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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文化目标，也是中国遭遇了西方缔造的现代化之后，为适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做出的理性选择。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毛泽东的“新文化观”的指导下，我们创造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战胜了旧文化的同时，也培育了广大人民新的文化观念、道德观念，使人民拥有了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心灵世界。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新文化猜想”的文化思想结构中，“新文化”仍是一个只可期待而不可经验的想象。更严重的是，这一迟迟不临的文化想象在试图接近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某种文化灾难。当“文革”灾难结束之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的时候，邓小平便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建设两个文明、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文化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同改革开放的整体局面还存在着不适应甚至落后的状况，有些问题应该说还相当严重。在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今天，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认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的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论述，与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不仅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基于现实的问题提出的。因此，它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全体人民都认识到这一选择对中华民族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但是，这一新的环境，也正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分析指出的那样：“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动摇。”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一些善良的人们产生了疑问和困惑，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忧虑，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党员和干部中也程度不同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这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不行。”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提出和正视，一方面显示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这些问题深怀的自信。在这种情况下，深入地分析我国当下的文化发展和现状，可以从一个方面或侧面了解我国当下的文化状况，以及文化政策在怎样的程度上适应了文化发展的要求或构成了冲突。 一 并存的三种文化格局 当下中国的文化格局，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文化传统的惯性延宕；一是全球化、商业化、信息化的深刻影响。文化传统在不断建构的情况下，在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功能。但全球化、商业化、信息化作为世界性的时代潮流，具有解构传统、建立新的文化时尚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当下中国呈现着三种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 (一)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表达国家意志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无论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有表达自己国家意志、利益的意识形态。权威性是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今日中国，就文化领域而言，“主旋律”是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形式。它以突出党的领导，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入选“五个一”工程的文学艺术作品，集中表现了“主旋律”的文化取向，表现了国家正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观。它通过各种传媒，阶段性地造成了巨大的声势，从而给人民带来不可抗拒的文化影响。 虽然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高度的警觉，但与“一体化”时代相比，这一领域毕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提倡文学艺术创作的“多样化”。这为其他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但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它的文化表达，都是与现实建立在一种想象关系之上的，它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而现实的发展并不完全依据或顺从这一话语实践，于是，它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就无可避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和法则。在成功与失败的选择面前，利益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因此“主旋律”对历史文化的开发(如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或对当下英雄人物的宣传，都表达了主流文化改变“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世风的努力。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人们对金钱的攫取欲望和对世俗生活享乐的期待，几乎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不止是普通民众对此充满了向往，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挥霍无度的倾向也以“示范”的方式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当我们目睹明星们高唱主旋律，并眼含泪花的背后，也看到了他们毫不掩饰的高额出场费，竞相攀比的出场价格。