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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鲁迅文学院新生一入学就会得到一份“必读”与“参考”书目，自然都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经典著作。绝非一时怀旧才有此举，意在让学员补习经典。可惜“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经典书籍依然躺在图书室书架上，少有借阅者。 现在，《文艺报》提出“为什么读经典”的话题，合时宜，重要，值得热议。 相对而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前十年是辉煌的发轫与喷发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可以入史的力作。然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日显后力不足的薄弱之态，特别是青年作家少有厚积薄发者，其综合素质超拔者更是凤毛麟角。许多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便再难长进。面对文学创作的式微，当时曾提出过“当下文学缺什么”的问题。我赞同的回答，比如，“当前小说创作有走向技术主义的倾向……现在一些小说创作往往只凭技巧和操作文字的能力，忽略了到头来还要依凭的实力与感情”(王安忆)；“技巧智慧太多，灵魂血肉太少”(刘醒龙)；“缺少思想”(雷达)；“缺少政治”(陈忠实)……我以为，这些“把脉”切中了创作症侯的要害，直至今天，文学“缺钙”的症侯，仍大体如此。 原因是复杂的，但浮躁的社会心态和包括否定历史否定传统在内的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消解文艺的教育、认识、审美功能，使愉悦变为“惟一”，甚至以偏概全地提出“娱乐至死”的主旨等诸多影响是最主要的。文学需要“补钙”，基本为多数作家所认同。因此，在此种境况下，“读经典”是有效的“治本”药方之一。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解析它的“有效”。 首先，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一部经典一个时代，经典合在一起即是一部文学史。读经典，知道文学是“谁”，“根”在哪里，有着怎样的“血脉”，也就知道了文学的母题。“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不可割断的，忘记了历史，也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更不能正确地面向未来。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发展规律。读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我们能清晰地感知到文学发展规律，而规律的内涵是时代变化中的不变。否则，文学将失去自我。文学如果能被边缘化至死，那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莫大悲剧；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人类只要有真善美的向往和价值取向，文学就永在人间。现在文学的时弊，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漠视与摒弃历史而遭到历史的惩罚。文学要发展需要精神动力，而善于学习历史，并从中继承和发展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获取精神动力的重要源泉。不可想象，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一个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灵魂、凝聚力和生命力可言。所以，文学的经典是一定要读的，不然，我们的文学将因没有涵养而成的精神动力而失去明天。从文学史中汲取营养，有助于我们今天文学的“补钙”。 再有，从作家角色的社会定位上看一部经典一个时代。作家要做“时代的书记官”，在许多经典中得到见证。恩格斯从认识时代和社会一个历史巨变的角度评价《人间喜剧》：“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列宁称赞老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时代与社会作为历史，作家只能当它的“书记官”，特别要洞悉社会发展趋向，记录下时代与社会变革中人民的生态与心态的剧变。这是作家的责任与使命。当然，这一记录，一要形象化与情感化，要将“诗”“史”两种元素放进作品中，努力使其成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规模和史诗品格的经典；二要达到相当程度的本质真实性和相当的深刻性，甚至可以和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相媲美。基于这两个特质，作家作为“时代的书记官”是其他任何“书记官”不可取代的。即是说，即使有“史”，但没有“诗”，终归不是文学。由于创作主体文化积淀的不同，无论是思想的，还是艺术风格的取向上，不可能求得一致，即是说，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去做“时代的书记官”，但毕竟要有较多的作家具有追求“史诗”品格的大志向。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竟留不下记录时代足迹的文学经典，将是文学事业遗憾的失职。