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屠岸，原名蒋璧厚，诗人、翻译家，生于1923年。曾翻译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歌、《济慈诗选》《英国诗选》，选编有《外国诗歌经典100篇》。其中，《济慈诗选》中译本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2010年12月2日，获颁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一 有人把英国电影故事片Sixty Glorious Years(意为“辉煌的六十年”，描述英国19世纪女王维多利亚统治英国60余年的历史)译为《垂帘六十年》，这就产生东西方文化传统错位感。因为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垂帘听政”的政治现象。而且，维多利亚上台就是亲政，并没有什么未成年的幼主要她来辅政，这叫什么“垂帘”？这类翻译中的文化传统错位现象，时有发生。这牵涉到翻译的“归化”和“外化”如何平衡的问题。 笔者素来主张坚守“归化”和“外化”的分寸，即掌握好二者的平衡。比如，莎士比亚头脑里不会有中国春秋战国的影子，因此在莎翁作品的译文中不宜出现“朝秦暮楚”或“楚材晋用”或“秦晋之好”等成语，否则就形成文化传统错位。诸如此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绝对化，认死理。 公元前二十几个世纪时的埃及人不知道方块汉字；公元前二千年的耶路撒冷城里，以至整个罗马帝国中，没有人知道方块汉字。那么，Pyramid译为“金字塔”，Cross译为“十字架”，能认为是文化传统错位吗？不能。因为如果以此为理由来要求翻译，那么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将整个地成为不可能，因为原文和译文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再者，就这两个译词而言，没有更好的译法可以替代。而这两个词的特点恰恰就是汉字“金”的形态和汉字“十”的结构。我们可以用中国成语“惟妙维肖”来形容这两个译词的恰当。 二 人名、地名、网名等的翻译，最好根据原文的音来译，这叫“名从主人”原则。例如Malaysia译作“马来西亚”，London译作“伦敦”，都准确传达了原名的发音。但有的译名是根据另一种外文译名转译成中文的，比如俄罗斯首都，俄文是MOCKBA(应该作“莫斯克伐”)其英文译名为Moskow，中文译名“莫斯科”即根据英译的读法译出。有的中文译名是长期沿袭来的，原名或译名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变化，变得不那么吻合了，却不宜改动，因为已在读者心目中形成了定势。又如俄文“中国”叫做KИTAИ，源自“契丹”。当我们译俄文作品中遇到KИTAИ时，总不能译作“契丹”吧？还有一种有趣的音变现象，比如有的译名出现增字，有的译名出现减字。Russia(用英文代俄文，二者对等)读作“罗西亚”，却译成“俄罗斯”，这个增加的“俄”字是从发R音时带出的气流次音，原可忽略不计。另一个，America读作“亚美利加”，却译成“美利坚”，把“亚”字减去了。这两个译名，在用汉字译音时有增有减，颇为“自由”！ 此外还有张冠李戴的现象。England读作“英格兰”(英国的一部分)，但这个词当做“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即英国的同义词时，却读作“英吉利”。“英吉利”其实译自English，那是“英语”(名词)或“英国的”(形容词)的意思。这能给它戴上“误译”的帽子吗——不必。 由此可见，有了原则，也要灵活运用，不能强制推行。这叫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已有的译名，早已约定俗成，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 三 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全面推广普通话，当然，并不废止方言。联系到名词翻译，就会引起一些想法。Sofa译作“沙发”，是用的上海方言发音。上海人读“沙”为so。按普通话，“沙”读sha，不读so。Party(舞会)译作“派对”，完全是上海音。好似分派一对一对跳交际舞，这是音义双关的好译法。Washington译作“华盛顿”，也是用的上海方言发音。“华”上海音为wo，恰是英文原词的发音。“华”普通话读作hua，这就不合原词的发音。Alexandre Dumas译作“大仲马”，而原词中按法语怎么也发不出“仲”字音来。Du勉强可以“杜”代。但“大仲马”出自林琴南先生的译笔，原来他是福州人，福州方言“仲马”接近法文Dumas的读音！还有，英国古代的绿林好汉Robin Hood，读作“罗宾·胡德”，但现在通行的译名是“罗宾汉”，这也是上海翻译家的创造。“汉”字沪音接近Hoo，而用“汉”译这位好汉就比“胡德”恰当得多。这位译家真聪明！ 在推广普通话的时代，不能把已有的约定俗成的译名推倒重来。我们还是要尊重已经形成的传统，维护公众已经养成的习惯。 四 自从汉语拼音方案被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以来，中国新的地名均以汉语拼音方式向全球推广。这样，北京不再称Peking，而称Beijing；台湾不再称Formosa，而称Taiwan；澳门虽仍可称Macau，但更标准的是Aomen。