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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全球化时代什么什么”的时候，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电子媒介”，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化”成了一个热点名词？是全球性经济贸易促成的吗？还是全球政治整合出来的吗？显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问题之所以都被置于全球化语境中，是因为电子媒介，没有电子媒介就不可能有“全球化语境”一说。因此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问题，很多都可以从电子媒介这一个角度来切入，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媒介社会学或传播学来审视，来观测。 使人类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是收音机、电视和网络这三种电子媒介，19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著名的“地球村”的概念，其主要形容的是20世纪20年代收音机的影响力，因为“在收音机到来后，人们前所未有地经历了迅速而亲密的相互接触”①，但“地球村”这个概念之所以在1960年代后被广泛接纳并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电视时代的到来。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说：“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② 这就是电视走进家庭之后的结果。1950年代起，美、英、法等欧美国家率先进入了电视时代，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事实：1948年，全美国只有不到10万台电视机；一年以后，美国人的电视机拥有量达到了100万台——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到1959年为止，5000万台电视机进入了美国家庭，约88%的美国家庭自豪地拥有了电视机，而在1950年代初，这个数字还仅仅是6%。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不到10年，电视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③ 在英国，二战后电视业迅速发展，到1957年底，全国建立了23座各种功率的电视发射台，覆盖率为97%。英国广播公司于1957年正式对学校进行电视广播，电视观众也迅速增加。在电视体制上，1954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独立电视公司，开始发展商业电视，1955年第一家商业电视公司开播，形成了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在法国，二战后政府成立了广播电视局并正式成立了电视台，1945年10月1日开始正式播放节目。1960年底法国拥有190万台电视机，到1987年拥有2660多万台，这意味着在电视机诞生仅半个世纪之后，法国94%的家庭拥有了电视。在美国，到了1975年，大约96%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其中70%是彩色电视机。从1963年到1975年，又有325家新的电视台注册，广告收入增加了不少。在电视娱乐节目上，这一时期出现了间谍片、太空片和战争片，还有以医生、律师和动物为题材的节目。儿童动画节目受到了孩子们的青睐，但电视节目基本仍以连续剧和游戏节目为主。在电视体制上，1967年建立了美国公共电视体系，从而改善了电视节目的供求体制，满足了教育、儿童和特别类节目的观众。④ 正是欧美国家电视业的迅捷发展，电视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于是引发了大众文化的狂潮，同时，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化与电视文化共同构成了对传统的书籍文化（印刷文化）的冲击，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传播与阅读也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 电视时代和数字化时代是一个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地球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的时代，电视时代和数字化时代也是一个影像时代，是一个图像文化占有绝对强势地位的时代。电视的拟像符号以浅表化、类型化、平面化和无深度的形式，冲击着文学和艺术，使文艺失去阵地的同时，也失去真正的接受者，而且网络的图像符号和电子游戏，还有芜杂的文字信息也改变着读者的接受方式和阅读胃口，使得真正属于审美世界的文艺作品减弱了它应有魅力和价值。英国学者约翰·伯杰就对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视对传统的油画艺术的影响做过研究，他认为这些电子媒介的“现代的复制手法摧毁了艺术的权威性，将它从一切收藏处搬开，或者更妥贴地说，将它们自己复制的形象统统搬出收藏处。有史以来，艺术第一次成为昙花一现的、异地同现的、有形无实的、唾手可得的、没有价值的、自由自在的物象”⑤。约翰·伯杰用了一连串贬义性的形容词来修饰“物象”这个中心名词，足以证明他对电子媒介的敌视，足以证明他认为电子媒介是对艺术价值有着解构力。国内有学者也认为：“在数字化媒体的强势覆盖下，‘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直观遮蔽沉思，快感冲击美感，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叙事已是不争的事实。”⑥ 但无论电子媒介如何强势，无论电子媒介所导引的视觉文化、娱乐文化如何对文艺具有祛魅性，文艺总是葆有它的价值，文艺总是会在社会建构中发挥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以为，在电子媒介时代，文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1. 文艺的创造性能力的培养。电子媒介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信息时代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知识与产品迅速更新换代，这种知识与产品的迅速更新换代意味着人的知识容易老化，而且人如果没有创造性能力，就可能被时代所抛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阐述技术发展时代的德国的社会问题时，就有这么一段话：“从1980至1990年期间，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变换了自己的职业。这种发展趋势对教育体制与文化机构提出了挑战。对学习进程必须加以改进，必须把知识的学习和文化，精确的专业知识和艺术、哲学的想象力结合起来。如果变换职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就不能仅仅坚持原有的那种学会一种终生受用的方法的老原则，而是必须引进终生学习和艺术创造的各种形式”⑦。他还认为，经济与科学对幻想、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及艺术创造能力都颇有兴趣。⑧ 而幻想、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及艺术创造能力恰恰是文艺能够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因为文学和艺术本身就是幻想、想象力和形象思维的世界，并且文艺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世界。包戴利的观点也证明了艺术对幻想、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他认为“幻想是以主观逻辑关系构造世界现象的尝试，它将主体的统一性引入无序的世界。想象力则是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把外在世界与自己想象中存在的形象重新综合，并推演出一种此前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新的形象。