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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回本《西游记》的主题、性质、作者等问题一直是近几年学界争议较多的热点问题。近年有学者提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是元代全真教道士的学术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笔者认为此种观点证据尚不够充分，特撰此文进行辨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同好。 一、百回本《西游记》是明代作品不是元代作品 目前现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世德堂本，而现代一些学者认为《西游记》是元代作品的主要理由有两条： 第一条，在古代朝鲜的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中已明确出现了“《西游记》”书名，并有一些相关故事情节介绍，而《朴通事谚解》约成书于中国的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 其实，《朴通事谚解》中有关《西游记》的内容，游国恩等学者早已注意到，但他们都只不过把这些内容看作百回本《西游记》得以产生的重要素材，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称：“《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后出现的又一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它的成书，酝酿了七百多年……至迟在元末明初曾有过一部类似平话的《西游记》……为吴承恩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当的基础。”[1] 这是因为，清代学者纪昀对百回本《西游记》为明代作品的判断已有铁证在先：纪昀在其著作《阅微草堂笔记》中根据“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而断定：“《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2]《西游记》中的“锦衣卫”、“司礼监”等名称是明代才出现，元人根本不可能知晓，因此，它是明代作品应可确定。而在此铁证基础上，百回本《西游记》是元代作品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 通过仔细对比我们也不难发现，《朴通事谚解》中所涉及的《西游记》内容与百回本《西游记》内容虽有类似之处，但更有本质差别，不能混为一谈，例如《朴通事谚解》中涉及的《西游记》内容并无“心猿”、“木母”、“金公”等语，与道教内丹学并无直接关系，而百回本《西游记》文本则与道教内丹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游国恩等学者推测百回本《西游记》产生之前存在一部“类似平话的《西游记》”是合理的。 第二条，元代已出现《西游记》多本杂剧，此杂剧故事情节丰富，独立创作的可能性较小，改写的可能性大，而按元代戏曲家编剧的一般做法，通常是将古代历史或前代诗歌小说改编为戏剧。 元代《西游记》杂剧可能是根据之前的小说改编的，这一推断符合逻辑。但《西游记》杂剧所本的小说有可能是游国恩等学者所推测的“类似平话的《西游记》”，不可能是百回本《西游记》，因为《西游记》杂剧与百回本《西游记》同样有显著差别，不可混为一谈，而纪昀所言的百回本《西游记》为明代作品的铁证已无可辩驳。 笔者认为，近年学者所提出的《西游记》是元代作品的这两条理由，其实只不过是再次印证了之前学界的共识：百回本《西游记》非一人凭空创作，而是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 二、《西游记》并非“道士骂佛”而是“以道融佛” 一些学者认为，判断《西游记》的作者为谁，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是作者写书的目的，并引用佛教《虚云和尚年谱》中虚云法师的观点，认为《西游记》作者是道士，其写作动机是“道士骂佛”，同时还举了《西游记》中所出现的有关佛教的一些问题作为论据，如：小说不称“释迦牟尼佛”、“世尊”，而称“如来佛”、“佛祖”，不符合佛教的习惯；玄奘法师乃大唐一代高僧，而《西游记》将他描写成是非不分之人；借故事角色之口笑本来无欲的观音菩萨“一世无夫”；把佛、迦叶、阿难(小说为阿傩)都说成是收受贿赂者，把佛经视为货物，可以买卖…… 《西游记》有关于佛教的常识性错误，对此鲁迅先生也早有论述，如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西游记》作者“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3]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称：“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4]其实如仔细深究，还会发现不少问题：历史上的玄奘法师是以精通佛教唯识学著称，然而《西游记》中的玄奘却只会谈禅论道。