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给人的一个重要印象就是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好像不是简单地指文学生产数量的减少。相反，统计似乎得出了正好相反的结论。比如，我们的长篇小说的数量据说是在逐年上升而不是逐年下降。也不是作家人数在减少，如果我们把网络写手也算进去，那么，作家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细菌一样地多！ 准确地说，“边缘化”是指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越来越远离文学圈之外的公共领域，其所承载的非文学的或超出文学的公共性和公共意义越来越稀薄，被媒介关注并成为媒介公共事件、新闻事件的概率与可能性大大减少。按照王蒙的说法，就是“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① 一个相反却也相成的证据是，只有当文学被媒介关注、成为公共事件甚至新闻事件之后，才会受到公众（他们也是文学的主要读者）的关注，才能摆脱所谓“边缘化”的命运。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最近几年一些受到广泛关注的文学现象，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说的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比如2008年的韩寒战（作协）主席事件，2007年的北京市中学语文教科书事件，② 2006年的韩白事件、玄幻门事件，以及频繁出现的中国最富作家排行榜、最受欢迎作家排行榜、高考语文作文题目讨论……，甚至于木子美、竹影青瞳的身体写作，在我看来，都是属于媒介化的文学事件。 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只有这些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似乎还能给今天的文坛注入一些活力，带来一些热闹，引来一些关注。当然，在那些坚守审美自律立场与艺术自主精神的人看来，恰恰就是这种来自公共性的“活力”，导致了“真正的”文学的死亡。然则不管是“活力”也好、“死亡”也罢，文学必得成为公共媒介事件、新闻事件，才能引起公众——也包括大多数批评家——的兴趣，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诚然，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渴望审美的时代，一个不怎么待见纯文学的时代，更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但它却是一个疯狂渴望新闻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了新闻就会不知所措的时代。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媒介公共事件的文学现象大多是由媒体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炒作”或“经营”出来的。“炒作”“经营”等等用来描述媒介活动的新词，似乎表明文学的内在动力已经耗尽，需要大众传播的“提”与“携”才能在公共领域里蹦跶那么几下。 二、什么是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 顾名思义，所谓“媒介化公共事件”，包含“媒介化”和“公共”两个关键词。公共性是相对于私人性和专业性而言的。文学的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超出了私人领域和文学专业领域（这个领域是现代的一个历史建构）的属性，是文学与专业外的公众以及重大公共问题的相关性。这个意义上的公共性有两个内涵。首先，公共性意味着可见性，公共事件首先必须是一个公开呈现在公共世界（如今它已经基本上与媒介世界同义，不经过媒介化的公共世界已经近乎绝迹）的事件，是可以为广大公众了解的事件，这是它和私人事件之隐秘性的根本区别。不能获得可见性的事件难以成为公共事件；其次，公共性意味着与公众、公共世界的价值和利益牵连，只有牵涉到私人和专业小圈子之外的公众利益的事件，才是真正的公共事件。 由此可知，作为公共媒介事件的文学，不但超出了私人领域（但非常吊诡的是，一些没有公共意义的作家隐私也可能经过媒介的炒作而成为伪“公共事件”），也不可能是所谓“纯文学”或“纯审美”现象，而是与其他公共问题、社会问题——比如教育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公民素质、官员腐败问题，等等——紧密交叉在一起的。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事件，是否能够成为公共事件，主要不是取决于其自身的审美属性或艺术品质，也不是取决于其专业学术含量，而是取决于它的社会文化环境，取决于它和公共世界的关系。举几个例子：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和港台电视连续剧（比如《霍元甲》）的流行，在当时就是重要的公共事件，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赋予了它以公共政治意义——告别“文革”的“革命”禁欲主义，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回归。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中，这些流行歌曲和连续剧却很难再成为公共事件，因为唱流行歌曲，包括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早已成为私人爱好。