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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7日，清华大学举行毕业生大会。"清华大学部，成立四年来，今年系第一班毕业。旧制之最后一班与国学研究院之最终一班亦均于今年毕业，故本届毕业之情景，有空前绝后之意味存乎其中。"这届毕业生又被称为"第一级"，包括外文系吴达元等六人，其中就有德文专业的杨业治。 杨业治（1908-2003），字禹功，生于上海，原籍浦东东杜行镇（旧属南汇县，今属上海县）。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杨业治即考取庚款留学，先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德语系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1931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文系进修，兼修音乐。1935年8月，杨业治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专任讲师、教授，开设"第一年德文"、"第二年德文"、"第三年德文"、"研究生德文"、"歌德"等课程。从1925年开设大学部，招收德文专业学生，到1929年首届学生毕业，清华德文专业终于有了自己培养的学生。 作为兼具美、德留学背景的学者，杨业治本不该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可后人清点学术史，却又发觉先生留下的东西实在不能算多。毕竟，先生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1949-1952年）、北京大学（1952年后）德语专业主任，是本学科历史上不应忽略的一位人物。重要的是，从研究荷尔德林方面来说，杨业治或可算是中国日耳曼学界最早的学者了，其探讨《荷尔德林与歌德》、《荷尔德林的古典格律诗》、《荷尔德林与陶渊明的自然观比较》等文章，乃是中国学人在此领域的代表性论述。有趣的是，早年求学清华德文学科的季羡林，也对荷尔德林情有独钟，其毕业论文就是以此为题（题目是《荷尔德林的早期诗歌》）。按说，杨先生早年出身清华，日后又积得美、德留学背景，当是赫赫有名的学术史或文化史人物才是，可考其实际，亦复不然。他不但没有如同冯至那般在各个历史时段都崭露头角，或诗人或学者，甚至也不如陈铨那样至少曾以战国策派代表人物的身份叱咤风云，而是默默在大学的德文专业里度过了执掌教鞭的漫长一生。 尽管如此，作为学术史进程中"默默行路的大多数"之一，作为本学科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杨先生"述而不作"的学术历程仍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至少，他所经历的大学生涯，或为弟子，或为教师，都足以给我们留下丰富的话题。他回忆其在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外国语文系的学习经历时这样说道："清华外国语文系的课程设置，重视给学生以欧洲文学的历史背景知识。当时的大学生一般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在分期课中，虽用英语讲解，但内容是那个时期的名著，如希腊罗马时期的《荷马史诗》等。只有在分类课中，全部是讲英国文学。如吴可读先生的小说课，完全讲英国小说。在清华时期，使我得益最深的，除了吴宓和翟孟生先生外，还有德国教授古斯塔夫·艾克先生。他教我希腊文，还介绍了盖奥尔格和荷尔德林这两个重要的德国抒情诗人。我那时已有意于研究德国文学、哲学和音乐，阅读了歌德的很多作品，感受到德语和德国哲学、音乐的特殊魅力，但还没能掌握德语，尤其在听说方面。"这段回忆，与季羡林的记忆可以相互印证，基本反映出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两大学统之一的清华德文学科的教学特色，诸如通识为先、重英语、轻德语口语等。 就其留学经历来看，杨业治选择了先留美、后留德的线路。"在哈佛大学，我主要是选德语系的课，特别是史塔克教授的中古德语与文学，参加中古德语史诗讨论班。也选了英语系基特列奇教授的古英语和贝奥渥夫史诗，以及白璧德的17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史课。哈佛的文化生活气氛相当浓厚，如罗素的演讲和怀德海的星期三接见等。那年的牛津大学诗艺教授加洛德的题为'诗与人生的批评'的系列演讲，给我留下了不能忘怀的印象。他细致幽默的风格与日耳曼人的严肃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英语文学，虽然以后不再是我的专业，但我仍不时回溯过去，不时阅读英语文学作品，因为这原是我前半生的一个主旋律。"参之以同样留学哈佛的范存忠的回忆，我们会发现哈佛其时作为未来的世界学术中心确实已呈勃发向上态势，这代学人得此风气之熏陶，确实对自身学养的形成非常有利。 对于此后又选择留德，杨先生解释说："主要是想学习真正的德语，接触德国人民和文化。那时海德堡大学德语系的宫道夫教授已去世。我听了潘策尔和雅斯沛斯的课。出于对东方语言的兴趣，还选修了波斯语和梵文。"这不难理解，陈铨、贺麟等由美转德，也同样是出于穷究德国文化之根源。不过杨业治之又修波斯语、梵文，足见其学术通识意识之博大，诚如蔡元培日后遗憾未能博学语言一样，大学者的根基是应当从多种古典语文打起的。 我们可以认为，杨先生也是不乏学术共同体意识的。譬如在1936年10月，杨业治归国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人著《友谊之书》的书评。然而，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中断了，抗战军兴，清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时代的为师经历，杨业治回忆说："在西南联大时期，由于需要，让我教清华英语专业的中古欧洲文学史，主要还是教作为第二外语的德语课。这时期德语书籍很少，而且都是旧书。"参之以冯至等人的记忆，确实如此，西南联大虽然由三校合并，但可惜的是，除英语之外，其他语种都不再培养专业学生。不过，幸亏保留了德语作为二外，这样至少冯至、陈铨、杨业治等人可以有立足之地，也为日后德文学科的重新发展预留了人才。在西南联大时代，杨业治还曾开设拉丁文、希腊文，显然也是属于"大熊猫"级别的课程设置，也是外文专业的人所必修的。 我们清点杨先生一生的学术轨迹，感慨良多。他早年留学美德，乃是明显的多元留学人，但就其学术史贡献来说，却寥寥有限。我们固然可以列出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成绩来推挡，诸如他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曾兼任清华大学代理外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兼德语教研室主任。他也曾主编《德语词典》这样的工具书，翻译《论音乐的美》等理论著述。但不论怎样强调其他方面的成绩，包括诸如德语语音纯正、用词典雅，兼通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优点。在学论学，我们不可回避的是，先生为何只留下了零星可数的几篇论文呢？漫漫人生路啊，对一代学者而言，这样的答卷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当然可以解释，杨先生大约属于那种"述而不作"的类型，他的学养和基础都良可嘉也。作为冯至、商承祖的同代人，杨先生寄身北大，在冯至先生之后基本就是德语学科的核心人物。我们还可以解释，杨先生不乏旁骛，他还曾学习钢琴，对音乐很有造诣，在汉诗德译方面颇有贡献，翻译了陶渊明的诗歌（还有英译）……然而，一切的一切，我们都不能回避的是，作为那代学者的一位代表，杨业治先生著述零落！幸而，先生毕竟为我们留下了荷尔德林，这位天才横溢、横空出世的诗之天才！先生走了，然而，在学科史上，先生永远存在！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7-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