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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是文学的载体，也是文学文本依托的本体。当我们把文学阅读放到媒介嬗变中来考察时便会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学阅读与这个时期媒介变迁之间有着相依相生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正是数字媒介引发的当代文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这里试以媒介变迁带来的新的文学类型为依据，把三十年来的文学发展依媒介变化分为不同的阶段，并考察每个阶段中读者群的变化及其文学阅读方式的转变。对这一历史时期媒介转型与文学阅读关系的分析，将有助于检视文艺学面对新的文学现象时的学术立场和观念应对。 一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文学媒介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从纸质媒介到影视媒介，数字化媒体出现后又从网络媒介发展到手机媒介。技术新媒体的代际呈现，带来新的文学类型的不断涌现：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新文类的应接不暇，让整个文坛出现了异彩纷呈、多元并生的局面。诚然，新的文学类型不会完全淘汰旧的文学类型，但却能改变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阅读心态乃至阅读思维，引发读者群的结构性变化。 其一是传统文学：纸介书写的精英阅读。传统的书写印刷文学是以纸媒书写为存在方式的，这种文学形态一直都是文学的基本文类，并不是新时期才出现的，但“捧读书本”无疑是那个时代基本的文学阅读方式。即使出现了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类，传统的书写印刷文学仍然被看作是“文学正宗”。我们将纸介的传统文学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背景中来看待的意义在于：以文字阅读为文学欣赏基本方式的“文学图腾崇拜”，曾经是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文化松绑”的思想引擎，乃至成为那个历史时期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精神救赎的表征，它对于精英阅读的重要地位和对于思想空间正本清源的巨大作用，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文学复苏和历史转型的民族记忆。当然，这里所说的“精英阅读”不是说所有读者均为精英阶层，而是指文学阅读的精英立场、精读方式和精致效果。 在中国，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绝对是一个崇尚读书的黄金时代。在经历了十年浩劫思想禁锢的“书荒”苦闷之后，人们的阅读热情被骤然激发出来，一时间，无论是哲学、美学还是文学书籍都受到空前的欢迎。这时的文学杂志发行量大得惊人，如1981年，《十月》的发行量达到60万份，《收获》和《人民文学》的最高发行量曾分别达到100万册、150万册。李泽厚《美的历程》出版后，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87年第一次印刷达3.7万册，据卡西尔《人论》一书的译者甘阳介绍，该书一年内就印了24万册，成为全国头号畅销书[1]。 这一时期的文学读者大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至少也是文学爱好者，大多怀着诗意的憧憬，以一种顶礼膜拜的心态去阅读文学作品，追求文学所创造的诗意化世界，希求发现作品中的微言大义，获得崇高与神圣的艺术美感。这种心态也与当时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关，除了书籍、杂志、报纸等纸质传播和有限的电台广播之外，人们少有其他获取信息的途径。因而，文化大众特别珍视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把文学阅读特别是文学名著阅读看作是难得的精神大餐。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曾说：“即使对有文化的人来说，阅读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例如，页面上的墨字必须一个词一个词，一行一行，一段一段地扫过。为了获取讯息你必须认真阅读。为了阅读这些词，你的眼睛必须经过训练，就像打字机的滚筒移动纸一样沿着印刷的行移动。”[2](P78)我们知道，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中国读者，并未感到手捧书本汲取精神滋养的辛苦，因为人们出于对于文学的信仰和从文学中获得了精神支撑。当时的阅读者纵然不是文化精英或社会名流，但他们秉持的那份精英的立场和精英阅读的心态，却是十分真诚的。 其二是影视文学：从“读文”到“读图”。