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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语 面对“美眉”、“斑猪”、“见光死”、“7456”、“TMD”诸如此类的语词，很多家长不禁惊呼，孩子说话越来越听不懂了。这些伴随计算机传播媒介而衍生的网络语言，由于其表达方式的新奇、怪异，自出现始就一直不断遭到家长、社会的各种非议、诟病，然而这种直观感性、诙谐生动、表达迅捷的语言却格外受到年轻网民们的喜爱。这种适应青少年特点的语言表达方式正逐步走出网络世界渗透到他们的日常交际活动之中，且逐渐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显然构成了对既有语言规则的冲击和威胁，同时由于它与惯用现实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导致那些不熟悉此类语言的人们无法跟这些青少年网虫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面对当前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到底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一味地回避这种因新的传播方式所产生的语言现象，显然对问题的解决毫无裨益。事实上，网络语言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语言内部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学问题，而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网络传播对语言有何影响？是在什么文化情势下涌现出这种新的语言现象的？它到底是怎样被年轻网民们创制出来，又具有哪些与现实语言不一样的特征？它是否体现了青年人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特质和文化状态？只有对此类语言现象有一个深入同情的切要理解和较全面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合乎网络语言实际的价值评判，或许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 当前语言学界对网络语言的定义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不管出现怎样的分歧，大家还是基本赞成网络语言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和条件，即它是利用计算机在网络交际领域中所使用的语言，通常以屏幕文字、音频及视频（如语音、视频聊天）等形式进行相互间的传递和沟通。根据其应用范围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类：1.与网络有关的专业用语，如奔腾、芯片、主板、内存等；2.网络相关词语，如虚拟、点击率、数字经济、信息共同体等；3.网络习语，即狭义上的网络语言，它又包括网站域名用语、网络聊天用语和网名用语等，其中在BBS、网络聊天室中所使用的特殊语言是网络语言中最鲜活的成分。这种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与一般日常生活的交际活动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它可以是异步的，如通过电子邮件或电子公布板（BBS）实现的交流；也可以是同步的，如通过在线聊天或组合软件实现的同步交流。同时它兼有单向、双向和多向交流的功能，对网页文字信息单向接收属单向交流，如浏览网页；人与人之间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交流属双向交流。此外，网络聊天实际上并不限于一对一的双向交流，而可以实现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交流。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显然会随着人们交流方式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改变，网络语言就是因计算机为媒介的特殊交流方式应运而生的，特殊的交流方式自然需要特殊的用语。因此要了解网络语言的特色，我们就必须首先要从它的传播方式上进行较深入的勘察。 二、作为电子传播媒介的网络语言 麦克卢汉曾言，新媒介的使用将会派生出一些心灵习惯，那就是因特网的使用解构了建立在印刷书页前提之上的文明。我们达到了放弃印刷术视觉程序。由此产生的是必然与之相关的思想感情结构。[1] 即传播方式的改变必将改变我们的意识，所谓“媒介即讯息”的意思是：媒介使我们的感官的形貌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又改变了我们接受感官资料的方式，而我们正是利用这些资料来理解和构建/重构周围的世界。这显然意味着，电子媒介带来的变化，不是人们所谈的内容的变化，而是人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变化。电子媒介使我们在人类传播和文化中传统的时空观念完全过时了。