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2月，身居佛罗伦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致信好友Н.Н.斯特拉霍夫，提及他发现的一个俄国文学现象：“那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杰出批评家（别林斯基、格里戈里耶夫）好像一定是凭借着一个先进的作家登上舞台的，也就是说好像是他把自己的毕生事业用于阐释这个作家，并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是通过别的途径，而是以阐释这个作家的形式来说出自己的全部思想。”彼时的陀氏可能未敢奢望，在他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居然有那么多人将研究他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由此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陀学（Достоевсковедение）。 虽然整个苏联时期（尤以斯大林时期为甚）官方对陀氏并无太大兴趣，但陀学界仍然出现了以格罗斯曼（Л.П.Гроссман）、多利宁（А.С.Долинин）为代表的陀学家。这批学者基本上成长于沙俄时期，在十月革命之后开始致力于学术研究。由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他们不可能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只能在坚持“残酷的天才”这一经典论述的前提下，走实证考据之路，尽量在作家创作形式问题上寻找突破。比较典型的如格罗斯曼的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1925）一书，全书五章基本上围绕作家小说艺术展开：陀氏小说的结构、巴尔扎克与陀氏、陀氏的形象性、斯塔夫罗金的表现手法、陀氏小说艺术。更为著名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同样从作家创作形式——小说体裁入手，指出陀氏小说特点在于“复调”。苏联陀学界的这种做法不但有别于侨民学术界解读陀氏的宗教之维，也不同于西方现代派从存在主义角度对陀氏的解读。这种立足文本、充分发挥俄国学者的材料优势、善从细节入手对陀氏展开细致分析的研究路数，在格罗斯曼等人之后，逐渐成为俄国陀学界的一大传统，为后来的弗里德连杰尔（Г.М.Фридлендер）、布丹诺娃（Н.Ф.Буданова）所继承。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196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1979）无不遵循了这个传统。即使是2010年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19）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诸多俄国学者还是在探究《罪与罚》与《群魔》的人物原型、娜斯塔霞·菲力波夫娜手里的书等这种细节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的，由俄国学者加琳娜·鲍里索夫娜·波诺马廖娃（Г.Б.Пономарёва）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是对俄苏陀学界上述批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确切地说，该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而是对作家创作全方位的分析评论。全书共分五大部分，从内容安排来说，保持了俄苏学者的一贯风格：即按作家作品先后顺序，逐次论述，详略突出。在本书中，作者用一句话或几个词点出五大部分主题，既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一时期的创作重点，又指出了其思想的不断深化这样一个过程。第一部分名为“那个根本问题——有意无意地折磨了我一生。”这是由陀氏笔记里的一句话简化而来。“那个根本问题”，实际上就是指“上帝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事实上也为全书奠定了一个论述的中心。由此，这个问题的由来、作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以及最后“走向更高的生命合一”，都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再如，在“走向更高的生命合一”这一部分里，作者以陀氏创作中的五大著作（其中还包括未完成的《大罪人传》）为论述对象，又在这五部作品里挑出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分析。如此一来，整本书的立论就有了极为扎实的基础，有别于有些论著满纸理论，却不知所云的窘况。 一部质量上乘的学术专著，需要的不仅仅是目录上的明晰，更重要的是观点上的创新。众所周知，目前的陀学研究资料浩如烟海，这既证明了作家创作的博大精深，但也使得后来研究者若想在观点上再有创新更具难度。但本书作为作家诞辰180周年的献礼之作，虽不能说字字珠玑，但也不乏新意。譬如，该书的最后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的儿子》为题，首次把作家关于莫斯科使命的理念与民族思想联系起来了。须知，陀氏绝大多数作品是以彼得堡这个西化的城市为背景的，与莫斯科这个古老的都城几乎没什么关系。作者却以追溯作家思想来源为线索，分析了莫斯科在作家思想中的潜在意义，从而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教精神自然建立在莫斯科的土壤上，不同于圣彼得堡，来自法国、以伏尔泰和狄德罗为代表的启蒙时代的无神论和怀疑主义缓慢而艰难地移植到这里。”农夫玛列伊——这个作家童年梦中的形象——让他看到了人民心中的基督，而这一切都源自莫斯科。此外，莫斯科还是俄罗斯文化中的“第三罗马”，作者在此详细讨论了菲洛芬长老的弥赛亚意识，指出了陀氏俄罗斯理念的根本源泉。应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的陀学资料中尚不多见，可谓发人深省。 就微观角度而言，作者对于陀氏每部作品的分析也颇见功力。就以本书对陀氏的成名作《穷人》的分析为例，作者以一段彼得堡的情景描写引出《穷人》的创作史、故事梗概，人物形象分析，至此都鲜明地体现了俄苏文学批评重社会环境、重人物形象分析等传统，令即使没读过《穷人》的读者也不至于稀里糊涂。接着，作者借“穷人”杰武什金不爱果戈理的《外套》却爱普希金的《驿站长》一事，巧妙将这两部“小人物”题材的经典之作与《穷人》做了比较。按照通常看法，《驿站长》开辟了“小人物”这一主题；《外套》则是刻画了小人物的渺小，体现了果戈理的人道主义情怀；《穷人》则是强调了小人物渺小中的崇高道德。但波诺马廖娃的研究显然不止于此。作者指出：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外套》主人公）的世界里，物取代了一切，包括人的感情。他整天想的不是公文，就是外套这样的东西。杰武什金虽然也受到物的压迫，陷入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样的境地。但他内心尚有一份情感，这份情感促使他去关爱孤女瓦连卡，他不愿意彻底成为物的奴隶。“于是，他清楚地意识到，《外套》的故事是对他的自我存在的蓄意侵害。而相反，《驿站长》的故事则符合他的意愿。”因为后者虽然酗酒而死，但毕竟保留了一份对女儿的牵挂，保留了人之为人的情感。立足于文学作品，波诺马廖娃从物化与反物化的角度去分析小人物形象的变迁，揭示陀氏创作的特色，不能不说是一大创意。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身为莫斯科陀氏博物馆的馆长，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这一点在此书引用的众多插图上也得到鲜明的体现。书中包括了陀氏从1847-1880年的9幅画像或照片，以及200多幅图片，内容涉及作家手稿，故居、同时期文学家等多方面，使读者对作家作品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总体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一书以作品分析为基础，取舍得当，详略突出，凡立论处皆有所依据，不作空口之评。全书史料充足，新意屡现，对当前中国的陀学研究大有裨益。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曾经显赫一时的俄苏文学批评译介陷入了低潮。以别、车、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固然甚少有人问津；赫拉普钦科、弗里德连杰尔等大批俄苏批评家在中国也是应者寥寥。（巴赫金或许是个例外，但需要指出的是：俄苏文学研究界对巴赫金的重视也是来自于欧美的推动。）极少数学者一方面对于这些前苏联时期的理论权威不屑一顾，一方面又大量引入欧美各种批评理论，时而女权，时而生态，哪个流行就用哪个，不但用这形形色色的理论把经典涂抹得五花八门，更令读者如坠云雾里，不知所从。从这个角度来说，波诺马廖娃女士的这部著作，虽然发表于2001年，在十年后的今天却仍不失其学术上的前沿意义。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7月11日10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