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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及其代表作《红旗谱》同《文艺报》有着特殊渊源。1957年，《红旗谱》刚一出版，《文艺报》即刊发了大量评论文章，并于1958年编辑出版了《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51年后，梁斌仍然让人评说不尽。2009年10月25日，由本报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天津市梁斌文学研究会、天津市文联、天津市作协、南开大学联合主办的“梁斌文学艺术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怀远，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散襄军出席会议。来自全国的20余位文学理论家、艺术评论家就梁斌文学艺术的现实意义，梁斌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多学科、多角度开掘梁斌研究的新领域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报刊发论坛上有关领导和部分专家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 者 陈建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梁斌是一位蜚声国内外的人民作家，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我认为他堪称中国文学工作者的光辉典范。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文学著作，比如《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一大批驰名中外的、至今仍使我们津津乐道的精品佳作，他也以不朽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以高超的画作进入了当代杰出书画家的行列。对于梁斌先生所遗留的丰厚的精神遗产，天津人民不会忘记，全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先生逝世以后，缅怀纪念先生的活动一直没有断。比如天津成立了梁斌文学研究会，设立了梁斌文学奖，还举办了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最近又出版了动漫插图本《红旗谱》，还举行了不少隆重的学术研讨活动。而这次梁斌文学艺术论坛的举办应该是对梁斌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本届论坛以弘扬梁斌精神、推动梁斌研究、深入开掘梁斌文学的现实意义、多学科多角度开辟梁斌研究的新领域等主题进行研讨。相信各位专家会为我们展示丰厚的学术成果，使梁斌研究攀上更高的境界。 研究梁斌，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文艺界经典性的缺失，作家对经典性追求的缺失，是我们文学创作难以取得突破的关键之所在。随着商业时代的发展，大众文艺日益发达。但我觉得大众文艺的活跃不能伤害作家们对经典性的追求。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学经典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考深度，她的情感的深度和美学的深度。我想起前不久，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的大江健三郎来到中国访问，席间大江先生面对主人的赞誉，正色地说：日本有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是一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的鲁迅，日本一个也没有。就是说一个民族有经典，有经典作家，这个民族在世界文化面前才有她的自信，才有她的深度，才有她的威望。这是许多在表面看来流光溢彩，但实际上却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所欠缺的。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经典作家。梁斌先生也以《红旗谱》《播火记》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所以深入地研究梁斌先生，对我们追求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经典具有很大的帮助。 肖怀远(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小说《红旗谱》长大的。《红旗谱》是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作家在文学史的地位总是和作品联系在一起的。读《红旗谱》，我觉得有几个点要把握好。把握好这几个点，就能把握梁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首先，从《红旗谱》诞生的时代背景看，《红旗谱》发表在1958年，正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著名的“双百方针”不久。那时我们国家长篇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诞生了多部影响久远的好作品，其中打头的一部就是《红旗谱》。紧跟着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还有稍后的《红岩》等。《红旗谱》以它广阔的视野和背景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高度，也对后来的以人民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红旗谱》是一部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红旗谱》生动地描写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广大农民的翻身解放这样一个真理。《红旗谱》立足于旧中国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命运，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精神。通过对他们的刻画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农民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才有光明前途。《红旗谱》三部曲，从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失败写到抗日战争。这样一种史诗性的品格在当代革命文学创作中是空前的。这是《红旗谱》的魂魄，也是《红旗谱》的品质。 第三，《红旗谱》的生命力在于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恩格斯曾经告诉我们，文学就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记得小时候看书时，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如果你看过一部小说，记住了其中的情节而忘记了其中的人物，那么它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反之，如果你记住了其中的人物而忘掉了情节，那么它一定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红旗谱》作为一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学作品，它塑造了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一系列鲜明个性的人物，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宝贵财富。 