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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是一部出现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摹写市情世相的写实主义经典小说，它对当时的现实社会、人生百态、世俗民事作了真实、生动、自然的高度贴近化的叙述描写。然而《金瓶梅》叙事情节可谓彻底涤除了《水浒传》等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由市井弹词到文人写定的近乎道德评判的文化心态，而是以冷静、客观、宽容的叙事摹写，对诸多人物形象的行为举止加以真实的披露刻画，认同着某种菩萨般的慈悲心肠，并传达出哲人思辨的悲哀怜悯，从而彰显着意味隽永的生命情韵。 一、《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体例的文化承续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思想始终崇奉着“男尊女卑”的道德理念，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存在而丝毫不享有人生的自由权利，在婚姻问题上主要是承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凄惨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期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P52《水浒传》作为一部收集前人资料整理演义而成的小说名著也深受儒家文化“三纲五常”道德规范的影响，从而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女子婚嫁观的审美烙印。比如段三娘曾与王庆交手又主动托媒求亲。《水浒传》作为忠实维护传统妇女婚嫁观的文学典籍却评价不守“闺训”的段三娘：“从小不循闺训，自家择配，做下迷天大罪，如今身首异处，又连累了若干眷属”。[2]P169强调女子自家择婿的正当举动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同时论述：“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是打死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了他的权力罢了。”[3]P152封建贞节观其实是男权意识对女性的一种行为规范以及身心自由上的道德限制。可见，古代社会要求女性贞节可以说是个颇具世界性的普适问题，但在封建宗法制森严的中国，也许更为突出，并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基本纽带之一。[4]P75但《金瓶梅》人物刻画中已完全不见传统文化思想规范的约束功效，而是体认着芸芸众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封建礼制及程朱理学的嘲弄、亵渎与叛逆，表现了传统价值观念在市井平民社会阶层中的贬值乏味，显示出市民阶层对人生在世的享乐生活的孜孜不倦地渴望吟颂。即社会转型期带给世人的惟有道德的迷失、行为的失控、野性的张扬、神圣的荡涤、伦纲的不复、佛道的疑惑和信仰的动摇。自此，中国文学开始拓进到礼教人伦的封建禁区并突显着小说艺术苑囿的新境界。 《金瓶梅》虽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演绎的长篇小说，但其叙事体例却多半是依托于《水浒传》而加以演化生成。比如说，《金瓶梅》第九十二回“陈经济被陷严州府，吴月娘大闹授官厅”的回首诗“暑往寒来春复秋”源自于《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叹曰“事遇机关须进步，人逢得意早回头”，感喟时光短暂，表现了富贵在命不由人的劝诫意图。《金瓶梅》第九十七回“经济守御府用事，薛嫂卖花说姻亲”的回首诗出自《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宣讲着贫富由命、穷通在天的宿命论。《金瓶梅》第九十九回“刘二醉骂王六儿，张胜忿杀陈经济”的“一切诸烦恼”发自于《水浒传》第三十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之回首诗等。[5]P87这些皆表明作者创作思想义理与立身处世思辨的契合融会。故而张竹坡品评：“《金瓶》内之西门，不是《水浒》之西门。且将半日叙金莲之笔，武大、武二之笔，皆放入客位内，依旧现出西门庆是正经香火，不是《水浒》中为武松写出金莲，为金莲写出西门，却明明是为西门方写金莲，为金莲方写武松”。[6]P62即言兰陵笑笑生演绎故事虽有模仿之处但却是顺着西门庆一支线索自然而然、有条不紊、栩栩如生地加以铺陈叙述。 《金瓶梅》虽说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型作品”或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拟话本长篇小说”。[7]但黄霖曾在《〈忠义水游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中统计了《金瓶梅》中有27个人物与《水浒传》源出同名。他又将《金瓶梅词话》和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加以对勘就找出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描述12处，《金瓶梅》模仿《水浒传》的韵文54处，认为《金瓶梅》承续的是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而刘世德先生通过对《金瓶梅》与《水浒传》比勘则认为：“《金瓶梅》作者袭用《水浒传》文字时，既参考了天本(天都外臣序本)又参考了容本(容与堂本)”。[8]欣赏者在文本对读中皆可发现《水浒传》与《金瓶梅》有相当程度的融通之嫌。