线性和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的界定性特征之一，如今它受到的挑战是思维方式、审视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挑战，这是多媒介的、直觉的方式。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信息的大量繁殖、膨胀和爆炸，以及获取信息的便捷轻易、即时信息的淘汰率及获取新知的欲望，使受众对那些修辞性很强的诸如过程铺垫、环境描写和抒情性的传统表达文字，缺乏阅读的耐心和热情，而更偏重于当下性、真实性、直接的或实用的新知、经验和享乐。于是，青年网民们用以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也就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表达习惯产生了很大差异，他们挖空心思“创造出”令人感到新奇、怪异的“网语”。 我们知道，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传播是一种基于文本的互动交流方式，需要利用计算机的词库在键盘上“敲打”才能传递信息，为了提高文字输入速度，他们用汉字、数字、符号、英文字母等进行组合，改造词语，甚至用谐音、怪词、错字、别字来玩语言游戏，使传统的书面语言产生了种种变异，甚至变得面目全非。同时在网络交际活动中因缺乏非语言线索，如声调、肢体动作、姿态表情等，且具有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于是，“省时、省事、简练、迅捷”便成了网络交流中首要的语用原则，所以字母词、数字词、谐音词以及大量的缩略语才会在网语中层出不穷。此外，以实时互动为重要特征的网络交流因缺乏现实口语交际所依赖的非语言交流渠道，只能通过符号（如表情符号）构建必要的副语言因素，以便增强表达和交流效果，符号也就逐渐成为了网语的词汇成分。网络语言利用现有的手段，通过创造辅助语言或其他方式来完善其传播能力的不足，这自然导致它愈发类型多样，形态不一，异彩纷呈。 三、网络语言作为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兴盛缘由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虚拟性社群语言，它不仅是一个交际工具或符号体系，而且是这一社群中的成员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也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拥有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乃是：人拥有世界。”[2] 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决定了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相反，它似乎起反映和加强已经存在的东西的作用。实践表明，讲同一种语言的人能够进行有意义的沟通并且因此容易了解和经历同样的历史，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语言的记忆性社群”。[3] 以青少年为主体所创制和使用的网络语言反映和彰显出他们青春期生理、心理状况，并在当代都市化语境下，以共同的“语言记忆性社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 青年亚文化，英文词是“youth subculture”，有时又称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在认识以网络语言现象为表征的青年亚文化之前，我们需要对“亚文化”做一个辨析与梳理，因为只有对亚文化有一个初步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它属下的青年亚文化。根据英国伯明翰学派克拉克等人的分析，亚文化兴起于统治阶级的“权威危机”或“领导权危机”。[4]领导权危机体现了文化—阶级关系和认同再生产中的断裂，而统治阶级对青年人的控制力也在衰退，由此青年人试图在统治阶级领域内为自己赢得属于自己的一部分领地，从而出现了亚文化。以网络语言现象为表征的青年亚文化群体的涌现无疑也跟当前“权威危机”或“领导权危机”相关联。具体到我们自身的语境来说，当代传媒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冲刷出一个多媒体时代的文化环境，大众文化的崛起成了当代文化领域的重要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的进入和兴盛，开始了我国大众文化的萌芽，90年代，由新兴的电子媒介所传播的文化形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感官接触的主要对象。电视连续剧、畅销小说、肥皂剧、时装表演、流行音乐、互联网文学作品、CD/VCD、卡拉OK……形成了一个媒体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并开始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我们，尤其是青少年铸造自身身份最重要的材料来源。