1990年代，随着经济迅速发展，电视机、影碟机等日渐普及，各种影视剧纷纷登上荧屏，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渴望》、《皇城根儿》等一部部描写普通百姓生活的电视剧，还有大量港台和海外的武侠剧、言情剧陆续占据荧屏。在这种情形下，昔日的“文学崇拜”开始让位于“视听快感”，影视文学观赏开始成为文化消费的主要途径。这里所说的“影视文学”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影视文学指的是以电视、电影为媒介，集声音、画面、文字等要素于一身的综合审美艺术；狭义的影视文学则专指各种影视剧的脚本。在影视作品发达的时代，大众阅读的不仅是影视剧脚本，更要观赏影视作品本身。除了各种影视剧之外，还出现了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等，它们以直观的画面和画外音，给欣赏者带来轻松直观的视听享受。此后出现的“摄影文学”、“图文书热”等，也为由“读文”到“读图”的转变推波助澜。 影视剧的繁荣改变了精英式阅读的欣赏方式，也改变了知识分子垄断文学的局面，文学随着影视的改编而逐渐走向了大众。由于影视文学的通俗性，无论是电视、电影观众还是影视文学脚本的阅读者，已经不再需要精英读者那样的阅读素养，在画面、音乐、声音的帮助下，普通观众很容易明白影视作品的故事情节。欣赏者可能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文学名著，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喜爱欣赏《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电视剧。其实，影视作品脚本比经典文学著作更容易阅读，因为其中的叙述多了一些对话描写或场景说明，只要有一些基本阅读能力都不难接受。 与传统文学的精英阅读不同，影视文学时代的大众阅读者很少怀揣诗意的理想和对文学顶礼膜拜的崇高感，他们的阅读（观赏）只是为了文化消遣娱乐，并且将纯粹的个人阅读行为变成大众或小众群体的观赏行为。在欣赏作品时，不仅可以与众人分享作品的感受，同时也分享交往的快乐。轻松随意、无须思考，使得影视欣赏成为大众的文化狂欢，虽然这种影视的“阅读”没有了精英审美阅读的纵深感，但是它的惬意与洒脱，同样可以给“阅读”带来美感和愉悦。 由于影视剧生动的画面感消解了文字阅读的蕴藉性，培育了许多年轻人以视听观赏代替文字阅读的习惯，他们更乐意去看那些已经被人解读好的影视剧，甚至只喜欢那些展现俊男靓女的偶像剧。加之一些影视剧和电视类节目越来越通俗化、娱乐化和商业化，因此，这种文学接受方式的审美效果受到许多人的质疑。 其三是网络文学：从“读书”到“读屏”。1994年，互联网正式登陆中国大陆后，迅速以数字媒介的先锋姿态为中国文坛开启了一个网络文学的新时代。网络文学的媒介是数字化“比特”，它是一种拟象性信息方式，即可以用来表征现实又能够进行自足铭写的仿真符码。“比特”拥有随缘演化、海量贮存、无限传输的强大功能，可以处理单媒介的文字，也可以处理图像或声音，或者文字与图像、声音的结合，以及各种超链接文本。网络文学在文本形态、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及功能价值等方面都与传统的纸质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别，其所引发的从“读书”到“读屏”的转变成了文学绕不开的宿命，也改变了中国大陆文学阅读市场的格局。 从文学阅读的角度看，网络文学阅读方式的改变并非从“读书”转向“读屏”那样简单，它的最大区别一是欣赏者的阅读心境不同，二是界面操作的欣赏方式有别。前者是指网络“读屏”时轻松、休闲、愉悦的心境期待和心理动机。传统的文学阅读更注重作品的意义领悟和道义承载，期待发掘阅读对象隽永的寓意，因为那种阅读不仅仅是“阅读”，更是阅读中潜移默化的深度体察和阅读后的反思颖悟及心灵净化，文学的“载道经国”和“为民请命”已经约定了阅读者所秉持的社会责任及艺术使命。网络文学阅读则不是这样，人们用“冲浪”来比喻上网的姿态和感受是十分形象的，因为网民在这里需要的是娱乐和松弛，是自由和狂欢，是公共空间的自我放逐，甚至是一种猎奇心理的满足。所以，有人将网络阅读称之为“超级”阅读——它已经超越了原有的纸介阅读范式，也超越了文学阅读的主体责任。后者是指网络阅读者从“推”欣赏走向“拉”欣赏的信息获得方式。由于技术条件的便捷，网络阅读可以从容地变被动接受为主动选择和积极参与。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作品，阅读者对屏幕界面的信息流转有了极大的选择权，信息的传播由昔日发送者“推给”(pushing)变成了现在接受者的“拖出”(pulling)，能动的自由选择权让网络阅读“想哪是哪”、“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文学阅读来说，轻松获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信息”是对信息局限的超越，是一次阅读话语权的极大解放。 面对着自由度如此之大的文学阅读方式，众多曾经坐在电视前的年轻观众立刻转向了电脑桌，成为“屏幕守护者”。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已经超过三亿人，他们之中如果有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的人浏览文学信息，网络文学的“超级”读者就将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网络上，他们充分掌握了阅读的主动权，可以随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内容来阅读，即兴发表个人评论。