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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发展，在20世纪以前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异峰突起的阶段，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主义、19世纪；人们习惯把这三个阶段的欧洲文学，称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三个高峰”。在资产阶级文学发展过程中，把这三个阶段以“高峰”字样标志出来，是合乎历史实际的。稍有文学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对此提出非议。然而“四人帮”一伙，却挥舞“彻底批判”的大棒，向三个高峰大打出手。用江青的话来说就是：“管他什么大师、乐圣，全不在我们眼下……要砸掉外国死人那些旧东西。”接着，“四人帮”的舆论喉舌直接指挥，炮制了《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文，以“欺骗”、“蒙蔽”、“谎言”为罪名，彻底否定了三个高峰，并对最早提出过三个高峰问题的周扬大加声罪致讨。为了澄清理论是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四人帮”一伙彻底否定三个高峰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一 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第一次蓬勃性的发展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个全面产生“巨人”的时代，也产生了许多文学的“巨人”，他们的作品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的历史时代，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了许多珍品。 文艺复兴是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革命运动，文学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文艺复兴的文学运动，最早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在那里以诗人但丁(1265——1321年)的出现为标志，宣告了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新社会历史运动造就了新的文学艺术家，从“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开始，在欧洲许多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伴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及教会势力的斗争，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大量出现，文坛上像闪耀在夜空的星座一样，几百年间出现了许多至今仍誉满全球的文学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在历史上初露革命锋芒的资产阶级，以文学艺术的武器推进它的经济、政治的运动，向封建阶级的占有方式和政治制度，以及全部腐朽的意识形态发动了革命，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无情地扫荡了素被尊崇的思想道德观念，在历史上破天荒地出现了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世界文学。这种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它作了充分的历史肯定。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虽然表面上以尊崇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的方式出现，但实质却不过是彻底摆脱中世纪封建思想文化传统的一种斗争手段。文学运动的实际根源存在于现实的经济、政治运动当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清楚地阐述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古代文化屏斥中世纪幽灵这种斗争方式对创造资产阶级现代文学的作用。他说：“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映，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4—445页。)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这种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新的文学”，究竟新在哪里，它的基本政治倾向是什么呢?“四人帮”一伙的回答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肯定完全不同。“四人帮”一伙以历史唯心主义思想，一口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它们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宣传的是“资产阶级公开的纵欲主义”，提出斗争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和蒙蔽广大群众”。这是以所谓“批判资产阶级”的名义，肆意地在歪曲历史，是以革命口号进行无耻的欺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口号是贯穿当时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它的基本精神渗透在全部的文学创作当中。在文学中人文主义的基本表现内容是：反对教会，反对封建，显示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要求。 当时作为代表社会前进潮流的资产阶级文学家们，他们为了与教会宣扬的神权相对立，提出以“人”为本，“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人的高贵”就其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只有人才能主宰世界，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当时斗争中提高人的地位，贬斥神的权威，政治锋芒是对着教会势力的。反动黑暗的教会不仅是世俗封建统治的不容怀疑的异化力量，也是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它宣扬的神权中心与来世天国的虚幻观念，归根结底是要加强封建的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所以，反对教会所标榜的神的偶象崇拜，亵渎教会为劝人修行来世而提倡的禁欲主义，在政治思想上就是一种摧枯拉朽的革命行为了。