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的想象”其实也是艾布拉姆斯对待文学理论的态度。同情可以让艾布拉姆斯不拘泥于一种文学理论，而是能够用开放的态度来理解各种不同的理论。而想象则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展示了对话的可能。 在艾布拉姆斯看来，经典文本始终是文学批评的中心。他对解构主义颇有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构主义所采取的批评策略在本质上是一种去中心主义。 一 今年4月去世的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12-2015）是位长寿的文学批评家。他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漫长的职业生涯几乎都在康奈尔大学度过。使他声名鹊起的是那本出版于1953年的 《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和批评传统》。在这本书中，艾布拉姆斯从历史、哲学、语言、科学的发展等多方面考察了浪漫主义的兴起。作者对于浪漫主义运动广博的知识和精深的思考在其同时代的学者之中堪称翘楚。 艾布拉姆斯是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巨擘，但他对文学理论的贡献却并不为世人所尽知。本文主要介绍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构架，尤其是他是如何与不同的人群和各种文学批评理论流派进行对话的。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从艾布拉姆斯两部最“流行”的作品开始。第一部作品是《诺顿英国文学选集》。 在1968年出版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第二版的前言里，艾布拉姆斯把这套选集看成是二十年来在课堂上讲授英国文学的实验的结果。换句话说，这套选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课堂教学，尤其是本科生教学。这类选集的出版自有其商业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展示了艾布拉姆斯试图将精英化的人文学术与大学生，甚至是学术圈外的人进行对话的尝试。 文学批评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每一个文学批评家都绕不过的问题。文学批评当然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理解文学。这项工作注定是少数人从事的。寻找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术语的确是文学批评的活力之源。文学批评的精英化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不可避免。文学批评应该从个人的沉思，或是小规模的探讨开始，但却不应该止于此。文学批评应该与大众和更广阔的世界接触，让这些新的观点得以广泛的传播，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加以修正和丰富。这样的文学批评才能更有活力，也更能与现实相联系。作为英国文学的权威学者，艾布拉姆斯对教学的热情和专注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播文学批评的努力。而他主编《诺顿英国文学选集》 更是试图把文学和文学批评介绍给更多的读者。 在很多方面，选集（anthology）是研究与教学最好的联接。从二十世纪末以来，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对文学选集的反思。学者从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来探讨文学选集的形成，发展，以及这些选集收录作品的标准。一些学者对艾布拉姆斯所编的 《诺顿英国文学选集》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无论这些学者得出怎样的结论，《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确建立起了一座沟通研究与教学的桥梁。这套书每一新版的出现不仅吸收了新的学术观点，同时也试图去满足不断变化的课堂实践的要求。正如艾布拉姆斯在选集第五版的前言中提到的：所有的编者都有很多教授英国文学入门课程的经验，而使用这套书的老师和学生也提出了很多意见。他把这套书看成是“编者，学者，老师，学生不断合作的产品”。 二 接下来要说的艾布拉姆斯的另一本书同样影响巨大。这本《文学术语手册》从1941年起至今已出版十一版，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入门者的殿堂级参考书。这本书之所以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作者对很多文学术语都给出了平实而又详尽的定义。而每一新版又根据文学批评发展的潮流不断更新词条的注释和增加新的词条。很显然，《文学术语手册》反映的是学术发展的前沿。但与此同时，艾布拉姆斯从他一接手这个项目就明确指出这本书的主要读者群是对文学有兴趣的本科生。他在《文学术语手册》 第七版的前言里这么写道：“所有词条，以及大部分词条后所包括的推荐书目，主要都是为英美文学和其他文学的本科生所服务的。”艾布拉姆斯后来的合作者哈凡姆博士很显然赞同他的观点，在第十一版的前言中，他把这本书称为“以服务为导向”的书。换句话说，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与《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相似：都是试图把学术研究的成果尽可能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这其中包括学生，甚至是对文学研究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艾布拉姆斯的目标应该是完美地实现了。《文学术语手册》一个又一个新版本的出现证明了该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作为一个大学者，为什么艾布拉姆斯会选择编写 《诺顿英国文学选集》和《文学批评手册》呢？艾布拉姆斯在两本书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在2012年接受《纽约时报书评周刊》采访时提到了他本以为一个夏天就能完成《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编纂工作。但事实上，他艰苦工作了四年才完成整个工作。有很多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他对这两本书的热情与投入。在这里，我只想谈一谈这两本书与艾布拉姆斯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艾布拉姆斯讨论文学理论的文章主要收集在《以文行事：文学批评与批评理论文集》。