在明星那里已不止是利益的追逐，它已逐渐演变为个人身价的标准，因此，金钱在这个时代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无往不胜的尺度。人们虽然在口头上谁也不否认“精神文明”，但在实际生活中它究竟占有怎样的支配性是令人怀疑的。同时，国家投入巨资制作的“主旋律”文艺作品，几十年不变的僵硬模式和狭窄的题材、刻板的面孔，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影响力和感染力。它的存在事实上仅仅成了一种具有姿态性的表意符号，既不符合市场条件下的文化生产规律，也失去了对主流文化宣传的功能。其作用有时甚至是反面的。这一点已构成了主流文化生产的主要问题，如何改变主流文化生产的浪费、无效的局面，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二)走向边缘的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同主流文化度过了“蜜月期”。这一曾占据中心地位的文化，在今天已逐步走向边缘。各种思想性作品和高雅的文艺作品，其流播的范围基本是这一阶层之间。这不止是这一文化形态有意与其它文化保持必要的距离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事实上，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政治意识形态的宽松，却出现了文化意识形态的空前紧张。尤其是在对待市场文化的态度上，知识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观念冲突。对这一文化类型持支持态度的人认为：古代社会“教”重于“乐”，“乐”从属于“教”，在所谓“寓教于乐”或“文以载道”的提法中，“乐”本身没有合法性，它要从对于“道”或“教”的依附中分得一些合法性；而在现代社会中，世俗化的趋势使得“乐”从对于“教”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有了独立的地位与意义；反对者在肯定世俗生活合理性的同时，指出“现在缺乏合理的丰富性的倡导和证明，缺乏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实践，生活的丰富性被割裂了。一边是苍白的合法性，一边是丰艳的不合法性(地下出版和追求感官刺激的消闲方式)，两相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的消闲生活正在被丰富的不合法性销蚀。”关于市场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歧在知识界内部引起了剧烈的冲突。 一般说来，心怀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大都扮演了激进的角色，他们反对传统、反对复古，力主图新，新思想、新生活、新观念等，常常是他们的文化目标。然而在今日中国，对市场文化的批判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激进的思想潮流。事实上，在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多少还潜隐着一种忧伤的“怀旧”情感。因此，在对市场文化的批判中，它不止表达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人欲横流的享乐主义的拒斥，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赖以生存的意义世界的坚决捍卫。当他们被排斥于市场经济大潮之外的时候，在人文孤岛上的呐喊，也成了证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 在英雄主义式微的时代，知识分子这种勇武的批判很可能无人理睬，很可能成为没有观众的悲壮演出。市场经济按照固有的规律和方式依然前行，民众还没有达到为意义焦虑的时候。因此，为普遍意义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只有在今天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献身方式，只能在最后的坚守中，在与世俗化大潮的持久对峙中获得自我确证。然而，这种坚持肯定不是僭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历程已充分表明，世俗化生活决非神话，它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要求，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但它并不能缓解人因各种问题而造成的精神和心理疾患。现代人的焦虑、压抑、躁动、狂想、郁郁寡欢或对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并非是世俗欢乐就能够疗治的。因此，对普遍意义的寻求，并非是知识分子没事找事。在今日中国，各种心理疾患正呈上升趋势，富裕起来的人们，他们的不幸福感并不是因为缺少金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精神生活没有支点。当社会文明进入到另一阶段时，知识分子今天的努力将被证明它的价值。 (三)以中性面目出现的市场文化。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对这一文化的接受已不止是普通民众，在知识界，喜欢言情、武侠作品的大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的专题课并大受欢迎；在黄金时间，消闲性的影视作品几乎在所有的电视台播出；软性小说是出版社获得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这说明，市场文化已被知识界和国家意识形态传媒部分地接受。因此，这一文化形态已经完全普泛化。 市场文化有巨大的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以中性的面目出现，没有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它只有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利益原则。它使日常生活变得亲近可感，无论什么趣味和爱好的人，都可以在今日的文化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读物或音像制品。市场文化的无所不有，无形中解构了“一体化”的文化专制，它分散了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注和热情，使“一体化”的文化霸权在无意中被分解。但是，市场文化本身是幻觉文化的一部分，它所有的温情脉脉和刺激，都是以想象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它与人们生存的现实并不发生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心灵疲惫的人们仍愿在这种文化中实现个人的向往和趣味，他的浸染力把世俗生活渲染得令人无可抗拒。市场文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占有市场并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就是它最后的目的。在利益的驱使下，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这一文化形态纳入市场，经过新的发掘和包装后，使其变成文化消费品。