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家在这方面写下了许多出色的作品。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让烈火焚烧当时尚活在人世的教皇逢尼发西第八，惩罚他对于权力和金钱的贪欲。薄伽丘的《十日谈》，辛辣地讽刺了男女僧侣们借岸然道貌所掩盖的败行劣迹，把圣职从事者们的贪婪伪善和荒淫无耻揭露得入骨三分。 人文主义文学亵渎神权、批判教会，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他们也更是通过世俗生活的直接描写，开展对于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批判。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多方面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把它比作一座最坏的监狱，诅咒封建的中世纪“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在剧本的第五幕中，通过哈姆莱特的嘴，大骂封建统治者、政客“是个偷天换日的好手”；朝臣是口密腹剑、言行两乖的坏蛋；律师玩弄刀笔，颠倒黑白，无端构罪；地主是奸诈无度的占有狂，哪个也“比牲口聪明不了多少”。莎士比亚鼓动世人要“重整乾坤”。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剧作家维迦的《羊泉村》，大胆地揭露封建骑士团的横行霸道、奸淫掳掠，赞扬被压迫的农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当骑士团队长费尔南·戈迈斯逼得领地内的农民无路可走时，农民揭竿而起，愤怒地喊出“手里拿起武器来打倒这个主人!”的口号。剧本歌颂了人民的暴力反抗，清楚地显示了人文主义文学与人民运动的密切联系。“四人帮”一伙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诬蔑为“欺骗和蒙蔽广大群众”的文学，仅此事例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偏狭与无知。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在反教会、反封建的同时，也从正面表现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上升阶段的道德理想。为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他们主张平等，宣传要从人的本身的价值来评定一个人，而不应根据他的门第、财产等等，法国的散文作家蒙台涅形象地描述说，骏马靠神速博得喝彩的掌声，而不是因为它的鞍辔；一条猎狗因为它的敏捷，而不是因为它的颈圈；一只鹰隼因为它的翅膀，而不是因为它爪上的系铃。人文主义作家为了与教会的来世天国的说教相对立，他们肯定人们对于现世幸福的追求，赞扬个性解放，肯定人有追求自由的权利，歌颂爱情，提倡友谊。意大利的诗人彼得拉克在《秘密》中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人文主义作家们从生活中感受到教会所推行的神秘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蒙昧主义，在阻碍着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于是他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向，歌颂人的创造力，提倡理性；号召人们去追求知识，探索自然，英国的作家培根提出了至今仍在流传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人文主义思想，无疑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政治实质；但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否定这一运动的历史地位与意义，而是为抓住运动的基本矛盾，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人文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广泛社会代表性，就是说在当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反教会反封建的要求。这也是运动本身的内容。当时的人文主义作家以全社会成员的代表身份说话，是因为这时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没有顺利地发展为一个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而人文主义作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出于欺骗，而是出于同是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联系，“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3-54页。)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历史的、具体分析的态度，才能正确地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成就与意义。 二 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是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它是文艺复兴的文学运动的继续发展，是启蒙主义的政治思想革命运动的一个表现方面。启蒙主义运动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显示了资产阶级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越发壮大。恩格斯说：“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3页。)这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思想的发展，而反过来它们又促进经济发展。在启蒙主义思想比较发达的法国，启蒙主义运动是进一步争取和确立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运动的结果直接导致1789年的大革命。18世纪欧洲的英、法、德、意等国的情况，虽然有不少差别，但由于社会存在条件有相似之处，所以都发生了启蒙主义的运动，造就了启蒙主义的文学。 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欧洲18世纪的许多国家，资产阶级势力虽有很大发展，像英国在17世纪还进行过资产阶级革命，但从政治上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仍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很多国家还要通过批判封建政治制度的不合理而造成政治革命的舆论。