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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洛奇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兼评论家，虽已75岁高龄，依然活跃在英国文坛。2010年，洛奇在伯明翰住所接受了中国学者欧荣的访谈。本文有删节。 欧荣：目前我在重读您的《作者，作者》和《詹姆斯年》。亨利·詹姆斯是对您影响最深的美国作家吗？ 洛奇：不，根本不是。在我读本科时，我读过詹姆斯，因为他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是必读作家。但我并非真的喜欢他。我认为他适合有生活阅历的读者，只有心理很成熟的人才能欣赏他。我高中时第一本随手从书架上拿到的詹姆斯作品是《找到秘书》。即便是詹姆斯的追随者也认为他在写作此书时疯了。这本书让我很长时间远离詹姆斯。然后我读了他的中期作品如《悲剧人》和《卡萨玛西玛公主》等长篇巨著，我觉得写得不好。当我开始在大学教书时，才对詹姆斯产生了兴趣，再后来我逐渐开始研究评论詹姆斯。但我认为自己的小说早已受其他作家如格雷厄姆·格林的影响，所以詹姆斯其实没有怎么影响我。 欧荣：您从美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中还有哪些获益？ 洛奇：我想我们这一代大多数英国作家都感到当时美国小说创作更富有冒险精神，语言修辞上更有创新。美国作家比英国作家更具实验性，他们喜欢用潜台词和反讽。不过，我想在美国没有单一的美国文化，美国作家必须做些特别新奇的事才能抓住读者，所以我觉得美国作家都是野心勃勃。而在那个时代，英国文化比较统一，不像现在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没有种族的多元性。上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在英国的街头很少看到黑人，但那时美国的种族多元化非常明显。美国犹太作家和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文学批评尤其富有创造性。在美国犹太作家如贝娄、马拉默德、塞林格等人的作品中有种机智和幽默，非常富有启发性。许多作家会被其他文化和其他语言所启发进而发现自身语言的潜力，美国文化和语言对我就是这种效果。 欧荣：您是怎么构思出《换位》中独一无二的叙事结构的？ 洛奇：我受哈克尼斯基金会的资助去美国待了一年，两年后，我得到了伯克莱大学访问副教授的职位，那是历史性的1969年，学生运动、反文化，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尤其是伯克莱。那是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是学生抗议越南战争运动的源头。他们举行了几天的“静教”示威，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发表演讲，比如诺曼·米勒——我听到了他的演说。两次美国之行让我获得丰富的经历，我很想为此写部小说。但当时已有三四部有关英国学者到美国获得人生经历的小说，包括我的好朋友马尔考姆·布雷德伯里的作品。我想到没人写过美国学者来英国的小说，就想写一部有关交换的小说。我很快想象有两个学者同一天在北极上空擦肩而过，所有美国人在英国发生的事都会在美国的英国人身上有所回应。我就是想写出与众不同的东西。把英国陌生化很有意思，我突然可以通过美国人的视角观察英国的大学状况。我可以想象一个非常职业化的美国犹太教授离开妻子来到英国宽松随意的学术环境中，会产生怎样的困惑。小说就是这样。 欧荣：您曾把小说写作模式分为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模式。您把后现代主义写作模式界定为在现代主义小说之外、之下和之上。现在还是持这一看法吗？ 洛奇：后现代已经成为一个有点疲软的用语。后现代主义仍具有一定的描述功能，令人想到实验性的小说。如今的实验小说很少能达到伟大的现代主义小说的水平。它们的实验是玩笑性的，不是很认真的，常用戏仿。有一些小说例外——仍具有早期现代主义锋芒毕露的实验风格，但总体来看，近年来的小说，包括文艺性实验小说，都比乔伊斯、劳伦斯和伍尔夫的作品更亲近读者。阅读他们的作品你需要全神贯注，这对很多读者来说太苛刻。后现代小说就像大杂烩，各种体裁、各种语言符号混杂。我们仍然处于后现代时期，有时我们说是后-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总是试图写出有别于曾经写过的东西，努力发掘新鲜的素材或新颖的表达。 欧荣：有时我们发现一些概念虽不很恰当，但又找不到更好的用词。 洛奇：是的。我的意思是当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你就无法只是回到“现代主义”。 欧荣：意大利作家翁贝尔托·艾柯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双重编码”。他举例说，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他就说如果约翰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说“我爱你”。由此既表达了感情，又避免了陈词滥调。 洛奇：是的，这是个好办法。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一种“双重编码”，因为它既指涉现代世界的都伯林，也指向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我想艾柯表达了当代小说中的焦虑意识，意识到每年有大量的作品被创作，这使得简单直接的创新异常艰难，因为一切都曾经被说过。 欧荣：不过在我看来，艾柯的表述令人联想到您在《你能走多远？》中提出的“双重意识”。 洛奇：是的，这就是元小说元素，表明你在进行虚构而非制造幻觉。这是后现代写作的典型特征，但并非其专有特征。早期的作品也有这种元素，作家突然打破叙事框架，暴露自己的作者身份。即使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特罗洛普偶尔也会戏弄他们的读者，说“我可以如此安排小说人物的婚姻”，读者们才突然发现自己在读一个虚构故事。亨利·詹姆斯最恨这一点，他认为小说家应该完全营造生活的幻觉，营造一个人物意识中的幻觉。《你能走多远？》中的元小说特点比较突出，这要归功于我对《第五号屠场》的借鉴，那本书充满高超的元小说技巧。我觉得自觉意识是当代的文化特征，隐含一种对于意义、传统理解上的相对主义。作家们不再追随伟大的文学传统，而是把所有的文学当做一种文化超市——各取所好。在世界日益全球化之际，民族传统日益被淡化。我一直对中国读者如何理解我的小说感到困惑，那都是些译本，文化不同，语言不同，象征系统和隐含意义都有所不同。 欧荣：能否谈谈您的新作？ 洛奇：我还没写完，希望能在5月份完成，基本上是《作者，作者》那样的传记小说，有关H.J。威尔斯——《时间机器》的作者。他和詹姆斯是至交，我在写《作者，作者》时就对H.J。威尔斯产生了兴趣。我最初被威尔斯吸引是因为他与写儿童文学的女作家伊迪丝·内斯比特有染。当我着笔后，发现威尔斯的故事在她之后仍持续很长时间，所以现在小说涵盖了威尔斯的一生，他俩的恋情只是全书中的插曲。小说采用倒叙手法，威尔斯在许多方面是詹姆斯的对立面，他们的小说内容、创作方法完全不同。 欧荣：您是如何区分传记与传记小说、历史与历史小说的？ 洛奇：我想我比较忠于事实和时间顺序，不是所有的传记小说都这么做，有些传记小说虚构的很多。我一般只虚构人物的思想、对话等真实传记没法表述的内容，因为没有证据来证明某一天詹姆斯想了什么，说了什么。我觉得传记的局限在于它必须诚实，受限于能证实的事实，受限于单一的叙述声音或叙述方式。传记缺乏我所谓的小说的连贯性，就是人物意识中从一种体验自然转向另一种体验的生活的流动感，这通常可以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的叙述来营造，但传记作家如果运用自由间接引语就会被视为捏造，而传记小说家无此担忧。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