80年代的朦胧诗和星星画展在当时也都是影响很大的公共事件，但同样是这些作品或者与之类似的作品，而且也是通过同样或类似的方式展出或者出版，却不见得能够获得当时的公共意义。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文化活动，同样的一个事件，比如所谓“青年必读书事件”③，放在今天也许不能成为什么公共事件，但是在“五四”时期却承载了重大的公共意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在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还是研究领域，一个事件能否获得公共性或成为公共事件，与其专业艺术成就或学术成就没有必然联系，也不能用专业标准来衡量其公共意义（也就是说，公共性不等于学术性）。《班主任》的出版、《于无声处》的公演，关于“伤痕文学”的讨论，都是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公共事件，虽然其艺术成就或专业学术水平今天看来并不高。 至于媒介，众所周知，文学离不开媒介，而且文学和媒介的关系因为大众传媒的出现而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大众传媒的出现对文学的存在方式、特别是文学公共性的存在方式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媒介化公共文学事件的层出不穷，正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前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的公共性对媒介的依赖相对较小。比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描述的18世纪文学公共领域就是明显的例子。那个时期的文学公共领域主要依托咖啡馆、酒吧、沙龙等公共空间，人们之间就文学与其他公共问题的交谈大多是面对面的头口交谈，并不借助、更不依赖大众传播媒介（当然，那个时候的报纸和出版社参与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但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还没有出现）。哈贝马斯更指认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不仅没有扩展文学艺术的公共性，相反导致了公共性的萎缩。哈贝马斯认为，在大众传播时代，文化消费的大众取代了文化批判的大众，大批量生产的商业化大众消费文化比之于18世纪的小说更缺少公共意义。④ 另一个例子是古希腊时期的戏剧。古希腊的悲剧是当时公民公共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但它的公共性不依赖媒介。古希腊公民通过直接观看演出而获得教育，剧场就是一个公共领域。 在现代大众传播条件下，文学的传播范围急剧扩展，不仅超越了口头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而且也超越了以手工印刷为技术手段的传统纸质传媒在发行时间、发行量方面的限制，这使得文学传播和文学阅读的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在这样的语境下，文学的公共性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一部文学作品、一次文学活动，如果得到大众传播的青睐，其读者很可能是一个以前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文学的公共性可以借助传媒力量得到不可思议的极大拓展。在大众传播时代，一个事件如果不借助传媒，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公共事件。而一旦被大众传播，特别是网络“抓住”，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最近韩寒的一系列抨击时弊的博文，就产生了这样的巨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并不是受到大众传媒青睐、被热炒的文学事件都一定具有真正的公共意义。这是缘于公共性的两种含义之间可能出现的错位。从理想的角度看，公共性的两个含义（可见性与和公众的利益相关性）两者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进入公共场合、被公众谈论的应该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件或问题；与公共利益不相关的私人问题则应该保持其隐蔽性，不应该进入公共场合。重合的例子比如2008年南方雪灾，它既是呈现于公共空间的，可见的，同时又是关乎公共利益的。但是在现实中，公共性的这两个含义常常又是不重合的。不重合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具有公共意义的事件因不能被公共媒体关注而无法进入公共场合并获得可见性和透明性。比如在被媒体曝光之前，“非典”虽然是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事件，但却没有在公共空间呈现出来，不具备可见性；另一种情况是：本来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事件或私人物品，因为被公共媒体广泛炒作而获得了可见性，进入公共场合并成为所谓的“公共事件”。