法国的启蒙主义作家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猛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体。他说：“君主制度是横暴的政制，它势必蜕化为专制暴政”，在君主制的国家里，无法找到“荣誉、美名、道德的殿堂”。在书中他有时把法国的封建专制以波斯的社会情态寓写出来，所以信札中的波斯人郁斯贝克的横暴恣肆正是法国君主的绝妙写照：“你们是什么人?无非我手中随意可以捏碎的卑贱器物；懂得唯唯听命，你们始能存在；你们在世上，仅仅为了生活在我的法律之下，或者为了我命令你们死的时候，立刻就死；你们一息尚存，无非因为我的幸福、爱情和嫉妒，用得着你们卑鄙的手脚；总之，除了顺从，你们不可能有别的命运；除了我的意志，你们不可能有别的灵魂；除了使我快乐，你们不可能有别的希望。”孟德斯鸠在这里挞伐的正是法国现实君主政体下的君民关系。孟德斯鸠批判君主制的不合理，不仅申讨专制君主以一人的意志扼杀全体民众的意愿，即“国君的心灵是模子，全国人心按照它形成”，还大胆地批判了残暴的君主对人民的镇压，他揭露那种行使在人民头上的无限权力，并预言这种压迫达到极点时便要发生转化。他说：“假如有一个君主，不但毫不使人民生活幸福，反而加以蹂躏和摧残，于是人民服从国君的基础立即消失；君民之间，毫无维系，毫无牵绊，于是人民恢复本来的自由状态。他们认为，任何无限制的权力，不可能是合法的，因这权力决不能有合法的根源。”他揭穿了环绕在国王路易十四头上那种人造的光轮，把国王无所不能的神话彻底打破。他描述这个像魔法师一样的国王：“他的势力，甚至在臣民精神生活上，也能起作用，他随心所欲，左右臣民的思想。倘若国库中只有一百万盾币，而他需用两百万，他只要说服臣民，一块盾币加值两块，大家也就相信。倘若有艰巨的战争需要支持，但当时国库一空如洗，他只要使臣民脑中有一个概念，拿一张纸片当银子，大家立刻深信不疑。他甚至使人相信，只要他用手一碰，各种病痛，均可消除”。这是对封建迷信和专制的形象性的揭露。孟德斯鸠的这本书信体小说所传布的社会政治思想，给法国的大革命准备了必要的舆论。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证明，像《波斯人信札》这种反专制、反独断的启蒙主义思想，始终是有助于人类的社会进步斗争的。 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从政治革命的目标出发，对于贵族的庸朽与反动，宗教的黑暗与欺骗，都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批判，留下了很多著名的作品。在法国，狄德罗的小说有力地揭露了贵族和教士，像《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狄德罗辛辣地讽刺了荒淫无度的阿西侯爵，同时也揭露了教堂神甫助长淫乱的丑恶行为。卢梭的《新爱洛绮斯》批判贵族的等级偏见，倡导感情自由、感情解放，反映了“第三等级”群众不甘忍受封建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要求精神解放的进步愿望。在狄德罗的《修女》中，作者通过少女西蒙南反教会的坚强斗争，表示了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的极度增恨。意大利的启蒙主义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喜剧《女店主》，把爵爷、骑士嘲笑得分文不值。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反封建专制压迫的主题，在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阿勒玛维华伯爵的仆人费加罗和伯煞夫人的使女苏珊娜早就相爱，当他们要结婚时，伯爵企图行使他早已宣布放弃的“初夜权”，费加罗和这种野蛮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作者通过这个来自人民的机智典型，广泛揭露了法国贵族社会的形形色色，把封建政治、法律、官场、道德、习俗、权术等等，都骂个痛快淋漓。剧中的费罗加的胜利，意味着人民群众反封建专制的胜利。 启蒙主义文学把斗争锋芒指向封建社会全部的上层建筑，把文学变成了理性的审判法庭。这个时期的文学普遍性特点之一，就是充满了激情的理性。文学方面与政治思想方面相一致，批判的锋芒十分尖锐。恩格斯在讲到法国的启蒙主义作家时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这些启蒙主义者，“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同上书，第56—57页。启蒙主义作家在反封建问题上是比较彻底的，革命性也是很强的。他们自然也有局限性。在政治上，许多作家追求理性王国，但“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同上书，第57页。)在哲学上，既有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也存在着把问题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启蒙主义者所持的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的自然观，是机械唯物论；而把理性作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正是历史唯心主义。启蒙主义者把已往的历史全部作为不合理的东西加以否定，表现了天真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文学风格上，许多作品中理过其辞，减弱了生活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这一点带有时代的通病。 启蒙主义文学家的思想与实践有很大的矛盾。重要表现是他们从“第三等级”与贵族、僧侣的矛盾中观察现实，他们自以为“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并且也确实“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他们“并不是想解放某一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8页。)而问题是，他们当时只能部分地代表劳动群众，而实践的根本目标和更远的未来利益都属于“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但评价这一点时，极左的观点向来是隐瞒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肯定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定阶级间共同利益的联系，把凡是以社会全体群众名义反对当时统治者的文学，都说成是“欺骗”与“蒙蔽”群众。我们必须指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四人帮”说启蒙主义是“蒙蔽”正是这种极左的一种表现形式。启蒙主义者斗争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蒙蔽”，而实践结果对劳动群众发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带来了部分利益，也不能说是“蒙蔽”。