感受能力、想象力及想象欲望的强度与变动性，对构想无序事物及非存在事物的注意力，这些都可以通过人们自己的艺术行为及艺术磋商得到锻炼、发展。艺术促发思维与感觉。它训练想象力的游戏，使人从感觉印象的无序中走出来，在以前不曾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创造一种新的形象”⑨。应该说包戴利的观点是非常确切的，在电子媒介时代，以意象化符号来表现生活与世界的文学和艺术在培养人的创造性能力方面，有着一般媒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 不过，人的意象性构造世界的能力和创造性能力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缘无故就得来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认为，“对人的想象力与幻想必须加以培训。想象力与幻想不能完全被浅薄的图像强占。电视画面是无形体感的，它只触动我们诸多感觉中的一种，即视觉。当媒体完全控制了儿童与成年人的想象力，以致他们不能再借助图像进行创造性活动时，那么，就会导致幻想与分析力萎缩的现象”⑩。因此，在被电视图像包围的环境里，青少年乃至成年人都应该主动地亲近文学和艺术，并通过文学艺术这个具有意象美的想象力世界得到视觉文化和电视娱乐所难以企及的精神营养。 2. 文艺能够提供一个和谐的文化情境。最近，教育学界提出了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教育研究”这个命题，这实际是一个方法论的革命，它强调必须从真实而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寻找教育问题及其答案。从这一方法论的思考出发，教育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等各个文化领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文化价值系统的历史传统和未来发展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我觉得，文艺在“文化情境”的构造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不一样的是，文学和艺术作品是以诗性形式包涵和展示着一个族群和人类整体的最高智慧，文学艺术也标志着人类最高生存品质和历史品质，因此文学艺术给予人类的是一个安静、可以诗意地栖息的家园。 人类的生存也需要一个和谐的文化情境，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心灵的和谐，等等，这些都是人快乐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的前提条件。文学艺术是文化的有机部分，也是最具有人性魅力和人文关怀的文化要素，特别是优秀的文学艺术所熏陶所滋养所营造的文化环境，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进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有学者就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文化因素深深地渗入其间，它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没有和谐的文化，就没有和谐社会的根基，没有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有没有和谐的文化，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尺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含着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同时更需要和谐文化的引导和支撑。和谐社会越发展，和谐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就越突出、越明显。”{11}由此可见，文艺作为和谐文化整体中的活跃因素，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且，优秀的文学艺术本身就属于和谐文化，因为它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学艺术的特殊样式和典型形象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它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为一体，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也反映了作家艺术家深沉的内心世界。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作家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的自觉认识和向往，代表了一定的人类精神高度和民主，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社会阶层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水平。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人们依附的精神家园，也是和谐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源泉之一。对个体而言，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起着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作用，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也就是说，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以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作为始终不渝的追求，以引导、培育人们的和谐的审美观念、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目标。但电子媒介时代，优秀的文学艺术所蕴涵的和谐性因素却被工具理性思维所遮蔽，人们的思想由于受到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主导，而变得缺乏主流和中心价值观，而且目光短浅，甚至放弃了最起码的历史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这是令人担忧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批判现代科技社会，认为现代在对科学与技术的追求中，割断了对历史的文化联系，他还认为“现代已不再承认任何元叙事（Meta-Narrativum），不承认任何共同的叙事，也不承认任何功能作用彼岸的超越的东西。这也就蕴涵着无情境性”。这种“无情境性”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席，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不重视文学艺术。 3. 建构感性世界，形成抵抗的文化政治。文明和野蛮同在。当我们在享受文明的成果时，也许我们在经历野蛮的侵略或我们的心灵被野蛮殖民。因此，人类在发展中需要不停地进行有效地抵抗，抵抗那些野蛮的力量，这样一来抵抗的文化政治并不是一个时髦的词语。当代西方文化学者和人文主义者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在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这些操持着批评理论话语的学者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他们的文化批判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诚然，以计算机、信息和通讯为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确实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正如有人描述的，这第三次技术革命旨在减轻距离和空间的限制，网络的地位超过了地点，用户电报、传真、无线点、计算机的网络保障了世界市场的运作，工作越来越可以脱离某个集中的地点。