诚然，网络阅读给阅读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但也受到数字传媒产业化的冲击。近年来，许多网站实行“付费阅读”举措，把网络的“超级”阅读附加了“有偿取用”，这与传统文学阅读需支付前期购买成本或许是殊途同归的。 其四是手机文学：从“在线冲浪”移至“拇指阅读”。进入21世纪以来，手机用户迅速增加，手机文化成为社会大众文化强劲的一翼，短信文学成为短信的“内容产业”，也成为新媒体文学的一支新军。普及率超过总人口50%的广大手机用户成为“拇指”文学阅读的庞大群体。短信文学作为“手机一族”用指头打造出来的文学新类，内容练达、创意睿智、文字鲜活、表意凝练，一洗阅读传统鸿篇巨作的沉重和艰辛，体现出“短”、“趣”、“智”、“新”等特点。由于受到手机技术平台的制约，手机短信容载的文本空间并不大，因而短信写作者尽可能地让文字彰显精致与生动。读者在方寸之间即可以手指的灵动点击领略都市生活的流行趋势，品味文字的风趣睿智。 短信文学的文体主要是诗歌和小说。由于诗歌语言精短含蓄和分行排列的特征，更容易成为手机文学爱好者欢迎的文体。许多早已偃旗息鼓而潜伏于民间的大小诗人纷纷加入“拇指族”的行列，将一首又一首署名或未署名的诗歌，以短信的形式频频发送出去，有些作者甚至在自己的诗集上注明“短信诗歌精选”的字样。除了诗歌，短信小说也成为小说新锐。2000年1月，日本的手机连载短信小说《深爱》，一年内预定就突破了二百万用户。三年后，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千夫长创作了国内首部短信（连载）小说《城外》，并被北京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以十八万元的高价独家买断“无线版权”。这部情感小说只有四千二百字，分为六十篇，每篇七十个字。虽然小说短小，但其含义却不亚于传统的长篇小说。《城外》的出现打破了手机娱乐内容的局限性，大大拓宽了“拇指文学”的发展空间，将平民化写作由网络文学直接延伸到手机短信领域。 由于短信文学的匿名性、随意性、时效性、娱乐性、民间性和互动性，再加上它的内容短小，所以被称为精神“早点”或“电子零食”，给阅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阅读手机文学无须设备和设施，也不用正襟危坐，读者只需在手机上随时阅读、即兴交流——让拇指与快感共生，心情与文字齐飞。面对短信作品，既可以慢慢品味，自我陶醉，也可以转发他人，与朋友分享，还可以飞动手指回复对方，编撰自己的作品，这正是短信文学阅读的最大优势，也是它广受青睐的重要原因。这实在是数字媒介恩赐给大众的一大文学机缘。 二 三十年来的媒介变迁影响着文学类型的改变，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又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阅读。文学欣赏对象和文类阅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不仅有文学传播路径的不同及文学读者群的变化，还有文学观念的裂变、文学审美性能的解构和文学认知方式的多元。这对于建构文艺学的当代形态有如下启示： 第一，不同媒介文本多重阅读方式的并存，彰显出文学形态的时代变迁，需要有文学观念的重构。王国维曾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时运交替，质文代变，自古而然。文学是时代之子，如果说时代进步是一维的，不可逆的，那么，文学和文学阅读的历史递进也将是矢量的，不容回避的。三十年来阅读方式的变迁就如同这一时期当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一样，不仅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学历史的必然。从中可以看到，从传统的精英阅读到影视作品的大众阅读，再到网络时代的“读屏”模式和手机媒介上的“拇指”点击，作为文学作品本体依存的“媒介”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电子和数字媒介出现以后，文学阅读更是被技术传播媒介所左右，技术本体的承载和传播方式制约了文学的接受范式。从文字阅读到视听观赏，从读书到屏幕，从单媒体到多媒体，从被动接受到能动选择，乃至于从语言体悟到图像“内爆”，从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到孤独狂欢、自娱娱人，这每一次变化都与文学媒介的改变有关，或者说是媒介变迁的必然结果。因而，我们特别需要关注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艺术转型，关注阅读方式改变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延伸。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当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猝不及防地切入文坛，走进大众的生活，并在文学领地竖起自己的界碑时，文学阅读市场出现阅读方式、阅读对象置换和阅读主体的结构性变化是文学适应传媒、市场、艺术等多重需要的结果。