《西游记》甚至出现把“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混为一谈的现象。 笔者认为，这些现象似可说明：《西游记》表面上虽以佛教僧人取经为主要题材，但作者并非深谙佛学之人，《西游记》中的佛教并不能获得佛教中人的认可，认为《西游记》主旨是宣扬佛教的观点恐难成立。但仅凭这些现象还是不能确定《西游记》作者是道士，其写作动机是“道士骂佛”。我们看到，《西游记》故事不但对佛、观音、迦叶、阿难时有揶揄，对一些道士也多有嘲讽，其中甚至有描写行者三人把道教祖师“三清”神像推进茅厕的情节。 其实这些貌似“骂佛”、“贬道”的现象均可以从《西游记》文本的提示中找到答案。如《西游记》第31回提示：“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之元神”——“元神”是道教内丹学术语，指人心的本体，把“佛”与“元神”划等号，这是道教内丹学的典型特征，正宗的佛教中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从这一提示我们即可明确，《西游记》中的“佛”只是表象，“元神”才是其实质。根据这些提示，我们如以道教内丹学为立足点，把《西游记》中的佛教看做是“道教内丹学意义上的佛教”，则这些现象都可得到圆满的解释。[5] 道教内丹学又被称为“金丹大道”，兴起于隋唐，成熟于宋代，以修炼“金丹”为特征，此“金丹”即心性、元神，如元代内丹学家李道纯称：“金者坚也，丹者圆也，释氏喻之为圆觉，儒家喻之为太极。初非别物，只是本来一灵而已。本来真性，永劫不坏，如金之坚，如丹之圆，愈炼愈明。释氏曰〇，此者真如也；儒家曰〇，此者太极也；吾道曰〇，此乃金丹也，体同名异。”[6]柳华阳称：“仙佛成道是本性元神……本性元神其名虽二，源流则一。佛谓之性，仙谓之神。”[7]内丹学家都宣扬儒佛道三教归一，常以内丹学为立足点去融摄三教，对佛教禅宗尤其推崇，认为禅宗的修行方法与内丹学完全相同，不少内丹学家还专门从内丹学角度出发去诠释佛经和《坛经》，但他们其实对佛学并不熟悉，其诠释多是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并不能获得佛教中人的认可，[8]而这种“外禅内道”的诠释方式与《西游记》对佛教的诠释非常相似，所以现代一些学者认为《西游记》作者是道士是有根据的(但把《西游记》作者完全限定为全真教道士则还需要斟酌——见后文)。 道教内丹学虽产生于道教，但后世内丹学家却不全是出家道士，并且，内丹学不崇拜偶像，不追求肉体长生，而以心性超脱为旨归，与其他道教学说有显著区别。内丹学家常借佛教术语称内丹学是成仙成佛成圣的“不二法门”，并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佛教道教中的修行方法颇多贬斥，如北宋著名内丹学家张伯端的《悟真篇·自序》：“如炼五芽之气，服七曜之光，注想按摩，纳清吐浊，念经持咒，噀水叱符……习房中之术，以致服炼金石草木之类，皆易遇难成者。以上诸法……必难成功……殊不知成道者，皆因炼金丹而得。恐泄天机，遂托数事为名。”[9] 正如一些禅宗高僧“毁佛骂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谤佛，内丹学家对“念经持咒、噀水叱符……”的贬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排佛贬道，《西游记》中对一些佛道的揶揄同样也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骂佛”、“谤道”，因为根据《西游记》“佛配自己之元神”等提示，按内丹学的观点，既然所有的佛、仙、圣的实质都是元神、心性、金丹，那么让泥塑木雕的“三清”进茅厕、与所谓的“神仙”、“菩萨”、“佛”开几句玩笑根本无关宏旨。 总的说来，在《西游记》中我们并没看到“道士骂佛”，看到的是“以道融佛”，当然，此“道”并非普通道教而是以心性超脱为旨归的“金丹大道”。 三、《西游记》作者未必是全真教道士 一些学者认为《西游记》道教(内丹学)色彩比佛教色彩浓厚，笔者完全同意这一看法。现在所见明清时期的八种《西游记》评点本至少有六种是以道教内丹学为立足点，没有一种是以佛教为立足点，此现象也可作为一种旁证。[10]然而如因此认定《西游记》作者是全真教道士，则结论恐下之尚早。 胡适、鲁迅曾认定《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此结论风行了大半个世纪，然正如章培恒先生所指出的，此结论证据并不充分，把《西游记》作者认定为吴承恩完全可能是一个误解。[11]如今，尽管国内学界仍有学者坚持胡适、鲁迅的观点，但已不被视作定论，只不过由于《西游记》作者具体是谁仍难确定，所以国内出版的《西游记》仍延续传统，普遍署名吴承恩。 明清时期流行的《西游记》评点本大多认为《西游记》主旨是宣扬金丹大道，有的评点者(如汪象旭)认为作者是元代全真教道士丘处机，而有的评点者(如怀明)则认为是北宋著名内丹学家张伯端。 