英国大作家毛姆曾说：“我不阅读年代不超过五十年的书。”乍听这话似乎有些偏激，但恰恰表达了毛姆追求高品格的大志向，经典是经过了历史的汰选才存留到永远的。 从“生活教科书”的角度看一部经典虽然产生并记录下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但经典却又不仅仅属于那一个时代那一个民族那一个地域，而是有着跨时代的意义，永远不会过时的，它没有国界，属于全世界全人类，因为真善美是文学最本质的向往追求，是最后的精神家园。 大作家读经典的感受和经验可以见证这一文学的价值取向。经典作品的魅力与作家人格的魅力是合二为一的。巴金谈到经典怎样进入他心灵和精神层面，那些震颤心灵的力量和净化的美，是怎样溶化在他的血液中的。他说读了大师们的作品，“加强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他还谈到他读了这些经典，“感到心灵充实”，“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有一种展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文革”中，巴金一本本地抄但丁的《神曲》，直抄到第九曲。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他默诵但丁的诗句，他就有一种在地狱里受考验的感觉。他说：“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多了。”老舍从1928年到1929年集中读了英法经典小说，即第一流作家的代表作，他说它们的相同之点就是“健康、崇高、真实”。对比经典，他指出“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80年前的话竟能切中今日之文坛时弊，其敏锐而深刻源于经典的力量。后来，老舍还概括地说：经典作品“永远给人以灵魂。” 面对经典，犹如站在巨人面前，感到自己的矮小。巴金每每谈到鲁迅时，都叹为观止。他早就写道：“拿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作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诚然，这话是巴金的谦词，但他是真诚的，他直到68岁时还将《鲁迅全集》通读了一遍。鲁迅思想的穿透力在伟人中都是少有的，他离开我们73个年头了，但他的深刻至今能够理解的也非多数。老舍后来又集中读过俄国的小说，他说它“是世界文艺中最伟大的”。在它面前，他“自惭才短，但希望自己别太低级，勿甘自弃”。常常是有成就的人反而虚怀若谷。大师们读经典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读普希金，就不知道自己的词汇量少；不读老托尔斯泰，就不知晓距离“史诗”还有多远；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知悉什么叫“拷问灵魂”；不读契诃夫，就不知觉什么叫真正的幽默；不读海明威，就不能感知我们当下文学多么缺少阳刚之气；不读卡夫卡，就不知悟创作主体的荒诞而且创作客体的更加荒诞……所有这些艺术财富是没有国界的，不受时代的限制而具有不朽的价值。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凡是经典都是因为它自身的多义性、宽泛性和模糊性，而带来理解的不可穷尽性。正是所谓“有一千个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还可以再加上“即使一个人在不同时代读哈姆雷特，也有不同的哈姆雷特。”这就使得经典不会僵化，而是常读常新。因此，走进经典并不是一些人的理解——陷入规范，带来桎梏。面对大师，我们并不能一次性地接受与理解他们的作品。巴金不到20岁时第一次读契诃夫，“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讲些什么。我不能怪译者，本来要以译本了解契诃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有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年轻人第一次面对着茫茫大海，他什么也不会了解的。直到50岁，巴金撰写《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看到自己》，说他已是读契诃夫作品的第三个时期，才读出这位大师用了一生的力量反庸俗的旨意，他对高尔基评价契诃夫的话语也就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他嘲笑了它(庸俗)，他用了一支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巴金说他这时候才明白了契诃夫作品对待庸俗的态度“不是出于憎恶，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是在鞭挞”。常读常新才是经典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 我常想，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些闻名中外的巨匠们都承认经典哺育、滋养了他们的经验，难道于今都过时不适用了吗？如真的如此，那么经典绝非经典了，而是像当下一些人“册封”、包装的假冒伪劣的“经典”。当今中青年作家没读过几本经典之作的还真的不是少数，他们大多出生在和经历过“十年动乱”，已经先天不足了，后天成人后又裹进了时代浮躁的漩流之中，假如再不注意补习经典，创作的生命力真的要萎缩了。 读经典不是单为了回头看，看那几乎不可超越的座座高峰。读经典是为了“师承血脉魂，创造开新律”，向前看，再造新时代的经典。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