这时，我们最需要是高扬通变意识，重塑技术媒介时代的文学观和文学阅读观。这里有三个层面的观念建构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是要培育数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态观。既然数字影视、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媒体环境相适应的，或者说，是技术传媒环境的必然产物，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都需要在这样的媒介母体上来实现，因而培育数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态观是文学发展的需要，更是“文学人”的应有立场。其次是要构建新媒体时代的“大文学”观和“准文学”观。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媒介接收终端及其所衍生的文学存在方式，在拓展出新的文学空间的同时，也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范式挤到了历史的后排，这时候更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观念。所谓“大文学”观是指文学与视听艺术、图像文化相互渗透所形成的文学形态，所谓“准文学”观则是指文学与日渐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方式融合所形成的突破原有文学边界的“文学”，它们与世俗化、娱乐化和市场化的大众文化互为表里，一起构成当代消费社会文化景观，而要是把这些全部排斥出文学之外，那么，当代文学还剩下什么呢？再者，需要倡导平民的文学观，涤除文学的贵族气。人类在蒙昧时代的说唱文学以口耳相传，造就了原始初民“杭育”派诗歌的大众文学；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传播的硬载体时代，文学消除了口头文学言过即逝、流传不远的弊端，而形成了语存字贵、文以经世的古典文学观，同时也滋生出文学的贵族气——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不仅成为社会分工的特定职业，而且常以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出现，变成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从而使一些文学作者滋生出一种神圣的优越感和贵族心态。“信息时代的网络文学则不同，这时候，‘比特’的运动代替了‘原子’的构成，艺术流通从硬载体流通转向软载体撒播，创作者以电脑和艺术双重‘发烧友’身份上网冲浪，作家的桂冠正在被无名氏的网民所分享。这就带来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创作者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改变——艺术角色与非艺术角色、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欣赏者之间的界限出现了交互式转换；二是创作目的发生了变化——由载道经国、社会代言变为自娱或娱人。前者意味着视创作为‘高山仰止’的状况成为过去，文学艺术创作的权力由少数人向更多人转移，社会弱势集团可能获得更多的表达和接受的权力与机会；后者则可能使文学摆脱功利主义的重负，回归到袒露心性、悦情快意的自由本质，把文学拉向平民和通俗，进而使得真正属于民众和底层的声音被传达出来。”[3]所以，涤除文学的贵族气，培育平民的文学观，应是网络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体认三十年来文学阅读市场变化的一个基本立场。 第二，文学阅读的媒介载体置换，折射出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冲突。三十年来，文学阅读变化的源头在技术传媒的代际变迁，可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蕴涵的却是社会文化的冲突和文学审美底色的消褪。说它是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为数字媒介带来的“图像主因型”文化与传统印刷文学的“文字主因型”文化的冲突。三十年来，从“持书读字”到“荧屏观景”，从“网上冲浪”再到“拇指找乐”，活生生印证了丹尼尔·贝尔那个有名的断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且他还认为，这将成为“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4](P156)。在今天，几乎所有的符号生产与传播都开始大幅度地借助以信息技术为尖兵的数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技术强势和传播优势，催生并拉动了技术社会的图像转型和视觉转向。