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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的“批评理论化”情形相反，由于我们没有文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意识，在批评实践中无法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不得不走上一条“理论批评化”之路。无论什么理论一旦被我们选中，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径直从文本中搜寻理论所要求的答案，理论不是服务于文本，而是使文本依附于理论。正如弗莱所说：在诗的方面存在着完全可以理解的知识和结构，这种诗不是诗本身，也不是诗的经验，而是诗学，以达到对“文本的认知结构”而非“文本”的理解。结果造成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实践的多维断裂。 针对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困境，强化文本研究重新成为重要的学术命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国内一些知名刊物近来也不时刊发一些文本细读的文章，倡导文本研究、强调应该把文本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一切研究活动都要回到具体的文学现象，回到文本本身，是推进文艺学建构的基本学术选择。 从性质上说，文本研究不是“唯文本中心主义”，而是强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平等对话，打破本质主义理论对文本复杂内涵的遮蔽，最终实现文学整体性价值阐释。“作品”以及周遭的整个世界都不是一堆资料，不是一个静态的现成的容器，而是一种紧张的“发生”，研究者面对作品时需要“站在在场状态的关涉中，这种站法是这样的，即由于他能获知那在让在场中显现的东西，所以他把在场、有接受为赠礼，假如人不是从‘有在场状态’而来的赠礼的永恒的接受者，在赠礼中获得的对象达不到人，那么在这种赠礼缺失时，存在就不仅是依然遮蔽着，也不仅是依然锁闭着，而是人被排斥在‘有存在’的范围之外了。”(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面向思的事情》)研究者应该以“同情的理解”之心去亲近文本，不断“打开”文学实践中无限丰富的现象、梳理文本的艺术机理和审美机制，在研究者与文本的双向互动中进入“交往对话的时代”。所以，文本研究能够从认识论角度对文本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切入，使不同理论介入文本形成批评间性，实现多元理论对话与参与格局，敞亮曾被遮蔽的领域。 文本研究性质的对话性决定了文本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无法维持自身的自足性，对文本的阐述则是一种意义的自我置入和把握，不同研究者在介入文本过程中往往与自身的身份意识密切关联，不仅生产出无数的文本阐释，而且生产出新的意义网络。萨义德曾说：“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地)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以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一切会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尽管他的眼睛及其成果确实想摆脱粗鄙的日常现实的束缚和限制。”(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特别是受众多“后”学思潮影响，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读者开始试图通过文本阐释，通过叙事建构自我。文本阅读逐渐与种族、性别、阶级、权力、民族等政治话语相关，通过具体文本研究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等，都是通过这一方式建构而成的。具体到我们自身来说，由于民族文本的特质往往被主流话语遮蔽、忽视和掩盖，而不能完全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在强化文本研究基础上，以平等、对话、协商的身份意识置入批评，不但可以敞亮民族文学文本的独特品质，而且可以在充满差异性、多样性、地方性语境下，激活整个理论知识生产。 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内在机制来看，文本研究不是单纯的文学文本评论，而是一种理论知识创新的必要方式。20世纪以来，几乎每一次真正的批评理论创新都与文本密切相关。新叙事话语研究者在具体文本分析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生命和审美体验与文本展开对话，不但在历时性“体验”中体味到文本所蕴含的价值、道德和真理性因素，而且在共时性“体验”中发现新的理论萌芽，“完全陶醉在一部诗作的印象之中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也许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通过内省证实一个人的感觉，把感觉提高到思想的水平……并完成它。但是，从所有那些特殊的东西中抽象出来，以至于——在徘徊中——掌握普遍的东西，也同样是必要的。”(《本雅明文选》)通过文本研究而创新的理论知识，不再是普适性的概念化知识，而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因为概念化知识关注的是固定不变的“存在”、“本质”，却没有注意到知识和理论总是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同时，概念化知识只关注现象背后的“同一性”，而真正的知识和理论关注的焦点则是“生成”和“差异”，它们追问各种事件、现象背后的根源。在具体文本研究基础上生成的理论知识，由于是从具体现象出发，才能维持知识的不断“生长性”。因为任何理论在无限丰富的文本面前，最终都是无效的。当面对丰富复杂的文本现象，已有理论无法进行恰当言说时，新的理论萌芽就产生了。这样的理论不但是局部性的、还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 原载：《文艺报》2010年3月8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3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