不过也有例外，香港仍称Hong Kong，而不叫Xianggang。 过去有些地名很奇怪的，广州称Canton，沈阳称Mukden，厦门称Amoy，广西的北海称Pahoi，有些是源自方言发音。但Canton读音近似“广东”，虽然它实指广州。是不是早年英国人分不清广东与广州，把广州称Canton，以后就这样沿袭下来了？我才疏学浅，未作调查，不敢妄言。现在好了，按汉语拼音，一清二楚了。 那么，“中国”是否不再叫China，而要按汉语拼音，叫Zhongguo呢？那可不成！China原本读作“秦啊”(尾音联读作“秦那”)，源自中国古代的秦王朝。这个词已是全世界约定俗成的名词，万万改不得！(然而与China同音的“支那”，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蔑称，必须废止，而且已经废止！它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 五 翻译，在人类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很多人不知道翻译的重要，有人以为翻译很容易，只要手头有一本字典就万事大吉了。这是极大的无知。如果不认识翻译的作用，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 如果没有翻译，中国56个民族就是各自孤立的一盘散沙，不可能团结成伟大的中华民族。 如果没有翻译，没有鉴真东渡，日本可能到现在还处在前启蒙时代。 如果没有翻译，没有玄奘取经，古代佛学就不能传到中国，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翻译，外国人不知道李白，中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 如果没有翻译，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就不可能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外国人发明的蒸汽机、火车、轮船，一切电力设施，都不可能为中国人造福。 如果没有翻译，西方民主思想不可能传到中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可能发生。 如果没有翻译，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可能诞生。 鲁迅称翻译家为普罗米修斯，多么精确的比喻啊！没有普罗米修斯，人类就没有火种，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中。没有翻译工作者，人类面对上帝为巴别通天塔而降下的天谴，就不会有解救的良方，将永远生活在蒙昧中。 六 回到前面谈到的国家译名，有人说中国人自称“中国”，表示自己是坐镇在世界中央的天朝，说明中国人的自傲或自尊。但从国名的中文译名来看，中国人对别国却充满了善意与尊重。汉字有言，有义。译名中的汉字固然是译音，却又表达一种意义。“英国”为什么不译作“阴国”？“美国”为什么不译作“霉国”？“德国”为什么不译作“歹国”？“义国”(意大利，过去也译作“义大利”，亦称“义国”，现在台港还用“义大利”这个译名)为什么不译作“疫国”？这是因为，中国人要从同音字中选出具有最美好含义的字来命名这些国家。用什么字呢？用“英雄”的“英”、“美丽”的“美”、“道德”的“德”、“仁爱”的“爱”、“法理”的“法”、“义勇”的“义”、“芬芳”的“芬”、“祥瑞”的“瑞”、“明智”的“智”、“康泰”的“泰”……如此等等。即便“巴西”、“埃及”、“俄罗斯”、“印度”等，也都是用中性汉字，而一概摒除那些不吉利的或带有贬义的汉字。中国人为自己或为下一代下二代取名，不是也要选用美好的或具有某种深意的字眼吗？外国，比如英国，用英文译别国的国名，只用音译，译名中不含有褒贬意义。从中国人译的外国国名，也可看出中国人对外国的善意，对人类的善意，对世界大家庭的美好愿望。 七 当今是全球化时代和信息爆炸时代。可是柴门霍夫发明的Esperanto(世界语)推广无大效。虽然英语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可的通用语，但世界上还没有广生一种全人类的共同语。因此，翻译的功能依然是人类心灵和物质交通不可或缺的工具。不仅是工具，它本身就是文化。 译 文 雾霭的季节，果实圆熟的时令， 你跟催熟万类的太阳是密友； 同他合谋着怎样使藤蔓有幸 挂住累累果实绕茅檐攀走； 让苹果压弯农家苔绿的果树， 教每只水果都打心子里熟透； 教葫芦变大；榛子的外壳胀鼓鼓 包着甜果仁；使迟到的花儿这时候 开放，不断地开放，把蜜蜂牵住， 让蜜蜂以为暖和的光景要长驻； 看夏季已从粘稠的蜂巢里溢出。 谁不曾遇见你经常在仓廪的中央？ 谁要是出外去寻找就会见到 你漫不经心地坐在粮仓的地板上， 让你的头发在扬谷的风中轻飘； 或者在收获了一半的犁沟里酣睡， 被罂粟的浓香所熏醉，你的镰刀 放过了一垄庄稼和交缠的野花； 有时像拾了麦穗，你跨过溪水， 背负着穗囊，抬起头颅不晃摇； 或者在榨汁机旁边，长时间仔细瞧， 对滴到最后的果浆耐心地观察。 春歌在哪里？哎，春歌在哪方？ 别想念春歌——你有自己的音乐， 当层层云霞把渐暗的天空照亮， 给大片留茬地抹上玫瑰的色泽， 这时小小的蚊蚋悲哀地合唱 在河边柳树丛中，随着微风 来而又去，蚊蚋升起又沉落； 长大的羔羊在山边鸣叫得响亮； 篱边的蟋蟀在歌唱；红胸的知更 从菜园发出百啭千鸣的高声， 群飞的燕子在空中呢喃话多。 ——屠岸译济慈《秋颂》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