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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对该小说的研究，学界已逐渐深入，涉及许多层面。仅孙悟空形象之来源，就有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著名学者撰文涉及。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就认为“猿猴闹天宫故事”之生成，与《贤愚经》“顶生王缘品”等佛经所叙故事有关[1]，然未论及悟空拜师学艺事。日本学者矶部彰在《元本〈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形成—— 从猴行者到孙行者》一文中，曾推测道：“后代所说孙行者从须菩提祖师学习法术的这种师徒关系的由来，跟《大力明王经》里须菩提出场的事也不是没有关系的。”[2]所论似不确。 为了论述的方便，不妨将悟空拜师学艺事略叙于此。《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叙悟空乘木筏“飘洋过海”，经历十数个年头，始至西牛贺洲的灵台方寸山，拜须菩提祖师为师。初则习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之节，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之事。还干些“扫地锄园，养花修树”之类的杂活。悟空难耐寂寞，急于求学，须菩提祖师询问悟空，所欲学者何？结果，他“傍门”、“流字门”、“静字门”、“动字门”均不愿学。“祖师闻言，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唬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皆怨悟空”。 悟空武艺学成，“逐日家无拘无束，自在逍遥”，且肆意卖弄，引惹得一片喧哗，惊动祖师。祖师喝退众人，训诫悟空道： “悟空，过来！我问你弄甚么精神，变甚么松树？这个工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悟空叩头道：“只望师父恕罪！”祖师道：“我也不罪你，但只是你去罢。”悟空闻此言，满眼堕泪道：“师父，教我往那里去？”祖师道：“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就是了。”悟空顿然醒悟道：“我自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来的。”祖师道：“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间，断然不可！”悟空领罪，“上告尊师：我也离家有二十年矣，虽是回顾旧日儿孙，但念师父厚恩未报，不敢去。”祖师道：“那里甚么恩义？你只是不惹祸不牵带我就罢了！”悟空见没奈何，只得拜辞，与众相别。 而《大力明王经》(全称《佛说出生一切如来法眼遍照大力明王经》)所载“须菩提出场”事大致如下：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摩诃母质邻那山，于大宝楼阁中为众说法。是时一切诸佛称扬赞叹，金刚手菩萨摩诃萨，于是彼众俱来会坐。彼于世尊普遍焰鬘莲华座最初东边而坐，佛以右手安慰众生;次佛右边四臂大力明王，左手向佛顶礼，右手执佛，左手手执金刚索，右上手持金刚棒，彼眼如朱，发如炽火，如焰上耸。次金刚手并诸眷属。次右边降三世明王，左边甘露军拿利，形如半月，奋迅威猛，形容瘆恶，赤色如朱，此大恐怖金刚，能破一切烦恼，坚执本心。次圣降三世明王，圣摩么计，甘露军拿利，金刚钩、金刚索，于其门里复有二忿怒金刚，左持金刚锤，右执金刚棒。……尔时尊者须菩提与自众俱来在会坐，从座而起，白佛言：“世尊，云何受持此大力明王心陀罗尼而得解脱？”佛言：“须菩提，汝问金刚手秘密主。”……须菩提言：“善哉，善哉金刚手，以秘密相种种庄严，有大智力灌顶辩才得无相施，大戒大智慧，大福大力，大威德大功德顶。此大力明王经，得十方诸佛同来灌顶，金刚手此经威德为，诸如来摩顶授记得大安乐。”(《新修大正大藏经》密教部卷二)[3] 文中所叙，除诸金刚相貌怪异、武器神奇、法力高超外，即为师徒间的对答。此类一问一答，不要说佛门徒众，就是在习儒学馆、理学语录中也是常见之事。须菩提虽说很有名气，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但其出场，未见得有什么奇异之处，与悟空拜师学艺，也没有多少内在关联。矶部彰氏所说，实缺少一定的事实根据。 其实，悟空拜师学艺这段故事，早在八九十年之前，胡适就曾作过推论，称《西游记》的前七回，“大部分是著者创造出来的。须菩提祖师传法一段自然是禅宗的六祖传法一个故事上脱化出来的”[4]。遗憾的是，或许是年代久远之故，这一说法为研究者所忽略。近些年，仅该小说的“研究资料汇编”，大陆已经出版的就有三种：一是朱一玄、刘毓忱合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二是刘荫柏所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三是蔡铁鹰新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上、下)。另外，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亦收有神魔小说《西游记》研究资料。以上诸书内容可谓丰富，然蒐检仍欠完善，并无一书就胡适所论而作资料搜索。当然，胡适并未明言，悟空拜师学艺之本事系采自何经典。而且，所称“六祖传法”，似应作“六祖受法”。 笔者翻检古籍之际，于《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阅得慧能向蕲州黄梅双峰山东山寺禅宗五祖弘忍法师学道事。慧能由岭南新州(今广东西南新兴一带)来黄梅，初入寺，亦习“破柴、踏碓，经八月余”，渐悟佛经之大意。弘忍有意传授之。另一弟子神秀，曾作偈言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法师认为，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不予认可。