譬如，《金瓶梅》第二十回“孟玉楼义劝吴月娘，西门庆大闹丽春院”的回首诗“在世为人保七旬”所表达的听天由命、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就源自于《水浒传》第七回“郓哥帮捉骂王婆，淫妇药鸩武大郎”的回首诗“参透风流二字禅”的莫计得失、安贫守拙的生命理念。 《水浒传》故事的成书可谓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历程。它产生于北宋且酝酿、丰富、流传于宋、金、元并一直延续到明初的多事之秋。加之施耐庵《水浒传》的叙写始终认为汉家一统的难以为继，切实表征着忠义不在朝廷。故而另辟蹊径地借助民间广为流传的宋江故事来振呼忠义报国。李卓吾则主张：“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那些“有忠有义”的“大力大贤”之人不愿“束手就缚而不辞”，就聚集水浒之地。“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9]P109但《金瓶梅》小说故事的产生却有着迥异的历史文化渊源。兰陵笑笑生所面临的是一种近乎粉饰太平表象下的盛世繁华；再者，程朱理学扼杀人性的本质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及日益壮大的市民社会的质疑颠覆。故此，“物极必反”的事物运动规律又导致了明代中叶以后对人欲的泛滥与肆虐的矫枉过正的现实生存窘境。 二、《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模式的艺术演进 《水浒传》小说叙事中包括西门庆与潘金莲等主要人物在内的诸多形象或姓名承续在《金瓶梅》叙述中反复出现，但其故事显然经过了程度不等的改写编撰。《金瓶梅》关乎世俗人情的叙事是注重对以小说得名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主要女性形象加以描摹。虽说人物出身、性格和遭遇皆有差别，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却有着一种共同的超乎寻常的对于情欲、物欲和肉欲的渴求或是对赤裸裸的人性的自然欲望的求索。而潘金莲可谓是淫荡、狠毒、欲望的鬼魅化身，即所谓“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10]P66但毋庸讳言，《金瓶梅》中的确尚有一些地方过多沿袭着《水浒传》中的大篇整段的文字叙写和诗词韵文。张竹坡评介：“《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竞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武二，《水浒传》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无论。”[11]P589可以说，《水浒传》与《金瓶梅》是明代两部承续关联契合的小说典籍。袁中道指出：“摹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12]P222从小说发展的角度观之，自《水浒传》到《金瓶梅》可谓是体现着小说叙事范式由历史传奇向世俗人情叙事转化的演进轨迹。因此，沈德符评曰：“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13]P230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14]P571可以说，《金瓶梅》着力展现了晚明时期平民百姓所信奉的离神、解咒、祛魅的现实境遇，世人不再以传统的宗教伦理思辨来束缚性灵，也不愿将人生幸福寄托于来世托生而去忍受现世的诸种苦难磨砺，而是尊崇当下肉体的快乐欢娱以及奉行着“快活了一日是一日”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沟里就是棺材”的人生哲学。因此，中国传统佛教文化中的“因果报应”观念作为一种信仰虽说可给民众提供一种敬畏崇奉和形而上的生命关怀，却再也不能用宗教的伦理说教束缚人们的行为，如吴月娘就始终认为潘金莲“原不是那听佛法的人”。马尔库塞指出：人可以根据充分发展的知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重新提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的问题。[15]P56潘金莲对佛教的来世愉悦的说教不感兴趣，并常常毁僧谤佛，无所畏惧地去追求当下的生命体验，因而干尽了毒杀武大、害死官哥，陷害来旺、逼绝惠莲等恶劣行径，她的恶行彰显着道德虚无主义生存理念。 晚明社会显现出的动荡和变革的转型体征突出地表现为由经济转型而引发的一系列的文化变迁上。由于明中叶以来的城市全面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壮大、政治斗争尖锐等诸多社会现象，导致了理学信仰的危机和异端思想的抬头，加之雅俗文化的日益对流与中西学术的初次碰撞以及处此复杂多变环境里的士人骚客心态的无助、狂放、抑郁、渺茫的矛盾汇集情愫，凡此种种，社会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心理因素的整合贯通导致晚明社会日趋推崇个性宣泄的文艺思潮的诞生。正如沟口雄三评介：晚明思想界的变化是经济与社会深刻巨变的伴生物；这其中，对“欲”的肯定和对“私”的主张，是儒学思想史上一个根本的变化。[16]P27可以说，《金瓶梅》小说叙事中两性关系的露骨化描写孕含着对封建等级秩序的公然蔑视和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公开宣战，它突显了世人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和个性本体的张扬。而人的本能解放又与社会创造及经济发展具有某种内在关联。譬如说，西门庆针对吴月娘要其“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却不攒下些阴功”的善意规劝，却在《金瓶梅》第五十七回公开宣称：“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17]P776李卓吾评曰：“成佛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18]P101表现了“三教合一”下的晚明社会的境况和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哲学观照下的审美取向，并预示着传统伦理道德之下的世人心灵的躁动和对人性肆意发泄的希冀。 