以网络为依托的“艳照门”事件（与此类似的还有前段时间热炒的李亚鹏、王菲女儿的兔唇事件）都是第二种不重合的典型例子，它戏剧性地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改写了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含义，其后果既是对私人领域侵害，也是对公共领域的毒化。 在今天这个舆论还需要正确“引导”、媒介普遍低俗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加上很多大众对于私人隐私、尤其是名人隐私所抱的阴暗的窥隐欲，所谓媒介化的“公共事件”很可能只有公共性之名而没有公共性之实。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因为被媒介化而赢得了知名度和可见性（公共性的一个含义），却缺乏和公共利益的实质性关联（公共性的另一个含义，也是更加实质性的含义）。它们实际上是假冒的“公共事件”，它们的准确称呼或许应该是恶俗的媒介化事件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公共事件。这些事件既没有文学研究的价值，也没有超出文学的公共讨论意义，对它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加理睬。举个例子，韩寒几乎是公认的当下最热的媒体公众人物，他也的确制造或引发了很多重要的文学公共事件。但是媒体上关于韩寒个人爱好、生活方式、身体特征等等的“花边”新闻，就没有任何公共意义，虽然这些新闻也传播广泛，具有极强的可见性。 那么，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其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它值得关注么？它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由于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现象，更是由文学引发的综合性公共文化现象，因此，对于它我们就不能完全按照审美的、文学的、专业的标准来评价。比如，我们不能只看媒介化文学事件之后是否留下了传世的文学作品或伟大的文学观念，而且也要看它是否产生出超越了文学、审美或者与文学和审美关系不大的公共意义，看它之于公民社会建设的意义。举例而言，“韩（韩寒）白（白烨）之争”或许没有留下多少有意义的文学理论成果，也没有实质性地推进我们对文学的认识，但是这个论争中体现的语言暴力，却可以反映出部分青年网民的公民素质的缺失，暴露了他们理性沟通能力的欠缺；⑤“韩寒战主席”事件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文学脱离原来的体制已经越来越远了，这么多省级作协主席们居然拿一个“80后”的体制外作家没办法；“红色经典”是否可进入语文教材、革命京剧样板戏是否应该进入中学课堂的讨论，实际上涉及教育理念问题，如何认识革命文化遗产问题。⑥ 等等。更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或许是韩寒的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博文。比如，针对“抵制家乐福”事件，韩寒在博文《爱国，更爱面子》中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没面子了。”“我们可以对国内的很多同胞的遭遇漠然，但对人家国外的反对这么神经质，还是因为面子。国内死的死伤的伤贪的贪黑的黑，不关我的面子，而国外的刺激则丢了我大国国民的面子和威风。和平年代的爱国就是爱面子。”正如一位论者所说的，韩寒点出了愤青的伪爱国的症结。很难说韩寒文章的这种力量是文学的。其实，韩寒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影响力，其范围不再局限于青春叛逆的文学青年，而且还具有了改变公共政策走向的力量。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钓鱼式执法”查处黑车至少已存在多年，而此事在经历了强硬否认之后，最终以相关部门承认错误、公开道歉以及给予浦东新区副区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行政警告处分而收场。这件事的起因就是韩寒在他的博客转载了一位上海白领张军描述自己“被钓鱼”经历的博文，这才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这些问题有些是文学问题（比如韩白论争就涉及“到底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常常不止是文学问题，或者主要不是文学问题。因此，它引发的讨论可能集中在文学问题上（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二锅头”事件涉及到底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如何看待中国作家和外语的关系等），但也可能并不如此。也就是说，对于作为媒介公共事件的文学，我们不应该坚守文学自身的评价标准，至少不能用纯文学的那套批评话语去把握它，否则就会导致不必要的错位。 三、对媒介化文学公共事件的学术提升 可惜的是，文学理论界似乎并没有好好思考媒介化时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要求，没有敏感地捕捉到媒介化文学公共事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没有及时把它转化为有意义的学术话题并进行深入探讨，而是或者随之沉浮，或者视而不见。 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它的时效性。