慧能复作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写就，“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后来，神秀与慧能皆成为佛教禅宗的重要传人。神秀强调修行过程中的“渐悟”，认为“一切善恶，皆由于心”。心，乃万法之根本。只有像对待“明镜台”那样勤加拂拭，才能息妄显真，除染还净，保持内心的纯洁不染。初，他传法于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后应征召往长安，因传教于北方，被称为“北宗”。慧能主张“顿悟”，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更强调主观意识在修成正果中的作用，是为六祖，主要传法于岭南，被称为“南宗”，故史有“南能北秀”之说。 《六祖坛经》于此事后记载道：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 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裹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祖知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性，见自本心，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帷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慧能启曰：“向甚处去？” 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5] 很显然，悟空向须菩提拜师学艺情节，当是由禅宗六祖慧能之事移植、演化而来。不过，是将弘忍法师的“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改为须菩提祖师手持戒尺，“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衍化为悟空“打破盘中之谜”，知“祖师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慧能因偈语不凡，“徒众总惊，无不嗟讶”，改为悟空的善于变化，引惹得“弟子们俱称扬喝采”，情节不过移至秘密授法之前耳。弘忍法师对慧能所言，“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到《西游记》中则改作“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间，断然不可”，表述语言极为相似。由此可知，孙悟空拜师学艺情节乃参照慧能事迹创作而成这一推测，当无大谬。 《六祖坛经》乃禅宗第六祖慧能所传，由其弟子法海记录，又经后世门徒增补、整理而成，有多种版本，文字亦有差异，然以曹溪古本影响较大。人称：“自南宗兴，而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是故六祖所说法独号曰《坛经》。”[6]该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禅宗的一些思想。人们在解读《西游记》时，有时会为清人“证道”、“真诠”、“悟道”云云所误导，以“道教之原旨”解说“西游”。其实未必然。据有关学者统计，《西游记》叙及的佛教经典就达四十四种[7]，作品牵涉不少“佛教故事和佛教观念，说明作者对佛教经目和有关典故还是相当熟悉的”[8]。作者既然可以采撷佛教故事入小说，构架情节，那么，吸取佛教思想以充实人物形象之内涵，也不是不可能的。《六祖坛经》“顿渐品第八”谓：“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自由自在，纵横尽得”。又于“般若品第二”中称：“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所表述的是修行的一种自我解脱的境界。《西游记》所写孙悟空，会七十二般变化，能翻十万八千里筋斗云，手中金箍棒任意大小，自己身躯随意短长。兴致来了，“将宝贝揝在手中，使一个法天象地的神通，把腰一躬，叫声‘长！’他就长的高万丈，头如泰山，腰如峻岭，眼如闪电，口似血盆，牙如剑戟;手中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把些虎豹狼虫，满山群怪，七十二洞妖王，都唬得磕头礼拜，战兢兢魄散魂飞。霎时收了法象，将宝贝还变做个绣花针儿，藏在耳内”。又扯出铁棒，打进鬼城，径奔森罗宝殿，牛头马面东躲西藏，十殿阎罗惊慌失措。情急之时，“拔一把毫毛，入口嚼烂，喷将出去，念动咒语，叫声：‘变！’变做千百个小猴”，纷纷前来助战。身体想变就变，唯意所适，变大树，变少女，变牛精，变小妖，变水蛇，变寺庙，变老人……率性而为，无所不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自闻道之后，有七十二般地煞变化之功：筋斗云有莫大的神通;善能隐身遁身，起法摄法;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那些儿去不得？”的确是“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9]，可谓“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然而，无论他怎样变化，只是童心未泯，天真、善良、宽厚之念仍存。正如他向须菩提祖师所表白的，“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此或即祖师所指认的“见性明心”。如此看来，悟空这一人物的塑造，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禅宗所谓“普见化身，不离自性”的形象化解读。 当然，作家的人物形象塑造，取法途径当很广泛，如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云，“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孙悟空这一人物的行踪，似乎也有明代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艮的影子。据相关文献载，阳明弟子王艮，曾“自创蒲轮，招摇道路”，游学京师。