这一策略甚至使“红色经典”和严肃文学作品也在这样的策划中转化为消费。 三种文化共存的格局，体现了现行文化政策的包容性，为多种文化共生奠定了合法性依据和公共环境。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是符合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和未来发展要求的。但是，令人关注的是，开放的文化环境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已不单纯地表现在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它同时还存在于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性的选择中。“自我塑造”在这个时代已成为相当普遍的文化信念，从服饰、职业、形象、情趣等，个人化与个性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它的进步无须赘言，但与此同时，公共话语和共同关怀的日趋淡薄，则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文化冲突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不仅有必要描述它，同时也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立场。西方有的学者指出：“现代化可能是具有整体性的，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整体，它必然包含着紧张、压力、混乱和骚动。” 二 大众文化的不同形态 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全球化的表征之一。在“电子幻觉”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了“地球村”的虚假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严肃讯息中发现了不同的文化时间。多年以来，我们几乎都可以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看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整洁而文明地坐在金色大厅里，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数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除了象征荣誉和地位的指挥常有更换之外，每年的曲目几乎都很少变化。这似乎也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仪式：它象征着欧洲古典文化传统的持久和稳定，象征着欧洲人对一种文明的尊崇和认同。人们来到这里，与其说是来欣赏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毋宁说是来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金色大厅这时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殿———那里不是狂欢，而是一个对自己历史和文明以示纪念的盛典。欧洲人当然也并未刻板到一条道走到黑的地步，事实上，朋克、摇滚、街头文化乃至吸毒、同性恋，当今的新潮和时尚在欧洲几乎无奇不有。但欧洲的文化时间仍给人以平缓和从容的感觉。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在有教养的阶层那里，仍是普遍接受的主流文化。新潮文化尽管热闹并具有冲击性，但决不具有支配性。它悬浮于生活的表层，似乎更具有戏剧色彩和文化多元的装饰性。 但对于转型极限时期的中国大众文化的阐释就要复杂、困难得多。它的复杂状态使任何一种判断都有失于武断。我们也常常听到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听到对自己文化传统悠长久远的盲目自豪，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既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也不知道在哪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复杂，既有民间的也有庙堂的；既有健康的也有陈腐的；既有中断的也有延续的。重要的是它甚至连一个象征的、具有凝聚意义的仪式都不存在。如果勉强可以类比的话，那就是我们也曾举办过十几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它被主办者自己称为“新的民俗”、“贺岁大宴”。尽管自己统计其受欢迎的程度年年攀高，但只要稍稍分析一下晚会就会发现，是充满了庸俗的农民文化气息的小品成了主打内容，是赵本山、潘长江等文化“英雄”在大出风头，这就足以让人对这个“民俗”或“大宴”深感怀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俗”或“大宴”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严肃文化”或“高雅文化”甚至还要不断提出“扶持”“保护”的吁求。它背后隐含的问题是，这种文化显然已不再被向往和尊重。因此，在中国笼统地倡导某种所指不明的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权威传媒对民众趣味的诱导和迎合，足以使任何严肃的努力湮灭于世俗的声浪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欧洲有极大的不同。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属于我们文化魂魄性的东西。 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判断虽然有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中国的文化同样存在着两种时间。或者说，在中心城市，在时尚青年或激进的艺术家那里，他们生活在“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里。这些人的文化时间表，已经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他们不仅习惯于麦当劳、肯德鸡、美容院、咖啡厅、网吧、欣赏欧洲杯或世界杯、欣赏NBN总决赛或欧美、港台明星演唱会；更重要的是，泡酒吧、蹦迪，无所事事也无所归依，离群索居或形影相吊，今日同居明日独身，成了部分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常态。于是，有人断定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文化时间。或者说在中国的更广大地区，在“老少边穷”地区，还有另外一种大众文化在缓慢地流淌。他们所接受和欣赏的文化，仍有极强的地域和民族特征。他们对“新潮”、“前卫”不仅不能接受，甚至还深怀反感。你可以居高临下地认为这是落后，是保守，不开化，愚昧。但是，指责这种趣味是没有意义的。在不同的文化时间里所形成不同的文化趣味，相互间是难以构成有效批判的。重要的是这不同的文化趣味在实质上也不存在等级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哪一种文化更优越的问题。民间的文化和趣味作为一种存在，它仍会顽强地坚持下去。这种差异性的不可改变，就是存在的合理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理论在我国许多专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它成为一个前沿的话题，这与国际社会冷战结束，致力于合作、发展、进步的新目标相关。