从接受美学观之，《水浒传》叙事中潘金莲是个“淫妇”欲女而西门庆是富而好淫。但涉及《金瓶梅》的相关情节的两个人物的基本风貌仍然未有迥异质变。即兰陵笑笑生所接受的不仅是潘金莲、西门庆的名字，而主要的是接受了人物形象的生命体征。换句话说，西门庆和潘金莲惟有在《水浒传》现有“基本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和演绎，否则将背离读者欣赏的期待视野。即《金瓶梅》的叙事情节不能完全摆脱《水浒传》的“阴影”或偶尔必须牵涉《水浒传》，可以戏说是“《金瓶梅》中的水浒”。同样，人类喜欢猎艳趋奇又是其天性本真使然，而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有趣、诱人则是古今中外小说家从事创作时所偏爱的审美效应。《金瓶梅》在被翻译到西方出版发行时就在书名问题上煞费苦心地突出其故事性、媚俗性、趣味性和煽情性。如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巴赞所译的《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1927年纽约出版的《金瓶梅：西门庆的故事》、1930年出版弗朗茨·库恩翻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他的六妻妾之艳史》、巴黎出版公司1949年出版的让·皮埃尔·波雷编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妻妾奇情史》等，就是颇含意味的典型范例。[19]P9可以说，《金瓶梅》借用一部小说去接受另一部小说的特殊接受方式，又与小说叙事范式中的续书演绎有所差异，但《金瓶梅》中诸多人物显然被作者加以“改造”深化。武松在《金瓶梅》中就完全变异，“这位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一落到人间就成了芸芸众生。西门庆才是‘虎’，是‘英雄好汉’，是强者；在西门庆面前，武松变成了‘羊’，是凡夫俗子，是弱者。虽然西门庆死后，他也终于遇赦回来向潘金莲报了仇。然而他采取的方式是多么卑微可笑，不足为训啊。他以一百两银子从王婆手里将西门家卖出来的潘金莲买了回来，表示要娶她为妻，然后将她杀掉，卷财逃走。《水浒》中杀嫂祭兄、仗义自首的慷慨悲歌的场面不见了，光明磊落、义薄云天的英雄，变了卑微琐小、凡夫俗子”。[20]P128小说叙事模式可谓是由作者的自由思维所建构。《金瓶梅》诞生之前的长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承受史传文学思维的观照，而大多展现神秘虚幻的非现实生存空间，构成了离奇怪诞、跌宕起伏的叙事情节。而《金瓶梅》故事情节的叙述空间却洗涤了神仙佛教所赋予世人的神秘观感，并聚焦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幻化梦境，诸如西门庆临死前梦见武大郎的鬼魂追命，以及李瓶儿病危中夜里梦见花子虚抱着孩子官哥儿来索命等叙事格局就是例证。 《金瓶梅》小说叙事中张扬着作者的人性关怀和哲学幽思，并试图寻觅到生命的信仰而重建世人的精神家园。它强调着尘世万物的幻化、痛苦和空虚，意在唤醒读者对生命本身的反省抗争。正如作者在卷首词所吟：“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旨在唤醒读者对生命本体的自觉感悟并以此奠定全书的审美基调。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说：“我从超越的存在中能了解到的是，我们所寻求的行为是一个纯粹的虚构”。[21]即坦言人生的欢乐、痛苦、欲望皆为生命幻影，所谓弹指间去来今，显示着无法救赎欲望、慰藉众生的悲凉、怜悯和哀叹。清代张潮在《幽梦影》评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张坡竹亦主张《金瓶梅》是一部“炎凉书”。[22]P444比如说，《金瓶梅》小说演义中的潘金莲就是一个对传统婚嫁观最具挑战性的世俗女子形象。她虽遭际命运的不幸坎坷却对人生表现着强烈的愤懑和抗争。当张大户将之许配给“身不满尺的丁树”般的武大郎时就突显其面对强迫的不合理的“婚姻”的强烈哀怨。武大郎“生的身不满三尺，为人懦弱，又头脑浊蠢可笑”，清河县人见其“模样猥衰”，起了他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23]P8金莲叹息身世：“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嘛酒。着紧处，却是锥扎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24]P12于是乎整日“打扮油样，沾风惹草”，变得更加轻浮、招摇和淫荡，看似“春心”骚动的青年女子的正常心理追求既是对男性压抑的某种报复，又是对封建礼教与伦理道德的一种控诉，富含追求自由幸福、性灵张扬和个性解放的生命情韵。它体现出作者对遭受传统婚姻制度戕害毁灭的妇女的深切同情以及对造成女性身心痛苦的婚姻制度的强烈不满，这也正是《金瓶梅》在妇女自由婚姻理念上对《水浒传》传统婚姻观的超越和升华。 综上所述，《金瓶梅》的确是以崭新的审美视角改变了《水浒传》等以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等传统小说的艺术定势，且以赤裸裸的笔触肆意铺陈生命求索的金钱欲、权势欲、肉性欲和享乐欲；加之小说中推崇着巨细不遗地描写现实生活的叙事范式，致使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世俗人性的普遍弱点和性灵丑恶，尤其是金钱对人性侵蚀的严重程度。小说彰显着金钱肉欲的恶性张力开始荡涤等级地位和道德荣誉，表现了个体的独立意识以及人对物质利益的无限渴求，展现了使原本备受压抑的自然人性得以强烈地释放宣泄的生命境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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