在不久的将来，技术的演变将会推出近似神经网络的计算机，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更接近人类大脑逻辑的人造机器逻辑。这不仅可以改变劳动之外的生活，而且也可以改变劳动生活本身。{12} 但人们希望，技术将不再盲目地指导我们的前途，应该迎接超越技术思维和技术霸权主义的时代，于是西方这些清醒的文化学者的文化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委婉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对后现代文化的一种抵制。马尔库塞提出了“艺术即政治实践”的命题，他倡导“新感性”，提出了一种能够适应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学说。他看到西方社会在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利中心、管理体制、意识形态及哲学形式方面的变化，这种革命学说已不可能局限在社会物质条件方面的暴力革命，而应注重社会主体及人的意识方面的观念变革。他认为，就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前者已不可能，而后者迫在眉睫。而且他认为，在人的观念变革中，哲学由于其实证的倾向占统治地位，已越来越落入变态的发展，因而不能够给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及各种控制（尤其是以技术力量为代表的“理性”控制）提供批判的否定力量。而艺术，作为充满了各种想象力、可能性的“幻想”世界，则表达着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潜能，表达着人性的崭新层面。艺术蕴含着新的社会改造的生机。 马尔库塞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像他在《单维人》中指出的那样，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即使在革命的客观条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危机并不能立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科技发展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生机，社会处在日益增长的丰裕之中。因此，在社会的物质条件方面发动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去培养这种革命意识，都是脱离现实的。不过，马尔库塞敏锐地发现了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物质发展而日益突出的人的精神危机与需求——感官功能异化，看到一个在物质——科技——机器——合理化——单调重复……等一系列单一层面上的“单维人”的命运。同时，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艺术、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对这种异化的“单维人”命运的揭示和批判。他把希望寄托在以艺术、文学为中心的“审美之维”的革命上，认为只有通过这种作为“基础之基础”的人的内在审美——感觉——欲求——本能层面的改造，才能在根本上造就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前提——崭新的人及其心理——观念结构。{13} 因此，马尔库塞极端关注“美”并希望借助于美的力量来解放被工具理性压抑了的想象力。 马尔库塞对新感性的呼唤，对艺术作为政治抵抗的可能的认定，使我们看到文学艺术作为审美世界的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这不是凭空捏造的痴人说梦式的呓语，文学这个理想国千百年来一直承担着这样的文化使命。在宗教禁锢时代，虽然它曾经和野蛮妥协，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自由的想象；在政治高压时代，虽然它也被政治招安过，但它依然可以给人带来光明和希望……文学艺术以及审美的形式、美感和道义的力量与社会调和又短兵相接，并不断参与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生态学家有这么一个观点：“促进人类进化将意味着使人类再一次获得新生。人类的第一次诞生发生在它进化之初，距今已有几百万年。大约自直立人时代起，语言、文化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新生。人类第三次新生是智人和古社会的出现。人类第四次新生表现为历史的产生以及农业、畜牧业、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人类的第五次新生虽有可能但尚不能肯定。它将表现为人道的产生。这种人道将使我们走出地球的铁器时期和人类的史前期，实现地球文明，建设起个人、种族和民族的全球社会与共同体。”{14} 我以为人类第五次新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位生态学家已经给出了理由：人类的道义。对道义感的追求是这位生态学家对生态伦理的呼唤和重视，的确只有重建生态伦理，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人类才可能走向最高的文明。 但人道的世界并不是技术可以塑造的。今天的电子媒介确实塑造了人，它寓示着新的认识论，新的尺度和新的伦理。高科技带来社会生活的种种变革，它使人类真正可以上天入地，把远古神话和科幻小说中的神灵的超级法力今天变成了现实，但技术思维和对实用价值的追求使得感性的人类变成了理性的动物，人们普遍有了忧虑——“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自亚里士多德起就被看作伦理道德问题，而机器对人的奴役却没有被人们视为伦理道德问题。我们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反抗，我们已经被征服。这就是埃路尔、马尔库塞、霍克海默以及其他学者所阐述的技术或技术理性的霸权，我们逃脱这种霸权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15} 文学艺术有没有可能重塑人类的感性世界，使人类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依然拥有一分空灵？我以为这是可能的，就文学艺术这个空灵的诗性世界而言，对于抵抗技术野蛮，对于抵抗商业文化的侵蚀，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注释 ①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②[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③[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④邢虹文：《电视社会学》，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⑤[英]约翰·伯杰著，戴行戊译：《视觉艺术鉴赏》，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页。 ⑥欧阳友权：《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嬗变》，《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3期。 ⑦⑧⑨⑩[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红译：《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第138页、第138页、第140-141页。 {11}秦刚：《建构和谐社会必须着力建设和谐文化》，《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8日。 {12}{14}[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0页、第109页。 {1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15}加里·查普曼著，宁中一译：《征服计算机》，王逢振主编：《网络幽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原载：《理论与创作》 2007年第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 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