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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帕慕克在哈佛大学做了六场演讲，之后以《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为名结集，于2012年出版。该书贯穿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借鉴席勒关于“素朴的”和“感伤的”诗人的划分，帕慕克认为小说的阅读和创作同样可以分为“天真的”和“感伤的”。如同不存在纯粹的“素朴的诗人”和“感伤的诗人”一样，小说的创作、阅读也常常是“天真”和“感伤”的交错。在该书中，帕慕克在小说家和小说阅读者的双重身份中不停转换，所探讨的不仅是小说家创作小说的过程，同时也有读者的阅读体验。 帕慕克坦言，他对上一代土耳其小说家天真幼稚的风格满腹牢骚，而对他们无比轻松的创作姿态不无羡慕。但在经历了35年的小说创作之后，他开始说服自己，相信内心已找到了天真小说家和感伤小说家的平衡。他用司机开车这一现实体验为参照，将天真的小说家和读者比作对窗外的景观抱着真诚理解的态度，并对自己理解能力无比自信的人，而感伤的小说家或阅读者则往往意识到窗框的限制，对同样的景观持疑惑态度。小说的阅读常常存在这种双向矛盾的过程：我们会沉浸于小说场景，跟随小说家的叙述，将词语转化为意象，追寻小说的中心；但这一过程时常伴随以下追问：我们所阅读的内容有多少是真实的体验，多少是想象的虚构，小说中的世界和现实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对小说的修辞、句子的构造、文本所蕴涵的诗意和韵律提出批评或赞扬，对小说主人公的行为提出道德评判，同时评判作家本人对小说人物的道德评判。可以说，小说的阅读交织着“天真”与“感伤”的双重体验：一方面，我们丧失了自我，天真地沉浸于书中的世界而不自知；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意识到小说中存在幻想的内容，并对此保持感伤。在帕慕克看来，小说的艺术力量正来自这一逻辑悖论，“阅读小说意味着以一种非笛卡尔式的逻辑理解世界”。由此，小说世界才显现出其迥异于现实世界或理想世界的第三种维度。在复杂小说界的维度，各个要素呈现相互冲突的姿态，但又都可以为之接收和描述。 小说家在创造文学人物时，必须抱着“天真”和“感伤”的双重态度，天真的态度有助于其全力以赴入住另一个人的皮囊中，像小说人物一样说话和行动；感伤的一面则有助于其全面勘测小说的整体构成、读者的阅读反应，预测语句的效果。小说家和阅读者通过小说人物来感知世界，须以小说人物融入这个世界为前提，这种技巧依赖于小说的另两个核心因素：事件和时间。大体而言，小说中的事件可分为两类：一类表现了人物灵魂和情感的种种细节，使我们体会主人公的心境、习惯和性格，它所对照的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线性的客观时间，而是主人公的主观时间；另一类则帮助读者想象小说中共同经历的客观时间，对小说客观时间的感知使人产生历史的临近感。 小说能保存记忆、保持传统、抗拒遗忘，这使它具有类似博物馆的性质，但小说并不保存物品本身，它所保存的是我们对物品的感知。帕慕克认为，小说的中心“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深沉观点或洞见，一个深藏不露的神秘节点”。小说通过其技巧和形式揭示深刻的意义，这意味着从一个新的窗口观看生活。出色的小说家在小说的形式上会完全远离天真的心态，变成感伤的小说家，从读者的角度来阅读自己的小说，并将小说的“中心”隐藏在小说的景观之中；阅读小说则是反方向执行同样的行为，读者将文本转化为画面，置身于意象的画廊之中，并从中寻找一个中心，这一中心就是我们的人生观。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的封面上有一幅双头鸟的绘画，象征小说创作和阅读的主旨，既保持理性的感伤，又不能丢弃感性的天真。帕慕克的小说创作观蕴含了他在二者之间的踯躅游移，这也是现代作家普遍面临的创作抉择。也许二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而常常是作家在不同创作情景中的一体两面。对读者而言，天真和感伤既是两种阅读方式，也是两种阅读体验。前者更能体会到阅读的快乐，后者则能发现阅读的意义。帕慕克对小说艺术的沉思展示了他对小说的信念：小说家的真正使命是创造世界，而小说阅读则是探索小说世界。离开了这种的信念，我们既无法创造出伟大的小说，也无法欣赏其伟大之处。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0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