特别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已不仅限于理论探讨，而是渗透到了具体的规则和操作方式之中。经济活动作为当今人类生活的主体活动，与其相关的理论和规则不能不给其它以极大的牵动和影响。但是，由于人类活动领域和方式的复杂性以及地域、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等的差异，决定了对全球化理论的不同理解。即使在同一领域内，全球化仍然没有作为普适性的理论被接受。特别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对全球化理论的分歧几乎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全球化”在理论上无论被描述得如何灿烂或不可阻挡，事实上它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假想。即便是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全球化”的预设，但前面提到的不同地域两种文化时间共存的现象，也并不是这一理论按照它的猜想就能够“一体化”的。 当广泛的民众动员的时代过去之后，与“大众”相关的一些概念也相继失去了原有的含义。他们曾具有的革命性、进步性不仅逐渐地褪去，甚至还会受到深刻的质疑。特别是进入市场和商业化时代之后，“大众”对于文化的要求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疑虑。在商业化的时代，“大众”就是一个消费的群体。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才有今日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及其市场的出现。但这时的“大众”仍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善变的、不同的趣味会决定生产/消费的关系。因此“大众文化”领域不是一个审美的领域，它对“快感”的要求，说明了那是一个欲望之地。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展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大众文化的激进批评，其问题很可能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把大众文化当作了审美的对象来批判的。因此，对大众文化而言，那是一次错位的、没有构成批判的批判。都市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独特而奇怪的领域，它和诸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这些文化既有联系但又不存在谱系关系。你不能说大众文化直接来源于哪种文化形态。这一文化一旦走向市场，它所遵循的是市场的规则。作为产品，它直接和消费相关。因此大众文化的最终诉求，从来也没有离开商业利益。在电影市场，票房价值的成功几乎成了影片最重要的评价尺度或标志。在这个满足人们窥视欲望的独特领域里，无论是泪水涟涟的煽情，还是血肉横飞的恐怖，无论是风光还是科幻，无论是电脑制作还是不要替身，制片和导演的最终目的都是把观众赶进电影院。因此有效需求论，永远是大众文化遵循的规则。 在这个规则的制约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制造了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一种是过去的文化时间，它以怀旧文化作为表征；一种是当下的文化时间，它以白领趣味作为表征。怀旧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开始，一直到红色经典的世俗化旋风。怀旧文化始终是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打内容之一。这一状况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处境是有关系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话语受挫，精英立场被质疑。《渴望》这样无关宏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进的“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积聚中不断膨胀，于是便导致了《渴望》和此后大众文化的成功。 白领趣味，是商业社会培育出的一种时尚。白领阶层在中国虽然尚在发育过程中，但白领趣味却先期而至。不仅民众对白领怀有艳羡，同时更有“白领文化”的舆论鼓惑。白领杂志是这一趣味最抢眼的表征，它温情脉脉呈现出的梦幻般的一切，遮蔽或偷换了现实的问题。它的消费和占有暗示，是在雅致、教养、自尊的强调中实现的。白领期望的一切，在白领那里也并不是完全可以指望的。但它显示了一种身份、一种时尚，一种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的虚假界限。因此在影视市场上，特别在平庸的电视连续剧里，当今的中国几乎都生活在楼堂馆所里，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和派头已随处可见。这是一种不真实的现实时间。它在诱导一种趣味和消费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一种享乐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趣味就是为了满足普遍的低级趣味。它与怀旧风潮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为把消费者引向不真实的幻觉时间里。因此，如何在认识转型极限时期中国大众文化心理的基础上，理解本土文化资源和两种文化时间的差异，是大众文化理论必须关注的问题。大众文化不是审美的领域，它所具有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它的消费功能。在文化生产单一的时代，我们呼唤娱乐文化的出现，希望文艺能够轻松并更具欣赏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审美的领域制造的所有文化制品都具合理性。就现实的大众文化状况来说，它虚拟的两种文化时间所导致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对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有害无益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沮丧地说，面对大众文化的现状，我们在做出批判的同时又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很难改变它。 三 大众文化生产的问题及规律 在西方，对文化政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或者说，文化政策在当今已不仅仅作为意识形态内容来研究，它与国家、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起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活动，提出了“将文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的命题，倡导形成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应对发展的质量和人的因素予以更多的重视，而且能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各种措施中建立起对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的认识。”