作为媒介事件和新闻话题，它是非持久的，旋生旋灭、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在一个媚俗的、急功近利的消费主义时代，大凡公共事件、新闻事件常常都有很大的时效性，难以获得公众和媒体的持久关注。无论是韩寒引发的“战主席”事件，还是“韩白之争”，本来都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媒介公共事件，但是却无一不是随着媒介和公众的兴奋点的迅速转移而转移，成为短命的媒介事件。媒体工作者常常刚炒热一个事件就急匆匆地去寻找下一个事件去了。 最近几个媒介化文学事件似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引发的“二锅头”事件。早在2006年，顾彬就因痛斥中国当代文学而在学界激起强烈反应。⑦ 他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⑧ 2007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上，顾彬的发言再次成为焦点。他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不满，说20世纪中国文学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基本上不属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后者是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⑨ 顾彬以此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很优秀，有骄人的世界价值；中国当代文学低劣，几近垃圾。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从现代到当代的发展是一种倒退。他的理由是：中国当代之所以没有好的文学，主要原因是中国作家不懂外语，而西方的作家则都懂几门外语，所以，中国的作家对外国文学不了解，对语言没有敏感性，缺乏世界的视野。因此，中国作家是业余的，不是专家。 顾彬的发言引起轩然大波，许多知名学者纷纷进行反批评。余秋雨、蔡翔、陈平原都不同意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高贵的说法，认为顾彬是站在西方文学的立场上看待中国文学，其价值立场值得怀疑。尤其是陈平原，他表示作家的价值靠作品来判断，而不是外语。⑩ 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和学者表现得相对冷静，有些作家都承认中国文学出现了问题，学者肖鹰则认为顾彬的发言切中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要害，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比如，当前中国文学的低俗化趋向，无疑与当代作家轻视语言和滥用语言的态度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在其背后深藏的是作家的轻浮心态，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反思。(11) 可惜的是，无论是顾彬本人还是他的支持者、反对者，都没有耐心深入探讨由此引发的有学术意义的问题。一方面顾彬只是提出话题而没有深入论证话题，没有拿出充足的证据论证为什么掌握第一世界的语言对一个第三世界作家而言是如此之重要，是获得世界性的必要条件（一个相对的问题是：一个第一世界的作家也需要掌握第三世界的语言才能获得世界性么？）。 实际上，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提出的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外语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的位置问题。更扩展一点说，这个所谓的“二锅头”事件涉及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文化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很少被批评家们持久关注，大家只关注到事件的新闻价值，有了被人刺痛的痛感，大家都情绪化地发泄一番了事，没有获得结实的学术成果，结果不了了之。(12) 韩寒战作协主席事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13) 此事的缘起，是起点中文网主办“全国30省作协主席小说竞赛”，借助于这个颇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这个活动一开始就非常吸引人们的眼球。随后其他媒体大幅报道，引起各方关注。这次活动是传统文学面临边缘化的一个征兆。张颐武认为，“30省作协主席小说竞赛”为传统作家焕发第二度青春提供机会和平台，文坛主流作家很有可能通过网络寻找到创作生涯的新起点。目前传统作家面临出版瓶颈，传统文学变得越来越小众，大批传统作家的作品找不到出版机会，即便出版，印量也很低，他们曾经是名声很高的作家，迄今也还是文坛的中坚力量，但是市场把他们漏掉了。通过网络发表作品，在将来是非畅销传统作家的唯一出路。(14) 谢玺璋也称，“30省作协主席小说竞赛”的最大意义在于给传统文学作品提供一个更新的传播方式，他认为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对扩大传统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有所帮助。