青少年所心仪的偶像已不再是身边的家长，学校的老师，主流影视作品中推崇的黄继光、董存瑞等革命英雄群像，也不再是传统书本上的鲁迅、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文化思想精英，而是大众媒体文化包装、制作出来颇具先锋和时尚色彩的歌星、明星。这种青春偶像崇拜诱发了当代青少年普遍的幻想和迷信追求，有的甚至达到了癫狂痴迷的程度，并由此铸就了他们自身的认同性和自我感。正是在家庭、学校、主流意识形态等传统权威出现危机的情势下，伴随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降涌现出“问题青年”、“摇滚青年”、“痞子青年”，[5]以及包括以网络语言现象为表征的种种青年亚文化。 四、网络语言使用中的青少年心理—文化特征 从广义上来说，“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6]此定义指出了亚文化两个关键性特征：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所拥有的文化方式，以及它具有独特的“偏离性”。那么，青年亚文化作为亚文化的主要代表，它到底如何体现上述特征呢？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他们创制和使用网络语言来进行交际活动分析入手，或许就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青年亚文化是怎样体现“亚”的特质和状态。 作为青年亚文化群体，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他们是远离家庭、不忠实的、非官方的、行动较为诡秘的群体，富有个性、活跃、有创造力，他们是充满青春感性欲望冲动的一群。青春期，是个体生理高速生长，趋于成熟，并达到体能的强盛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个体一方面表现出高亢昂扬的生命状态，另一方面由于身体向成年迈进，而开始了性生理冲动和性别意识，同时又得逐步接受成年人的压力，产生了渴望社会承认的欲望和反叛社会束缚的冲动。由于心智的不成熟，使得他们在生理—心理上躁动不安，而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青年亚文化最为基本的特质。我们如果撇开传播方面的因素不论，单从他们的年龄特征来看网语的创制与运用，可以发现谐音和将语词进行缩略是经常采取的策略方式。所谓“谐音词”就是不用原来的词语，而使用与原来词语读音相近的词语替代。如“c u”表示“see you”，“酱紫”表示“这样子”（台湾语音）。而缩略语词要么是将词组中的起首字母连成一个词，如“PC”指“Personal Computer（个人计算机）”；要么取汉语拼音声母简写而成，如“JJ”代表“姐姐”，“DD”代表“弟弟”。这样的策略除了追求传播的有效性外，主要反映出青少年学习和运用语言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倾向于“用自己听到的去构建自己对语言的理解，包括了解单词的意思，了解决定单词如何组合成有意义的句子的各种规则”[7]。正是缘于他们用自己“听到”的去构建自己对语词的理解，才会创制和使用如此大量的谐音词和缩略语，使交际者产生一种见其字如闻其声的效果。 此外，我们还发现在网语中，像“大侠/大虾”、“恐龙”、“流言版”、“斑猪”、“瘟倒死”等戏谑、双关的语汇比比皆是，实际上这些现象展示出一种“玩弄”语言的倾向。根据语言发展的理论，青少年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喜欢通过创作节律、谐音、笑话、双关等“玩弄语言”来促进语言意识的发展。[8]例如“瘟倒死”通过谐音和戏谑的方式来掌握外来语词“Windows”，而像“大侠/大虾”、“恐龙”、“流言版”等则利用双关、笑话的方式使他们认识到语词和短语往往不止一个意思，从而形成和提高他们的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思考语言本身性质的能力。由此看来，对于正处于学习语言阶段的青少年网民而言，通过创制和“玩弄”网络语言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发现语音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可以认识领悟到语词和短语在语义表达上的丰富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些网语的大量运用形成了带有戏说意味的“大话式”语言，不仅让他们开始考虑句子中词语的各种功能，而且思考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修辞特征，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他们自己的元语言意识。当然，这也使得网络语言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诙谐性、新鲜热辣、调侃盛行、别具情趣。这种诙谐幽默、戏拟的语言风格无疑会受到充满智慧与活力、喜欢机智与轻松交流的年轻网民格外垂青。 五、网络语言创制的两种主要策略：拼贴与同构 作为一种文化方式，青年亚文化具有“偏离性”。