载。元世祖二十四年，铁哥从世祖征乃颜。“至撒儿都之地，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铁哥奏曰：‘昔李广一将耳，尚能以疑退敌，况陛下万乘之威乎。今彼众我寡，不得地利，当设疑以退之。’于是帝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塔不台按兵觇伺，惧有伏，遂引去。”（14）P3074 在裴松之所注《三国志》里，有关此类活用“空城计”的记载亦是甚多。 在《三国志》卷七《魏书·陈登传》中，裴注引《先贤行状》曰：“孙策遣军攻登于匡琦城。……贼众数十倍于郡兵，……（登）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阵，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3）P230 街亭失守时王平设过“空城计”。《三国志》卷三十四《蜀书·王平传》载：“建兴六年， （平）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有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退。”（3）P1049—1050 吴将黄盖和朱桓也运用过类似的“空城计”。《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黄盖传》载：“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黄盖乘胜追击，“诛讨魁帅”，平定了蛮夷叛乱。（3）P1285《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朱桓传》中说，魏将曹仁带兵数万进攻濡须。“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3）P1313曹仁果然派人攻城，朱桓身先士卒，奋勇征战，后获大胜。 由此可见，“空城计”在我国历史上确实多次被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贯中·三国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3）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1.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李炳彦·三十六计新编[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作者简介：褚殷超（1971—），女，山东枣庄人，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系讲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原载：《安顺学院学报》2009年第11卷，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