(15) 媒体借此大肆渲染，“传统作家以豪华阵容落地网络平台，对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而言都具备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意义。”(16) 可见，这项活动原本是想推动传统文学与网络的融通，强化传统作家与网络读者的交流。没想到韩寒却对此进行奚落，认为这些作协主席的作品根本不适合网络，这是网站的商业炒作。更有甚者，韩寒并声称，如果他当作协主席的话，就解散作协。韩寒的博文《领悟》引起人们关注，紧接着《天府早报》的一篇标题为《河北作协副主席谈歌：如果我是韩寒爹就打死他》的报道引来争端，(17) 河南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用一篇博文《人不能信口雌黄》回应韩寒的言论，让矛盾更加激化。(18) 于是对“30省作协主席小说巡展”活动引发的争议，关注点已转向了韩寒和几位作协副主席之间的口水战。 在我看来，这次所谓“事件”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文学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事件的特点很明显，除了代际差距突出，就是体制内外有别。一方是年纪大韩寒几倍的父辈甚至爷爷辈的作协主席、副主席，另一方是大骂“文坛算个屁”的后生小子。前者在体制内居于高位，后者在市场上呼风唤雨。在改革开放以前，文学公共领域一直是依附于政治公共领域的，作协官员们是文学公共领域的掌门人，因为他们的双重身份（既是作家又是官僚）正好可以承担起“沟通”文学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使命。但是这次事件却戏剧性地表明了文学场域的结构性变化，“主席”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通过政治权力压倒“冒犯”自己的后生小子；相反，与权力的纠结成为一个不光彩的把柄。这不，韩寒的杀手锏就是抓住这些体制内作家或权威与权力的联系大做文章，他的《领悟》一文写道：“中国作协应该有百多个主席，平时赋闲，你突然给他们整个事，从活动筋骨和延年益体上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而且事实证明，平时一直讲究领悟各种会议精神的老同志们还是不错的”，他们很善于“领悟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该怎么写写到哪种程度。”这种领悟的本领在韩寒看来就是“职业作家的职业风范”。在反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揭人家的“家底”：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河南省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得过冰心文学奖等多种奖励，河南省文学院的院长，等等。韩寒说，这位善于“领悟”上级精神的作家2006年在中央号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出版了科幻读物《郑彦英诗语焦墨画——乡村模样》，把农村写得“一副和谐的大好景象，男耕女织，衣食无忧，官民一心，繁荣富强。”韩寒赞扬这位副主席“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你永远不会写，你领悟的很好。我看好你当选下届中国作协主席。”（韩寒博文《副主席郑主席》）韩寒不愧是说反话的高手，也是聪明绝顶的斗士，他深知在今天这个年头夸赞对方官位之高、“领悟能力”强意味着什么。 奇怪的是，被韩寒攻击的主席副主席级的作家们没有一个愿意接韩寒扔过来的这个“荣誉”，他们要么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说什么“在我们这一辈人红的时候，这些年轻人还没出生。”要么指责韩寒缺乏君子风度，动辄骂人，太没教养。不过我要替韩寒说句公道话，韩寒骂人确实是不对，但他下面这段话却不是一般君子敢说的：“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但如果真的以作家论，你（指郑彦英）是要比我低级的，因为你是国家豢养的。假若税收的取支都是在一个领域内，那就是我交给国家的税发了你的工资。所以说，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怎能写文章说你爷爷奶奶不好呢。有人可能会说，公务员和领导的工资也是由别人交的税组成的，难道纳税人要大过他们？当然应该是这样的。”（韩寒博文《副主席郑主席》）而且谈歌副主席居然说要“打死”韩寒，虽然加了一句“大家都瞎说，没意思”作补充，可是打死人的念头毕竟还是有了，而且说出来了，实在是让人觉得这位副主席作家的文化修养以及法律知识太差。瞎说也不能这么个说法啊！其实，要是时光倒转几十年，一个作协主席是有这样的能耐的，一巴掌不仅可以打死一个毛头小子，而且可以打死一大片（当然是借助于外力）！在这个意义上，韩寒的胜利具有象征意义。 当然，长辈们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攻击数字，攻击发行量：发行量是什么，不就是钱么，钱是多么庸俗的东西！作家怎么能够唯利是图！点击率有什么了不起？黄色小说的点击率还更高呢。这话说得不错，不过逆定理是不成立的，点击率低的书也不见得都是经典。还有一位老作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畅销书并不代表所有问题，文学是条很长的路。如果真的想要有成就，就应该专心地研究下去。”(19) 当然，是的，要研究下去，但套用一下韩寒的术语，光研究“会议精神”恐怕是不行的，而且越专心越完蛋。 