实际上，“偏离性”从英文前缀“sub”就凸显出来：“sub”意味着“附属的、边缘的、次要的、地下的”，意味着在阶级、年龄、种族等社会等级中处于更低更边缘的位置，或意味着亚文化的拥护者在一定意义上“偏离了”主导文化，处于一种亚性状态，是社会中的“异端”。这种“偏离性”和“异端色彩”往往通过仪式化（符号性）的抵抗彰显出来。从社会心理上看，躁动不安的青少年之所以要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和反叛，他们实际上是想寻求社会的承认，也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认同危机”即回答“我是谁”、“立于何处”、“何去何从”等问题。不过他们这种“抵抗”采取的是风格化、符号性方式，新奇、怪异的网络语言可以说是这种象征性抵抗最好的方式。青年亚文化虽拒斥主流，摆着一副孤傲独立的姿态，但它的内容和形式又被主流文化、大众市场所利用和整编，因而它呈现出以流行去反抗流行、以时尚去消解时尚的文化景观。由于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它既是对主导文化的否定也是对其的补充与替代，有时它站在反霸权的立场上代表着弱势群体的利益，有时又因主导文化和商业利益的“召唤”和“协商”呈现出妥协姿态，这种暧昧而复杂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他们独特的反抗策略主要有“拼贴”(bricolage)①和“同构”(homology)。 “拼贴”最初是列维—斯特劳斯用来描述原始人的一种日常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的根本特点，一是“操作规则总是就手边现有之物来进行的”，而这些现有之物“是根据‘它们总归会有用’的原则被收集或保存的”，这与工程师先设计好方案再去找材料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二是创造性地组合手边现有的材料与资源，制造出一些可以满足当下需要的物件、符号或仪式。这是一种最典型的“权且利用”（making do）的作为。[9]后来，克拉克借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拼贴”来指称青年亚文化风格。他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拼贴就是“在一个总体意指系统内部，把物体重新进行排序和语境重组来传达新的意义”，是“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10] 因而青年亚文化群体像原始人的“拼贴”活动那样，他们并不是从“空无”中创造对象与意义，而是“把所给定的（或‘借来的’）东西变革和重组进一个承载着新的意义的模式中，把它转译到另一个语境中，并改编它。”[11] 从青少年对网语的创制活动中，可以发现大量的网络语汇就是通过对既有语言的挪用和对意义的篡改、转译和改编等而来，这种“拼贴”方式是网语创制中最为常见的策略之一。我们知道，新词语产生的途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创造一个新词语描绘新事物；二是选择一个在意义上与新事物有相同、相通之处的旧词语，再赋予它新的含义。而创造新词语最省便的途径无疑是第二种做法，这种做法显然采用的就是“拼贴”方式。严格说来，它是新词义而非新词的产生。如“恐龙”，网民戏谑地用它指代长得不漂亮的女网民，这显然将原本指称一种已灭绝的古代爬行动物的词赋予了新的含义，把它的丑陋外形特征加诸女网民身上，“恐龙”这个语词也由于语境重组而获得了一种新意。这种旧词赋予新义类的网语还有很多，如“青蛙”、“冲浪”、“灌水”等等。如果说旧词新义类网语是通过把语词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那么还有一种转类词网语，虽没有表现出典型的“拼贴”特征，但依然可以认为它们的创制还是采用了拼贴的策略。所谓转类词，就是不改变词形而转换了词性来构成的新词，例如汉语副词“很”一般不修饰名词，但在网语中，“很+名词”式的短语非常普遍，如“很男人”（即很有男子汉气），“很书本”（指很书生气），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转类词网语的创制不是通过改变语境的方式，而是把所给定的东西进行“变革”即改变词自身的语法性质来传达新的意义，因而它仍然属于拼贴方式之一。 不管是旧词新义类还是转类词，青少年网民通过这样的拼贴方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感，实际上他们通过符号的重新分类而把它们混杂起来，并在抵制传统主导的价值基础上积极地创造新的和有意义的亚文化。这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群体使用拼贴，是为了去反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集团的霸权。正如费斯克所说的，拼贴有一种颠覆功能，“借助这些功能，主流文化或天然文化的元素被赋予新的批判性意味，并常常被冷嘲而怪诞地并置在一起。”[12]在“意识形态战场”上，青少年网民创造的风格是一种“噪音”，会产生相当大的煽动与扰乱力量。这种亚文化风格亵渎神圣的语词、概念，违抗公认的语法规则，干扰了占统治地位文化的霸权的顺利实现，破坏了他们苦心经营的语言共识。