列宁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不论在南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28页。）这种情况决不能用“蒙蔽”这个彻底否定的词语来概括。“四人帮”一伙所以要这样，目的在于要“彻底扫荡”一切历史的精华。和“四人帮”的专制和蒙昧主义相反，无产阶级要批判地继承启蒙主义文学的丰富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民主。列宁非常重视启蒙主义文献的“唤醒”、“唤起”的作用，并批判那种极左的倾向，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有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05页。)当年恩格斯说要把启蒙主义著作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列宁说要用它去唤醒人民的“宗教迷梦”，独有“四人帮”这一伙真正的“蒙蔽主义”者才如此仇恨启蒙主义思想。 三 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在这个期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都达到了它的历史高度，成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又一个高峰。19世纪是欧洲资产阶级由盛到衰的过程，这个历史性的发展变化，在19世纪的进步文艺潮流——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19世纪文学是这个时代历史的一面镜子，它的真理性是早有定评的，“四人帮”一伙说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散布的种种谎言”，又说在这里“历史的真相、历史进程的本质完全被颠倒了”，这完全是伪造。 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社会作用，在这个世纪的前期，它的基本倾向是反对封建势力，依然带有革命性质。因为这一时期欧洲一些国家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完成，有的还有反对封建势力复辟的艰巨任务。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积极地配合了资产阶级的这一历史任务。例如1814年法国的拿破仑失败后，以俄、普、奥三国的反动君主为核心的“神圣同盟”的建立，使欧洲陷入一片黑暗。在当时的法国，贵族纷纷从国外还乡，大搞反攻倒算，教会势力极度猖獗，资产阶级革命成果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法国的第一个批判实现主义作家斯汤达，他主张19世纪文学要用“它对人类准确而热烈的描绘与过去一切时代的文学区别开来”，并在作品中有力揭露了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社会黑暗、反动的情景，他的小说《红与黑》，就是公认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性的作品。在这个时期把批判和讽刺的锋芒指向封建贵族的作家是大有人在的，如法国的梅里美，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果戈里等等。他们生活的国家不同，写的内容也千差万别，但反对封建专制却是共同的。像果戈里那样无情地鞭挞封建专制制度，怎么可以说是“谎言”呢?难道贵族、官吏的本相不是作家描绘的那个样子?指摘这种文学为“谎言”的“四人帮”一伙，才是真正在散布谎言。 19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学，在资产阶级已经确立的统治权的国家里，表现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属于这种文学的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们，他们的世界观的性质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但从他们的创作实践的主导倾向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以作品揭露和批判了当权的独裁统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19世纪初期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他们在创作中激烈地批判了野蛮的封建贵族专制；也批判了血腥的资本主义统治。拜伦的《锡隆的囚徒》，热情地歌颂了瑞士的爱国志士反对封建统治的坚强斗争。他的控诉英国反动政府镇压19世纪初叶工人反抗运动的一系列诗篇，活画出了英国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凶残嘴脸，把反动政府所持的“长统袜子也比人命值钱”的态度暴露无遗。面对当时英国“饥荒遍野、穷人呻吟”的惨痛现实，诗人号召要进一步反抗当权的统治者，“或者战死，或者自由地生活，我们要打倒所有的国王”。雪莱的许多叙事诗，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对英国反动政府和剥削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给英国人民的歌》中他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暴君和掠夺者；在申讨反动政府镇压曼彻斯特工人示威的诗作中，他怒斥压在人民头上的“上帝、法律和国王”。拜伦和雪莱是较早地看出了资产阶级罪恶行径的19世纪作家，他们感到原来所追求的“理性的胜利”，变成了触目惊心的现实画面，这是他们否定英国反动政治统治的重要原因。19世纪30年代以后已经最后确立了统治权的英、法资产阶级，它们统治下的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金钱成了主宰一切的万能之神，劳动群众极度贫困，社会道德堕落，残暴专横的资产阶级统治，把社会弄到了极为黑暗、破败的地步，启蒙主义者所预言的“理性社会”，建立之后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时，那些曾经不同程度地受过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他们依然与其先辈们一样，把自己看作是“受苦人类的代表”，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愤怒地揭发和批判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暴露了社会的种种弊端，虽然他们并不赞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与手段，但对无产阶级的遭遇却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广泛地描述了真实的社会历史。