电影、电视、电脑、网络、数码摄影摄像以及它们的延伸物如歌碟、影碟、娱乐软件、网游平台、超文本作品、网络多媒体艺术、网络播客抑或恶搞与自拍，乃至层出不穷的各种电子播放器，手机短信、彩信与彩铃，还有“三电合一”趋势和“3G”技术的使用，更是十分便捷地把符号生产与图像消费覆盖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用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图像化生存”，又用“图像化生存”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让图像社会的“镜像文化”加速成为技术社会的文化主打和迥异于话语书写时代的文明形态。可以说，无论是从文化现实的层面上，还是在文化观念和思维认知的层面上，图像表意都已被深深植入到了当今社会的文化表意系统，“视”正从一种主体的自然行为变成一种选择性的文化方式，进而衍生为社会的文化艺术形态，其所昭示的从“文字表意”文化向“图像表意”文化的深刻转型，正日渐消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字主因型文化。由此带来的文化裂变和审美转型已经成为当今极具影响力及彰显度的文化事件，它影响的不仅是当今社会的文化生态，而且事关未来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走向。可见，文学阅读的变化仅仅是图像文化挤压文字文化的一个表象，其深层的原因则是绕不过去的文化冲突，是基于传媒社会学的文学媒介学和符号美学施之于审美阅读行为的必然结果，其潜因则是数字媒介革命的巨大历史性推力所引发的文化裂变与市场调适。 第三，技术媒介对文学阅读的影响，最终影响的是文学审美对于“文学性”的祛魅。有学者提出：“大致言之，读小说是工业时代（甚至是农业时代）的发明，因此，慢、重、深就成为文学阅读的基本特征；看电视、网上冲浪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于是，快、轻、浅就成为‘读图时代’的重要表征。”[1]这里所揭示的道理在于：社会生产方式始终是文学和文学阅读方式变化的母体及依归，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透过“快、轻、浅”对于“慢、重、深”的阅读积压和日渐取代，其背后的深层学理还在于：“慢、重、深”的阅读之于文学作品的意义颖悟是“快、轻、浅”的阅读方式所难以拥有的；换言之，快速浏览时的“快、轻、浅”与传统阅读讲究的“慢、重、深”之于作品“文学性”的体察与把握是大相径庭的。也就是说，文学阅读快餐化、视听化、图像化、技术化的过程，可能成为文学深层阅读意义递减、文学审美效果解构、文学性不断被祛魅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学阅读的发展态势是一个越来越快餐化、图像化、技术化的过程。进入21世纪后，数码技术的“无所不能”和数字信息的“无远弗届”，正在把大众化的“祛魅”工具交到每个数字用户终端。在新媒体阅读语境中，昔日“纸面儿”凝聚的文学性被“界面”的感觉撒播所碾碎，文学表达对技术机器的依赖，无情地分割了原有的文字美与文学审美，用过剩的符号信息制衡了文字的蕴藉体验。当作品的“界面”流动淹没“纸面儿”沉淀的思想时，文字阅读时的那种风格品味和诗性魅力便荡然无存。众所周知，汉语文字的表意系统具有内视性、蕴藉性、想象性和彼岸性的审美特性，对文字表达蕴藉的细嚼慢咽、心灵内省和思想反刍，是文学审美的高峰体验，欣赏者对文字表征的间接形象思而得之、感而悟之、品而味之，能获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阅读效果，但在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等数字媒介作品中，文学的诗性特质被电子“仿像”的技术操作所拆解，文字的隽永美感让位于图文观赏的快感，艺术欣赏变成了感官满足和视像消费，文学应有的品质就这样给“电子幽灵”吞噬了，“文学性”——这个文学审美的内蕴支点和文艺学建构的核心命题也就失去了持论的现实基础。 当然，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对新媒体文学类型和文学阅读方式的简单否定。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精英阅读与快餐阅读、“读屏”与读书，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凸显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检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学阅读演变轨迹，更在于从这一轨迹中廓清中国文学本身在技术媒介变革中的发展脉络，以便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寻求和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赵勇.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阅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8(5). [2]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J].湘潭大学学报，2001(1). [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原载：河北学刊20096 原载：河北学刊200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