因而才会遭致社会主流文化，尤其是主管语言文字的相关权威部门的愤怒与抵制。不过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拼贴”在以网语为表征的青年亚文化中虽然具有一定的反抗意义，但它不像“反文化（counter culture）”那样是在政治上直接对主导文化进行革命性的激进对抗，而往往过多地注重自身文化风格的展示和自我体验，表现为对主流文化元素的挪取、借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修修补补（“拼贴”bricolage一词本来就有“修补”之意），这些凭借“拼贴”所创制的网语更多的是一种对主导性语词的“偏离性”改写，而不是一种在主导文化之外的全新创造。以网语为表征的青年亚文化只提供语词符号层面上的象征性抵抗，这最终导致它对现实矛盾的解决方案成了一种“想象关系”中的解决方式。 青年亚文化对主导文化不仅仅只是一种抵抗和否定关系，而且也是一种补充与替代的关系，它常常因主导文化和商业利益的“召唤”和“协商”呈现出妥协姿态，这就导致它另一种独特的反抗与应对策略：“同构”。“同构”就是某种结构、形象的复制与翻版，对于亚文化而言，就是“在群体价值和社会风格之间存在着象征性的相符一致”[13]。青少年网民采用“同构”的方式创制出两类网语，一类是符号词，另一类就是派生词。所谓符号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词语，而是用以前没用过的符号来传情达意。表情符号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它是用计算机键盘上特有的字符串组成的图形，网络用户使用它们在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室、新闻稿等等中表达感情和语气，为网络传播所独创仅有。如“＠＿＠”代表一个戴眼镜的人，“???_??”表示瞪着充满疑惑的眼睛，茫然的样子。很显然，“＠＿＠”无疑是模拟人戴着眼镜的样子，而且像“＠”、“＿”这些符号是计算机键盘上特有的字符，并且由它们串组成的图形与人戴着眼镜的样子之间存在着某种形象上的“同构”特性。其他像“???_??”、“^_^|||?（好尴尬!!）”等诸如此类的形象表情符号也同样运用了这种创制方式。至于另一类派生词，是以相同的语言单位为基点，分别配搭不同的语素或词，扩展出庞大的系列语群，指称那些与网络相关联的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观念。比如以“网络”语词为基本单位，创制出“网络银行”、“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犯罪”等；又比如以“e”为基本语言单位，涌现出“e时尚”、“e时代”、“e龙”、“e国”等。这类网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同一语群中的语词结构方式一般都相同，组合自由程度大，整个系列具有开放性质。因此，既能表明这些事物、现象及观念的共同特征，又可分辨出它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这些特点可以说最集中体现了“同构”策略方式的核心特质，这些网络语群一方面在结构上是一种复制与翻版关系，同时它们所表征的价值又和网络社会风格存在着象征性的相符一致，这使得它们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且指称的都是网络时代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概念，从中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生活已经出现了整体上的网络化征兆。此外，由于这种“同构”策略中存在着一种复制机制，这无疑造成此类结构同一的网络语群数量相当庞大，这可能是它区别于其他网语的最大特点。 青少年网民运用“同构”方式创制出来的符号词和派生词，虽然不像通过“拼贴”方式创制出来的网语那样具有明显的颠覆功能和批判意味，但实际上它们要么是通过挪用其他非语言符号，要么就是通过全新的创造来构成新的网络语汇，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通过新的网络词语的引入一方面丰富了主流文化的语词武库，或者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机构或资本市场对这些“亚”语词及其风格进行不懈的遏制和收编（incorporation）。前者采取的是意识形态途径，即学校、媒介、司法系统，尤其是政府主管语言文字的部门等支配性集团、机构对异常网语进行贴“标签”并重新界定。[14]例如中国很多省份的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就明确地禁止网络语言进入教科书和正式媒体，并颁布了一系列的“封堵”法令。这样做显然是想尽量抹杀颇具亚文化特征网络语言的“他者性”（otherness），否定它们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或者把它们重新“放置”在安全地带，逐步进行蚕食、整合与收编。而对于资本和市场来说，一旦青少年网民生产和创制出新的具有抵抗性意义的网络语汇，这些象征性意义很快就被资本和市场加以整合与利用，把以网语为表征的青年亚文化符号迅速地转化为利润丰厚的商品。