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英、法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都曾予以充分的肯定，特别称道他们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人们都比较熟悉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称赞，曾把他的小说誉为历史真实与细节真实的卓越代表。而马克思就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夏洛特·勃朗蒂、盖斯盖尔夫人的创作，从总体上评定了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价值，指出：“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40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评价也是对“四人帮”一伙肆意贬低19世纪进步文学的反动行为的有力批判。 在评价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社会作用时，还遇到了“四人帮”一伙提出的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即他们认定的这些作家都是“没落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并说他们的创作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这种论调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些情况下，主张者也不乏其人。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辨明，因为这一点关系到这部分文学的根本历史作用问题。如果真的是维护了处于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统治，或者是当了“没落统治阶级的代言人”，那这部分文学实质就成了反动文学，而这样判断恰恰是违背历史实际的。我们综观这部分文学的实际情况，它们在总体上是反对当权的反动统治者的，这些作者与人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凭借真实地反映现实而起到了推动历史的作用。他们并不是立足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观察描写现实，而是统治阶级的叛逆者。高尔基早就把他们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营垒中划分了出来。高尔基指出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有两派不同的作家：“一派是赞扬和娱乐自己的阶级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典型的‘善良的有产者’，没有多大才能，因而如他们的读者一样灵巧和庸俗。另一派为数不多，只有几十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他们都是自己阶级叛逆者，自己阶级的‘浪子’，被资产阶级毁灭了的贵族，或者是从自己阶级的窒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了的小资产阶级子弟，这一派欧洲文学家的著作对于我们有着双重的、无可争辩的价值。第一，是技术上的模范的文学作品：第二，是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瓦解过程的文献，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所创造的然而又批判地阐明它的生活、传统和行为的文献。”（《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334页。）我们之所以认定这些叛逆者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基本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世界观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的界限，他们提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仍是局限在资产阶级历史范畴当中，并不是说他们本身就是资本家，或者是各类反动资产者的代言人。历史证明，19世纪的叛逆者文学，有力地反对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斗争手段是以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民主主义。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对工农劳动人民虽有同情，但却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有的批判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至于后来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有的人转变为无产阶级，那就属于另外的问题了。这是这些对熟悉的本阶级发生叛逆但却没有找到新兴阶级的人们的必然矛盾。这种矛盾决定，这些作家揭露旧制度、旧阶级的反动腐朽方面是深刻生动的，然而由于对社会历史未来的全然不了解，所以他们提出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有时甚至是可笑的。但是这后者不是历史向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所能尽的历史责任是批判旧制度、旧阶级的反动腐朽，在资产阶级已经进入腐朽的历史阶段，动摇它统治的社会的乐观主义，打破人们对于这个制度永世长存的幻想。应该说，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很好地完成了这种历史任务。 资产阶级文学从发生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19世纪这三个重要阶段。随着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这个阶级的文学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文学的内部也充满了矛盾，特别是当资产阶级演变为腐朽、反动的阶级以后，它的文学内部出现的对当权的反动阶级的揭露、批判的进步潮流，在历史上的影响尤其广泛，问题也比较复杂。无产阶级为了科学地评价历史，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在文艺上必须注意欧洲文学史上的三个高峰，从中学习和借鉴无产阶级文艺创造所用得着的东西。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四人帮”一伙的“彻底批判”论和他们实行文艺隔绝的专制主义行为，是我们要永远摒弃的。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