因其“冠服言动，不与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门之在京者，劝其归。阳明也“移书责之”。及还会稽，阳明以其“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门三日不得见”。阳明送客出门，王艮长跪道旁，口称：“艮知过矣。”阳明不顾而入，艮随至庭下。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不可能照搬现实生活，但现实生活给予其创作的灵感或启迪，则是必然的。悟空这段求学经历的描写，说不定就参照了王艮的事迹。[10] 《西游记》所写孙悟空的种种英雄壮举，如他搅乱蟠桃会，私闯兜率宫，偷吃老君丹，大闹天宫，戏弄天神，似有不可一世之概。他的“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充溢着“打破窠臼”、“掀翻牢笼”之豪气，又与明代思想家王畿所鼓吹的“自信而是，断然必行”、“自信而非，断然必不行”意脉相牵。 我们知道，在明代中叶以后，各家思想的碰撞与交融，则成了时而发生之事。王守仁曾描绘这一现状说：“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11]恰道出当时思想发展儒、释合流之趋势。儒学后学，尤其是宋代理学、明代心学在理论表述上，与禅学有不少相似之处。王守仁称，“圣人必可以学而至”[12]，“满街人是圣人”[13]，“个个人心有仲尼”[14]。罗汝芳也说，“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圣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圣人即是常人”，“常人本是圣人”[15]，“圣人即是自己”[16]。与《六祖坛经》所云“自性若悟，众生是佛”、“我心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就十分相似。又如，阳明后学曾称：“是非本明，不须假借，随感而应，莫非自然”[17]，“真性流行，随处平满，天机常活，无有剩欠，自无安排”[18]，“真性流行，不涉安排”，“坦怀任意”，“吾人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19]，“信口谈解”[20]，“不用安排思索”之类，也与《六祖坛经》所论“立世得，不立也得”，“来去自由，通用无滞”，有某些近似之处。有论者称：“从东土初祖菩提达摩到五祖弘忍，其禅学思想无不主张‘心为万法之源’，且都有任心而为、随缘而行的思想倾向”[21]。“慧能南宗对主体意识的重视，对人的肯定以及将修禅融于日常行事之中，将成佛视为通过个人的修行而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等等，也都无不渗透着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22]。其实，禅宗南派这种修行的基本思路与方法认定以及个中所蕴涵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同样又制约王学一派的理论认知。王学及其后学，以其生徒众多，影响广远，又给当时的文学创作以很大冲击。这是为不少学者所认可的事实。 如此看来，仅仅根据某一版本之注、评所提供的信息，便断定该小说倾向于某种思想，是不够全面的。《西游记》作者所生活的明代中叶，正是新、旧思想交相碰撞、融会的特殊时期，代表各种思想倾向的人物，纷纷四出讲学，成一时之风气，“天下几无日不讲学，无人不讲学，‘三教合一’之说倡言无忌，而学脉之瞀乱，于斯为极”[23]。“深山穷谷，戴白垂髫，圜法堂观，听者几数千人”(《郊居遗稿》卷五)[24]，“讲诵咏歌之声，昕夕不辍”(《澹园续集》卷一○)[25]。讲学各家纷纷登场，众说纷纭，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不能不令人困惑。所以，在小说《西游记》所展示的画面中，既有儒、释、道思想不同程度的折射，也有市民阶层要求摆脱束缚、追求个性自由意识的渗透，还深蕴进作家本人寻觅出路而不得的困惑、彷徨与焦灼。忽略了对当时文化语境的多方位观照，就难以捕捉《西游记》的思想倾向。 注释： [1][3][7][8]蔡铁鹰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59、168—169、291、297页。 [2]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页。 [4]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354页。 [5][9]《六祖坛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179页。 [6]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 [10]赵兴勤《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4页。 [11][12][13][1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213、116、790页。 [15][16]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3页。 [17][18][19][20]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83、842、828页。 [21]洪修平、吴永和《禅学与玄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22]洪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23]陆世仪《陆桴亭遗集》卷一，《高顾两公语录大旨》。 [24][25]转引自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18页。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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