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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明代中后期一部伟大的神魔小说，其中已有大量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其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贤淑型、狠毒型、勇于追求爱情型女性，每种形象的塑造都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 一、贤淑型女性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西游记》中塑造了贤良淑德式的传统女性形象，这种女性形象在以往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或很少出现，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作者对这类女性形象的肯定。 《西游记》中的翠云山芭蕉洞的铁扇公主就是这样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她虽是一个女妖，却自幼修持，还炼就可以扇灭火焰的宝扇，并已得人身，只是没有取得正果。她是一个能够造福百姓的好女妖，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寸草不生，然而百姓只要十年一度拜求铁扇公主的宝扇，就可以风调雨顺，布种收割。她是一位传统的母亲，她疼爱自己的孩子红孩儿，因为红孩儿被观音收去做了善财童子，她受不了骨肉离别之情而对孙悟空有所怨恨，不肯借宝扇给他。她还是一位贤惠的妻子，牛魔王喜新厌旧，抛弃她两年不回，铁扇公主的反应不是大哭大闹，而是默默等待，并且在丈夫不回家的两年中，她也不去玉面公主那里捣乱，索要丈夫，而是独自在家清修，当见到丈夫时也没有大发雷霆，不依不饶，在牛魔王被擒的那一刻，铁扇公主为了保住丈夫的性命竟恭恭敬敬地献出了宝物。 铁扇公主这一形象的塑造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中国传统的女性遵从“三从四德”，在这种三从四德的要求下，中国的传统女性都很贤良淑德，她们在未出嫁之前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出嫁之后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份，想办法抚养小孩长大成人。她们有着良好的品德，勤劳质朴、举止行为端庄稳重、遵守礼法不轻浮随便、尽心孝敬公婆、尊敬长辈、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等。《西游记》的作者塑造的铁扇公主形象完全符合传统女德，在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到作者对铁扇公主的肯定。如铁扇公主是牛魔王正妻，作者便让孙悟空叫铁扇公主“大嫂”，毕恭毕敬，很有礼貌，让孙悟空对牛魔王的“妾”玉面公主则大骂；作者对铁扇公主与玉面公主结局的安排也不同。玉面公主最后被猪八戒一耙打死，而铁扇公主为了救丈夫的性命，把芭蕉扇献出，被饶得性命，隐姓埋名修行去了，最后成了正果。 二、狠毒型女性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西游记》中还塑造了众多的心肠狠毒、手段毒辣的女性形象，如尸魔白骨夫人、盘丝洞的七个蜘蛛精、比丘美后白面狐狸等等。从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我们能看出作者吴承恩对女性的另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则来源于传统文化思想对作者吴承恩的影响。 白骨精非常的邪恶狠毒，她专吸人的血，并且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被她吃光了，她还非常的狡猾善变，工于心计，善于挑拨离间。盘丝洞的七个蜘蛛精，她们虽没有刻意地去抓唐僧，是唐僧自投罗网，但她们也是吃人的。毒敌山琵琶洞的蝎子精也很狠毒、厉害，她吃的是人肉馅馍馍，她擅长使“倒马毒”，这与她的原型倒也相符，蝎子本身就善螫人，蝎子的毒也很厉害，蝎子精的倒马毒仅把孙悟空扎了一下，就让他痛疼难忍，“负痛败阵而走”。陷空山无底洞老鼠精也吃人，她在镇海寺三天吃了六个小和尚。 天竺国的假公主玉兔精不但狠毒，而且记仇，为了报十八年前蟾宫素娥的一掌之仇，把投胎于天竺国正宫皇后之腹的蟾宫素娥抛诸荒野，自己利用公主的宝座招唐僧为夫，以便得到元阳真气成太乙上仙，乃至让天竺国公主为了保全己身，装疯作怪。比丘美后白面狐狸也是祸国殃民的狠毒角色，她弄坏了国王的身体，为给国王治病，竟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是她使千百小儿的性命危在旦夕。 西蒙娜·波伏娃曾说过：“每个作家在描写女性时，都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在她的身上，他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的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这段话对《西游记》的作者来说也适用。中国很早就把女人看作是红颜祸水，传说中助纣为虐的千古女祸之首妲己、为烽火戏诸侯而葬送周幽王天下的褒姒、乱晋的骊姬、败吴的西施以及迷惑唐玄宗而引发“安史之乱”的杨玉环，无不是“红颜祸水”。 吴承恩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男性知识分子，他不可避免地受这种“红颜祸水”思想影响。吴承恩在《陌上佳人赋》中道：“至美毕恶，色哲得凶”，且劝人：“子无爱佳人之难得，须知尤物之当惩。”从中可见“女人祸水论”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文中的大量美丽女妖的出现就是作者这一观念的反应，这些女妖要么阻碍了唐僧师徒取经的进程，阻碍了唐僧师徒的“事业”；要么利用美色祸患国家，可以说是典型的女人祸水论。 三、勇于追求爱情型女性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西游记》中也塑造了一位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 女儿国国王，她主动追求爱情和自己的幸福，这一形象的塑造与明代新思想文化是分不开的。 女儿国国王是一个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形象，她美丽多情，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热烈渴盼。当唐僧师徒来到女儿国倒换关文时，看见唐僧“丰姿英伟，相貌轩昂”，便十分爱慕唐僧，不顾一切地主动追求，她对爱情的追求很真挚也非常的感人，她并没有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拥有的荣华富贵来引诱唐僧，也没有用自己的权势压迫唐僧，而是放下自己的身份，在全国臣民及唐僧师徒面前表白，她身为一国之主，却把爱情婚姻看得比其他一切都重要，愿舍弃九五之尊、一国之富招唐僧为夫婿，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女儿国国王这类女子形象的塑造与明代王阳明心学关系十分密切。明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贫民皇帝，这也就造成明代特殊的社会形态，他深知要想巩固统治必须重用文人，但由于自己的出身他又不敢太相信文人，所以他在对一些文人笼络、利用的同时，也采取了极为严重的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都很严厉。但随着明代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统治集团逐渐放松了政治思想的控制，至嘉靖年间，手工业、商业和农业都繁荣发展，这促进了市民阶层壮大。与此相应，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种反映市民要求的新思潮和新学派竞相产生，明代中后期王学兴起。王阳明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人心，是人心发生的意念活动的结果，虽然这种学说是主观唯心的，在政治上也并不反对封建纲常，但它却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在客观上凸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随着这种新思想的不断发展，到了李贽时期，他从正面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他还强调人的个性与自身价值。吴承恩正是在这种新思想的影响下而写作的《西游记》，书中有对人欲的肯定，特别是女性人欲的肯定，因而有对女儿国国女王主动追求爱情婚姻的精彩描写，也就并不奇怪。 参考文献： [1]吴承恩.西游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胡光舟.吴承恩和《西游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商传.明代文化史[M].东方出版中心，2007. [4]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M].中州书画社，1983. [5]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苏兴.《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