看来，虽然大众传媒可以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要把这个话题持续下去，我们却不能指望媒体，而应该指望学者和批评家及时地接过话题、抓住话题并进行深入研究，在专业化的学术刊物上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今天的批评家和理论家，既不能一概拒斥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对之嗤之以鼻，缺乏应有的敏感性，也不能不加批判地加入炒作起哄的队伍，忘记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的批评立场。 四、中学语文教科书事件 ——媒介化文学公共事件个案分析 语文教科书是连接文学和公共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现代语文教育同时必然也是公民教育，不仅肩负培养公民识字能力、写作能力、审美能力的使命，而且也在进行这种教育的同时，培育公民的道德品质，分辨是非的能力。因为任何被选入课本的作品，除了带有自己的审美观以外，还必然带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很多还具有强烈的道德震撼力。这样，在选择课文的时候就必须同时考虑审美因素和道德因素，而课文的调整也就不仅仅是涉及文学问题，也涉及公民教育理念等问题。正因为这样，每次中学语文课文的调整总是引发超出了学术界的广大公众的关注，立刻成为媒体热点话题。 前些年，上海市推行二期教改，《包身工》、《狼牙山五壮士》等作品“退出”语文课本，《跨越新纪录》（根据刘翔在奥运会夺冠的新闻报道改写而成）入选教材。2004年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入选《卧虎藏龙》《天龙八部》选段，编为一个单元名为“神奇武侠”。(20) 这些课文的调整基本上本着两个原则进行，一是淡化中学语文教育的政治色彩，强化其审美性和艺术性，二是强化当代性和时代性。但是与此同时，把《包身工》、《狼牙山五壮士》等作品“请出”课本，也体现了编选者更重视课文体现的普世价值观，力图淡化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比如阶级斗争）。这些都是需要研究者深入思考和分析的问题。 2007年8月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高中语文课本，此课本与全国通用的人教版课本大不一样，更换近一半篇目。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金庸的《雪山飞狐》替掉了鲁迅的《阿Q正传》，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替掉了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替掉了《孔雀东南飞》。新编教材将在东城、西城、朝阳等9个区县使用（大约占了半个北京）。消息一传出，立刻成为公众热议的公共事件，新浪网还对此进行了民意调查。(21) 这次语文教材事件所凸显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其中包括：如何看待大众文化？如何看待经典化？如何看待网络语言？网络语言是否可以进入语文教材？等等(22) 在这里，笔者感兴趣的是红色经典及其所引出的语文课文的选择标准问题。据报道，2007北京版的这套高中语文教材收入了红色经典和样板戏篇目。编委之一薛川东说：“我们觉得，京剧作为国粹，也该受到学生的关注。”与此同时，过去的经典戏剧作品《雷雨》，则在这套教材中消失了。而《红灯记》、《杨门女将》等京剧选段，是第一次选入高中教材。另一位编委孔庆东则主张，一些红色经典“必须要收入语文课本”，比如《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就在此列。(23)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以为语文课本选择课文的宗旨和标准应该是两个。一是文章的审美性，也就是说文章必须具有很高审美价值；二是文章表达的思想抒发的感情必须体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诚信、宽恕、感恩，等等。标举这两个标准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理解的语文教育有两个根本任务或者使命，一是培养学生高水平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美文达不到或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二是培养学生美好的道德情操和公民素质，非普世价值不足以完成这个使命。而所谓“红色经典”，实际上是“革命经典”的别名，“革命经典”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可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概括说就是艺术性不高，宣扬特殊价值（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种价值特殊主义的突出体现）。就孔庆东先生列举的《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来说，在解放后17年的革命文学中或许是佼佼者，但放在中外文学史的长河中其艺术价值（不是社会认识价值）是很有限的，它们可能比《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同类“红色经典”出色一些，但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问题，说它们是人类历史上的美文恐怕要令人笑掉大牙；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产生于鼓吹斗争的时代，它表达的是阶级的特殊情感和特殊价值，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它们和其他革命文学一样，把人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阶级具有道德优越性和历史进步性，是值得我们爱的；有些则不但不值得我们爱，而且要我们恨，恨得越彻底越好。