百回本《西游记》无疑与内丹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由于丘处机和张伯端生活的年代与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年代不吻合，所以此观点不为学界采纳。而笔者认为，如果把《西游记》作者限定在“全真教道士”范围内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内丹学非全真教专利，精通内丹学之人也并不一定是出家道士。 金元时期王重阳开创的全真教被称为道教内丹派的“北宗”，在此之前已有宋代张伯端为代表的内丹派“南宗”，之后尚有“中派”、“东派”、“西派”等宗派。南北二宗阐述内丹学的术语概念有显著差别，所以学界有南宗丹法“先命后性”、北宗丹法“先性后命”之说。[12]全真教强调修行必须出家，南宗则没有此硬性要求，一些南宗内丹学家就不是出家道士。 《西游记》中不但引用了全真教道士马钰等人的诗词，也引用了不少张伯端《悟真篇》中的诗文，《西游记》所涉及的“金丹大道”究竟属于南宗还是全真教？如果作者是内丹学家，那么他究竟属南宗传人还是全真教传人？要弄清这些问题恐怕还得再花工夫专文探讨。在此笔者仅谈两点自己个人的浅见：第一，“全真”之名在金元时专指王重阳、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教，而元以后则逐渐成为出家修习内丹的道士的通称，与“正一”道士相对；而《西游记》第37回“乌鸡国”故事中，把文殊菩萨坐骑变化成的妖怪称为“全真”：“忽然终南山来了一个全真，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结合《西游记》中其他地方对所谓“行脚全真”(第25回)、“游方的云水全真”(第44回)的描写可以判断，书中所说的“全真”并非指全真教，也不是专指修习内丹的道士，而是对普通道士的称谓，从这些称谓和描写来看，《西游记》作者自己就是全真教道士的可能性极小。第二，世德堂本《西游记》中陈元之的序称《西游记》有可能“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出八公之徒”或“出王自制”，因为《西游记》中涉及许多古代官制知识，其中的不少细节普通老百姓都未必了解，所以笔者也认为《西游记》作者有可能与官府有较密切的联系，不大可能是出家修行的道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游记》虽与内丹学有密切关系，不排除其创作动机有“证道”的可能性，然其作者未必是全真教道士，他可能既是通晓“金丹大道”的内丹学家而又是世俗中人甚至是官府中人，这种人正是张伯端《悟真篇》所推崇的修道者：“须知大隐居廛市，何必深山守静孤。”[13] 注释： [1]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5页。 [2]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33页。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63页。 [5]郭健：《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之元神——〈西游记〉中的佛教现象透视》，《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1期。 [6]《道藏》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97页。 [7]《藏外道书》第5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937页。 [8]郭健：《道教内丹学的佛教观探微》，《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 [9]《道藏》第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73页。 [10]这八种评点本即托名李贽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刘一明的《西游原旨》、张含章的《通易西游正旨》、怀明的《西游记记》和含晶子的《西游记评注》，后六种均是明显的内丹学评点本。 [11]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12]郭健：《先性后命与先命后性——道教南北宗内丹学研究》，《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3]《道藏》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16页。 作者简介：郭健，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宗教与古代文学。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