比如像“虚拟社区”、“虚拟银行”等派生词，这些网语的衍生很可能就是青少年在网上冲浪时的突发妙想，而商人们很快就将这些与现实不一样的离奇、怪异想法付诸实践，并成功地获得意想不到的丰厚回报，而且还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通过“同构”方式创制出来的符号词和派生词相对正统书面语词而言，基本上是一种全新的语词。这些新词语大量的涌入对于既有的语言系统，不仅仅起到更新和丰富的作用，而且还能通过改变整个语词的系统结构，达到对传统语言僵化框架的篡改、解构，进而大大激活语言创生的潜能。随着因特网等信息化技术的革新，整个社会将会在非常短促的时间内涌现出大量新现象和新观念，那么怎样用非常鲜活、生动的语言去命名和诠释它们，这就逼迫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去创造新的语汇。像运用“同构”方式创制出来数量庞大的派生词，如“网吧”、“网恋”、“网虫”、“网迷”、“网龄”等等，就较好地描绘出与网络相关的很多新现象、新观念。这无疑也增强了语言在新的媒介条件下的传播交流能力，使之能够充分应对当前迅猛变化的信息社会和数字化时代。但同时这些新的语汇也会被主流文化逐渐整合、收编，最后成为占支配性语言的一部分。运用“同构”方式创制出来的符号词和派生词虽然也对主导性语言系统构成冲击和威胁，但它们的这种对抗相比“拼贴”式的策反而言，显然没有那么激烈，这也是为什么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机构或资本市场对它们既恐慌又非常迷恋、乃至兴趣盎然的原因。不过在这种温和的表象下实际上涌荡着更具颠覆性的力量，由于它们几乎是以几何级数的迅猛方式不断繁衍、增生，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传统语汇系统整个地被刷新，甚至那些处于非常核心位置的语法规则也将被删改、变更。这类语词在与占霸权地位的语言系统对抗时，显示出权力不仅具有压制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生产性功能。 事实上，不管是以“拼贴”还是用“同构”方式创制出来的网络语言，一部分最终还是被占支配性语言系统所整合、收编，因此有些人担心以网语为表征的青年亚文化会失去抵抗意义，有学者就指出，“新兴风格的创造与传播无可避免地和生产、宣传和包装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从而必然会导致亚文化力量的削弱”。[15]之所以涌现出这样的悲观心态和质疑之声，究其因是缘于他们未能够较全面辩证地看待亚文化与主导性文化之间暧昧复杂的结构关联，单单瞩目于亚文化对抗占霸权地位文化的一面，而不明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在象征性对峙冲突中又有着潜在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它不像丧失了价值、信念后的负文化表现出颓废的反常行为和价值虚无感，而是在与主导性语言文化暧昧缠绕的结构性关联中，追寻着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利用既有符号进行“反收编”（antiincorporation）或“外置”（excorporation）[16]，在符号的游击战中对付、挑战强势者所宰制的社会秩序，在拼贴和同构中“生产”快感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序言17. 〔2〕 张能为.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2.53. 〔3〕 〔美〕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169.〔4〕〔11〕〔13〕〔14〕〔15〕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Hutchinson ,1976, p.40,p.178,p.106,p.97,p.95. 〔5〕 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83.〔6〕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0版）〔M〕.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8.〔7〕 〔8〕 〔美〕奥姆罗德.教育心理学：上〔M〕.彭运石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5，59. 〔9〕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3－24.〔10〕 〔12〕 〔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1. 〔16〕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78.（责任编辑：尹 富）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6期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