这样的价值特殊主义在特定时期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却也造成了严重的价值混乱，在今天加以提倡更不合适。选择这样的作品我不知道有什么充足的理由。我们总不能说在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作品，就必须选入语文课本。如果这样的话，语文书就成为了历史书。而且反讽的是，真正应该大讲解放后30年中国社会巨大动荡的历史教科书却偏偏不讲，或虽然讲了却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次教科书事件引发的另一个热点争议是，梁实秋和周作人的作品是否应该入选？编者之一薛川东先生提到，他们曾在“精读篇目”中选入梁实秋《雅舍小集》中的一篇美文，但因“上面有想法”而删去。他还说，“至于有些作者，其作品则铁定不会考虑。比如周作人，由于其历史原因，肯定就不会进入教材。”(24) 不管其个人立场是什么样的，薛先生的此番话足以证明语文教育淡化政治性、突出审美性的过程还是艰难的，因为“上面”的想法似乎比文章本身更重要。我们一直有“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文”的说法，但具体落实到教科书中似乎还有待时日。如果真的是美文是好文，为什么因作者的历史问题或道德问题而不予以选入呢？梁实秋的作品不过格调不那么“高昂”，不那么政治，不那么主旋律，并且被权威的“革命文学家”批评过而已。但在一个和平年代，我们的语文课本也不应该每篇充满硝烟，全部是“匕首投枪”。只要不是明显存在道德混乱、价值混乱，表现些“花前月下”、茶余饭后的小情小调、抒发些日常生活中平淡但不乏诗意的情感也无妨。现在大家都在讲和谐，和谐就要多元化，和谐的前提是差异，清一色的“匕首投枪”也是不和谐的，那是单调。 关于周作人，大家知道他做过汉奸，人格上有缺陷。但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常识是，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有道德缺憾，比如司汤达得过梅毒，赛林格玩弄少女，顾城还是杀人犯。我觉得本着不因人废文的原则，文章和人品可以适当分开。我们的大学文学史课本照样要讲司汤达、赛林格、顾城。何况做过汉奸的人不一定在人格的其他方面也一无是处，他的文章也不都是汉奸文章。做过汉奸的周作人曾经留下非常优美的美文，这是大家不能否定的。这些美文中也不乏思想格调健康者，窃以为选择一篇、两篇的无妨。当然，教师可以在讲授的时候把这个道理讲给学生听，学生自会知道选择周作人的文章绝不是鼓励大家去做汉奸。 结语 在媒介化事件的文学中媒体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媒体一旦参与到文学事件中，对其有包装、炒作，也有揭露、批判，它引导大众的关注点，引导公民舆论，因此它更有责任去挖掘事件中的公共性意义，而不是去掩盖它，更不是去制造事件。 但是不管如何，作为公共事件的文学提醒我们，文学是多维度的，它可以是没有公共性的私人活动，可以是一种私人爱好，一种个人在书房玩的语言游戏，一件三五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游戏，甚至一种存在于内心—语言为载体的经验，比如散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李白的一首诗或自己“创作”了一首诗（在克罗齐艺术即经验的意义上它也未尝不是文学）。这些文学的特点就是它不进入公共领域，不具备或者基本上不具备公共意义。我们原先理解的文学大都就是这样的文学，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文学的公共性和公共意义。 ［本文得到中国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的祛魅”（项目号06BZW002）以及北京市人才强教计划的资助］ 注释： ① 参见王蒙：《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1988），收入《王蒙文存》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185页。 ② 近几年各地语文教改，对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文章选篇有较大调整，比如上海的二期教改，《包身工》、《狼牙山五壮士》被删，又比如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入选《卧虎藏龙》、《天龙八部》选段，2007年北京语文教改做了更大的变动，更换了近一半的篇目，因金庸小说选段替换鲁迅《阿Q正传》还引起了“金庸取代鲁迅”的争论，同时红色经典、样板戏入选教材也引起争论。相关内容在文章第四部分会具体讨论。 ③ 1925年1月4日，北方报刊重镇《京报副刊》向文化界名流征求“青年必读书”，胡适等人均给出了答案，如许寿裳推荐了法布耳的《昆虫记》、鲁迅的《呐喊》等，常维钧推荐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胡适文存》等，而鲁迅则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在附注里写下：“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一言激起千层浪，批评乃至对骂由此而起。