尤其使我们感动的是，《红旗谱》系列历经20多年的历程，从1958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三部曲才历尽坎坷得以出齐，成为一部完整的、具有史诗性的巨著，显示了作家丰厚的积累。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来探讨，来进一步挖掘梁斌所给予我们的财富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为宣传部部长，我想再讲两点。一是我要特别表扬梁斌文学研究会。刚才陈建功同志跟我讲，梁斌文学研究会很活跃。我觉得“很活跃”就是对梁斌文学研究会的表扬。他们在有限人力、有限财力的情况下，每年坚持做一点事，并且做好每件事。去年搞的“大地之子——梁斌文学艺术展”非常成功，影响也非常大，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赞誉。今年又搞了这个论坛。我希望梁斌文学研究会的同志们认真总结，不断提高，使我们的梁斌研究工作不断上新的水平。二是希望天津的文艺界和文学评论界这支队伍，继续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既加强对正活跃在文坛上的年轻作家的评论，引导他们在创作的道路上健康、顺利地成长，同时要继续挖掘、论述梁斌、孙犁等老一辈作家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和经验。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梁斌的研究有不足，我们天津其他作家的研究也有不足，比如对孙犁的研究。孙犁和梁斌既是好朋友，又是同一时代的作家。但是他们作品的风格又不一样。我打个比方，同是革命文学，读梁斌同志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金戈铁马，而读孙犁的作品感觉是小桥流水。不同的风格就是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芳香。各种风格都得以展示才能百花齐放。所以我们要继续加强文艺评论，使我们天津老作家思想和艺术上的精华能够得到传承，得到弘扬，使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从老一辈作家身上汲取更多的营养。我想我们当代的评论家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这一继往开来的使命。 郑法清(天津市梁斌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梁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人民作家，也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书画艺术家。他将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文学，献给了艺术，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脊梁，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和希望。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正确地回答了文学与民族，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梁斌的文学艺术道路是一位中国作家苦心追求与探索的成功之路。梁斌反映时代内容与风格的史诗性作品《红旗谱》系列无疑是众所公认的红色经典。梁斌的书画艺术作品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体现着民族的精神和人民的期盼，体现着最刚正的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崇高的境界和一位书画艺术家独特的追求。研究梁斌、宣传梁斌、学习梁斌，对提振民族精神、繁荣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薛进文(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对于像我这样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年人来讲，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从小是读着《红旗谱》长大的。梁斌文学的许多精彩内容伴随着我们整个的成长历程。我记得我从初中到高中，读《红旗谱》时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段落和语句摘录了整整一厚本。我们十分感谢梁斌这位文学艺术大师，为中国、为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的健康成长写出了那样的鸿篇巨著。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文化和民族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红旗谱》是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红色经典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充满思想、艺术和历史张力的小说。这种张力在某一些红色经典小说里被消除了。有的作家为了对历史建构的追求，就放弃了对文学和审美追求的建构，作品中存在不平衡。《红旗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红旗谱》在对历史的、革命的逻辑性进行建构的同时，又注重对审美的逻辑性的建构，它要解决历史、革命的建构如何不与小说的审美叙事产生冲突，如何不构成对小说审美元素的遮蔽，这是对50年代红色经典艺术家在艺术上非常高的要求。梁斌的成功在于能够在宏大的历史逻辑展开的时候注重对历史的细节和历史丰满性的呈现。我们发现小说情节的推进是不急的，节奏把握得非常好。他把历史的、生活的、日常的东西，包括历史丰满性的东西进行呈献，他注重对历史缝隙里的那些人性的、生命的、文化的、自然的元素的挖掘，宏大的历史图景没有遮蔽历史缝隙里的这些元素，彼此没有相互伤害，而是彼此给对方增值。这点我认为梁斌是非常成功的，也是《红旗谱》特别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它做到了在历史和审美间非常巧妙的平衡。由于有着这个平衡，《红旗谱》也有效地克服了上世纪50年代很多红色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的优先性和历史的优先性给小说艺术本身带来的伤害。梁斌为什么能处理好审美和历史间的平衡，我觉得与他从9岁开始对“五四”文学、西方文学建构的学习实践分不开，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他文学审美的血液在他身体里流淌。不管是写红色经典，还是其它作品，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理念和文学性的追求都会在他的作品里存在。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为了强调一下作品的历史价值反而忽略了对审美方面的阐释和认识。这部作品特别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红旗谱》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学话语的价值。它非常好地处理了革命历史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张力的关系。它的文学话语是非常丰富的，不是一种话语能解释的，这些都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丰富性和魅力所在。 耿传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红旗谱》的文学魅力主要在于它超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之上的乌托邦理想。