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我们具有创造力的多样性》的报告，强调文化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并提出了十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筹备召开全球“文化与发展”高峰会议。1998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甚至提出“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繁荣是相互依存的”。由此可见，对文化发展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随着“入世”的实现，我国的文化发展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如何使文化发展能够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中来，如何使文化政策能够维护、调动、催发健康的文化、文学生产，使中国能够在未来不算长的时间内，成为文化生产的大国，进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做出较大的贡献，就是摆在文化政策决策者面前的重要议题。因此，对当下我国文化发展策略，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现有的文化政策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一政策应该说是适于改革开放文化发展要求的。它既维护了体现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又保证了其他文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政策或口号重要的也许不在于概念本身，重要的是对其具体的阐释以及实践的结果。就现有的情况看，“主旋律”是在弘扬，但过于狭窄的题材、刻板的表演、僵硬的模式，不仅使“主旋律”没有起到应有的主导性作用，而且一些团体和个人，写主旋律往往是为获奖，为了获得创作经费，为了给领导看。这样的主旋律，是新时期文学艺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概念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虽然具有“合法性”，但其苍白性使其仅仅流于一种没有艺术力量的空洞姿态。它的巨大投资事实上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此，对“主旋律”的具体阐释和对文艺生产实践的指导，就成为日益紧迫的理论问题。 “主旋律”，应该是一个国家、民族和执政党对人类健康、进步、优秀文化认同和理解的总和，是对这一文化倡导并积极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文化战略的总体体现。因此，凡是对人类基本价值尺度如和平、进步、正义、友爱、善良、忠诚、诚实、爱情等，有维护的最低承诺的，都应该予以倡导和支持，而不应将其仅仅限定革命历史题材或当代英雄人物。即便是书写革命历史题材和当代英雄人物，也应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使其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因此，我们对“主旋律”应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 (二)多样化与文化生产规范。提倡文化的多样化，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要，无疑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的繁荣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文化生产和市场流通的混乱，也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的问题之一。事实上，靠阶段性、运动式的整顿只是临时性的策略。要想让文化生产和文化流通市场“长治久安”，必须建立起必要的规范。不仅在理论上研究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趣味，同时在具体操作层面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具体规则。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欲望性的文化消费，在我国已经基本结束。非法生产的文化制品在流播的过程中，一方面遭致不断的打击，一方面这一“带菌的文化”也使大众获得了免疫力。低俗文化在我国尤其是大中城市，已经没有市场。这样，文化生产不仅要靠市场的调节，同时，建立必要的文化生产规范，可以进一步完善文化消费市场，也可以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趣味。 (三)支持高雅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对高雅文化的理解，应不限于交响乐以及专业的文艺团体或精致文化艺术。所谓的“高雅”，应与上述阐释的“主旋律”密切相关。或者说，这一文化形态，既是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同时又是人民大众乐于接受并喜爱的。好莱坞的文化制作，一方面体现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又被全世界所接受。美国文化在全球文化市场占有的份额是令人吃惊的。在我国，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对美国文化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本土文化的兴趣，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我们文化生产的观念、对文化功能观的理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建立必要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规范的同时，营造更宽松的文化环境，用艺术生产规律替代意识形态评价，对文化艺术工作者要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 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生产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需要理论和具体生产、策划以及经营部门的通力合作，在充分了解大众文化消费趣味和文化生产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提出和解决问题。但就目前可以了解和感受的情况看，我认为上述描述和分析是大体不谬的。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委托交办项目。 [作者简介]：孟繁华(1952— )，男，汉族，山东邹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原载：【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总第10期】 原载：【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总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