鲁迅这段话也成了后来读书人永远的话题，至今仍常被提起。“青年必读书事件”大概可称得上近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书目事件”。 ④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⑤ 评论家白烨写了一篇《“80后”的现状与未来》，招来了新生代韩寒的激烈反击，由此掀起了一场骂战，就“到底什么是文学”、“80后作家划分科学不科学”、“文坛的门槛在哪里”等等问题大开文坛论争。这场论争升级至白烨关闭自己的网上博客。 ⑥ 2007年北京新版语文教材入选了《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和样板戏《红灯记》，参见《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改版部分经典名篇被删》，2007年8月16日《青年周末》。 ⑦ 2006年11月，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谈了他的一些看法。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发表了题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文章，引起了各界读者和新闻媒体的广泛争议。 ⑧ 《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重庆晨报》2006年12月11日。 ⑨ 《德汉学家再批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好似二锅头》，《东方早报》，2007年3月30日。 ⑩(11) 葛红兵、许道军：《交汇·互动·交锋—2007年中国文坛热点问题述评》，《探索与争鸣》2008(1)。 (12) 再比如，韩寒和陈丹青网上发表评论，对现代文学的很多作家，比如茅盾、冰心，做了尖锐的批评和嘲讽。但是，不但他们自己没有充分论证自己这样说的理由（只是笼统地用一个“文笔很差”打发了事），他们的反对者也同样没有说出一个道道来。 (13) 以韩寒为主角和核心的媒介文学事件相当多，也相当有典型性。韩寒从1999年获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成为八零后的代表性作家开始，到如今登上作家富豪榜的第三位（参见2006年12月《财经时报》），一路走到现在“挑战作协”，一直是被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公众人物，也一直是文学媒介事件的主角。媒介对韩寒广泛谈论，从高才留级生引出的“人才”和教育话题，扩展到叛逆少年与青年亚文化问题，从而牵出当前的社会文化选择和教育体制问题。显然，大众对韩寒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围，成为一种以文学为缘起或由头的综合性社会文化现象。 (14)(15) 《文化评论家谈作协主席赛》，起点中文网，2008年9月9日。 (16) 《起点中文网启动全国30省作协主席小说竞赛》，起点中文网，2008年9月8日。 (17)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2008年9月19日。 (18) 郑彦英博文《人不能信口雌黄》，2008年9月2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0axpk.html。 (19) 《畅销书并不代表所有》，沈阳网-沈阳晚报，2008年09月21日。 (20) 《关注教材“变脸”》，新浪新闻网，http://news.sina.com.cn/o/2005-03-29/11115495193s.shtml。 (21) 参见《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改版部分经典名篇被删》，2007年8月16日《青年周末》。 (22) 金庸入选语文教材，说明大众文化走进课堂。张颐武从这一事件看到了“经典”化问题，经典是主流文化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大众文化的创造。他提出“经典”不再是一个“普遍性”的、无可置疑的概念，而是一个在历史、文化、政治的复杂脉络之中存在的东西，是处在不断的反思和“问题化”之中的东西。另外，在这套教材的推荐选修课部分，收入了一篇《新鲜的网络语言》，作者是北师大岑运强教授。当问及网络语言怎么也会成为中学生的语文课这个问题时，主要编委薛川东说：“这要看你怎么正确认识这些网络语言。有些新的词汇，可能汉语词典在第8版第9版就要新加进去了！比如‘整合’这个词，在1998年以前的中国任何辞书里都没有”，“这种新鲜事物谁也阻挡不了，它随时在产生和更新之中，我们选入这篇《新鲜的网络语言》，也是表一个态——时代在发展，新的语文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必然要面对。”参见《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改版部分经典名篇被删》，2007年8月16日《青年周末》。 (23)(24) 参见《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改版部分经典名篇被删》，2007年8月16日《青年周末》。 原载：《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20101上 原载：《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20101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