编者费雪教授说，把艾布拉姆斯称为著名的理论家可能会让人惊讶，因为他的两部代表作《镜与灯》和《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都极少谈论文学理论。事实上，艾布拉姆斯并没有成为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拥趸，但他却对每一种主要理论都非常熟悉。《以文行事》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是《批评理论的类别和方向》。在这篇文章里，艾布拉姆斯将批评理论分为四个大类，并简要介绍了每一个大类的主要观点和发展过程。在他看来，各种文学理论的价值无所谓高下，这些理论都可以互为补充，来帮助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文本。 在这个意义上说，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体系是开放的。这个体系不断的与新的批评理论进行对话，并在对话中丰富这个体系。在艾布拉姆斯看来，进行有效对话的第一步就是理解各种不同的理论。《以文行事》的大部分文章都用大量篇幅先解释他要讨论的理论，然后再给出他对这种理论的评价。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一文中，艾布拉姆斯首先对弗莱的主要论点进行了描述，然后才指出弗莱的原型批评可能会导致一种过于简略化的倾向。这篇文章最早是以书评的形式发表在 《多伦多大学季刊》上。《以文行事》中的绝大部分文章并不是书评，但它们的结构和书评很相似：第一部分是深入解释要讨论的文学理论，然后再在理解这种理论的基础上与其进行对话。 那么如何去理解种类繁多的文学理论呢？理解了以后又应该做什么呢？在《文化史中的理性与想象》一文中，艾布拉 姆 斯 强 调 了“同 情 的 想 象”（sympathetic imagination）对于书写文化史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帮助作者从浪漫主义运动的内部来了解这种思潮。“同情的想象”其实也是艾布拉姆斯对待文学理论的态度。同情可以让艾布拉姆斯不拘泥于一种文学理论，而是能够用开放的态度来理解各种不同的理论。而想象则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展示了对话的可能，使这些理论能够为艾布拉姆斯所用。这也许就是艾布拉姆斯把自己称为文学批评的“多元主义者”的原因。 三 艾布拉姆斯对解构主义的评论也许是展示他批评观的最好例子。解构主义是《以文行事》所讨论的一个主要批评流派。书中至少有四篇文章专门讨论了解构主义，而其他的一些文章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一理论。这可能与这篇文章写作时解构主义正在欧美学界流行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艾布拉姆斯看来，解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涉及到了有关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艾布拉姆斯对解构主义总体的态度是否定的，但这种态度不妨碍他对这种理论用“同情的想象”这种态度来进行深入的理解。事实上，采取了这种态度以后，艾布拉姆斯对任何文学理论都不作“非黑即白”的评价。比方说，他认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语言的不稳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比喻性语言以及隐含的修辞手段和表达方式等等之间的微妙游戏”。 艾布拉姆斯认为解构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阻碍了对话的可能性。德里达认为语言缺乏绝对的基础，文学作品的本质是语言的游戏，因此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是展示这种游戏并参与到游戏之中。而文学作品的意义则是无法确定的。而对于艾布拉姆斯来说，语言在其本质上缺乏绝对性，但在实际使用中语言表达的意义却是相对稳定的。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实际上否定了理解文本或对话者的意图和意义的可能性，从而就取消了理性对话的渠道。而艾布拉姆斯正是把这种理性的对话看成是文学批评的本质。《简论维特根斯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段话揭示了艾布拉姆斯理想的文学批评与对话：“我们很难把事物正确的，真实的置于语言之中，所以用独白的方式来进行审美批评的哲学探讨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想对多元互联的各个因素有更明确的了解，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深入进行一种交互性的对话。……我们最期望看到的是一个持有某种观点的人说：‘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而与其对话的人则是这样回答：‘是的，不过……’这种对话的方式存在于所有人文学科话语的精髓之中，这也是人文学科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的一个原因。”而解构主义使得这种“交互性的对话”无法得以进行。 艾布拉姆斯认为对话的基础有两个。第一是文本。艾布拉姆斯承认文本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但文本中词句的意义却是相对稳定和确定的。文学批评的对话是建立在这种确定性基础上不同阐释方式的对话。这就引出了对话的第二个基础。艾布拉姆斯指出我们之中存在着一个语言社区。这个社区没有成文的协定，但经过长期语言实践的积淀，形成了有默契的规则。而文学批评的对话就是建立在这些规则之上。在艾布拉姆斯看来，这些规则与时俱进，也不断吸纳语言上的创新。 回到之前谈到的 《诺顿英国文学选集》和《文学术语手册》。了解艾布拉姆斯文学批评理论的指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花大量时间来编写这两本著作。《诺顿英国文学选集》所收录的文本构成了艾布拉姆斯所期望的文学批评对话的基础。在艾布拉姆斯看来，经典文本始终是文学批评的中心。他对解构主义颇有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构主义所采取的批评策略在本质上是一种去中心主义。而《文学术语手册》则是试图建立文学批评社区里的语言规则。这些语言规则随着时代在不断改变，但艾布拉姆斯坚定地相信这些规则确实存在。正是在承认这些规则的基础上，文学批评的对话才能不是自说自话，才能不是虚无缥缈。文学批评可能也应该进行理性的对话，而只有进行这种对话才能让我们增进对文学的理解。艾布拉姆斯漫长的学术生涯正是这种对话观完美的实践。 （作者系美国 Gettysburg College 亚洲研究系助理教授） 原载：《文学报》2015年7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