它的独到之处首先表现在它所表现的革命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作家没有断裂式的将革命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解释革命产生的深层动力及推动革命的固有理想，他将传统时代人们对于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义的追求融入到现实的革命历史之中，从而使革命具有了其历史的连续性。作为一位左翼知识分子、1930年就投身“进步文艺界”的左联作家，梁斌与30年代叶紫、柔石等被“大革命”所唤醒的那一代作家更为相近，与40年代解放区成长起来的经过延安整风的作家是有一些代际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他具有一种原发的、渊源有自的侠肝义胆、革命激情和道德自信，而且在他身上还流动着乡土中国的世代反叛者不畏强暴、敢于反抗、追求平等公正的血液。因此可以说，他不是在“为革命而写作”，而是“革命”在通过他进行激情万丈的自我表现，“为”字对于他是多余的，他无暇对其展开种种来自现实政治的功利性考量。这种讲述乡土中国的革命历史的激情和自信，可以说是《红旗谱》最独特的东西，它实际上构成了作家进行创作的原动力。 闫立飞(天津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红旗谱》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典作品，在追溯中国革命起源历史的过程中对20世纪上半叶的华北农村进行了细致描述，表现了不断增加的赋税摊款对乡村社会的巨大影响。赋税摊款不仅成为故事发展的动力，而且作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主要交接点，它在展示国家政权建设中对乡村社会构成的权力渗入和财政压榨的同时，也揭示了后者在反抗中呈现出的交错缠绕的现代性。《红旗谱》成功地把真实的人物事件与华北中部农村的民俗风情融会在一起，较为全面地展现了20世纪前半叶华北农村的面貌。它的人物性格的圆满及其浓郁的民俗风貌与地域色彩，使得《红旗谱》突破虚构的界限而具有了历史人类学的价值。当《红旗谱》的意识形态价值被逐渐淡化时，它的人物性格的圆满及其浓郁的民俗风貌与地域色彩不仅维护了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一份解读华北区域现代历史的宝贵材料，它以文学的敏锐与丰富，发掘和还原了这些事件的历史价值。当梁斌通过文学性的形式旨在建构革命话语的“真实”时，《红旗谱》也同样进入到历史的领域，这是一种文学的历史，如果不谈其诗性的形式，完全可以当作历史作品来阅读。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红旗谱》主要描写表现了反割头税运动与保定二师学潮这两个历史事件。如果说前者可以被看作是乡村叙事的话，那么后者就无疑是革命叙事。通过对小说中所具体描写的乡村日常生活场景以及严志和、朱老忠、运涛、江涛等人物形象的深入分析，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是小说中的乡村叙事，还是革命叙事，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一种人性剖析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如此，梁斌此作在结构方面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众所周知，是否具备一种合理的艺术结构，是衡量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梁斌《红旗谱》艺术结构上的令人称妙之处即在于，虽然小说是由主要表现反“割头税”斗争的乡村叙事与主要表现保定二师学潮的革命叙事两大部分组合而成的，但我们在阅读《红旗谱》的过程中，却并没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两大部分之间的分水岭究竟在什么地方。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梁斌通过对朱老忠、严志和、运涛、江涛这些贯穿于两大部分之间的人物形象的整体描写与刻画，从而将这两大部分水乳交融地编织在了一起。近些年来，出于阅读与研究兴趣的缘故，笔者曾经阅读了当下不少的长篇小说，其中当然也有很多如同《红旗谱》一样同时表现着若干重要的现实或历史事件。然而，从我的阅读感觉来看，这些现实或历史事件之间却总是呈现为一种泾渭分明的隔离状态，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辨析出其中的界限来。这样一种对比非常鲜明的情形，就充分地说明最起码在小说的结构布局能力上，我们当下的这些作家还没有能够抵达梁斌这样的文学前辈们曾经达到过的那样一种高妙艺术境界。这样看来，要想在真正的小说艺术层面上实现对于如同梁斌这样的文学前辈的超越，恐怕也并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王之望(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梁斌的《红旗谱》三部曲与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品《大地》是同类题材创作中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部长篇小说，它们都极为关注旧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出路何在？换言之，中国农民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取得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面对同一个命题，《大地》与《红旗谱》给出了全然不同的答案。在《红旗谱》里，这个答案是极其明确、毫不动摇和一以贯之的，即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团结起来，反对并彻底推翻长年压在头上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才能获得解放和自救。小说以“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着墨，立意非凡，呼应全篇。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并非斗争本身有问题，也不完全在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主要在于朱老忠的父辈们尚处于自发斗争阶段，所以失败和牺牲是难免的。朱老忠们在党的启发教育下，逐步明白了为什么“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必胜的信念，展开了反“割头税”、二师学潮、高蠡暴动等一系列轰轰烈烈、艰苦卓绝的斗争，走上了争取翻身求解放的道路。《红旗谱》所展示的艺术逻辑，广泛而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民在党领导下不屈斗争的风雨历程，高度显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完全无愧于一代史诗的美誉。 张春生(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梁斌对小说的修改，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红色经典的推敲功夫，是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首先体现了一种推敲精神，这种精神既来自优秀传统文化，“语不惊人死不休”，又和梁斌所代表的革命文学家的文化品格息息相通。创作是他们的事业，也是追求。他们的写作，从来不是个人“玩玩的”。文学对他们而言是火热人生的延续，“如果写不好这部书，无面见家乡父老”，“决心塑造一系列的农民英雄的画廊”，“相信能够在文学领域”“战斗不懈”“建功立业”。所以，修改作为创作的一部分，梁斌是以高度的革命态度对待的，一方面反复修改，以对作品和读者负责，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的作用和深远影响负责。其次表明了“红色经典”的一种境界，一个标尺。红色经典并非只是在反映的内容与思想上是革命的，是对党领导下战斗人生的讴歌，是对现代英雄的塑造，还包括了在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美学的发展与探索。历史上有对人民英雄如此高度发掘和赞美的吗？有对群众尤其是对觉醒了的农民如此深刻描绘与抒写的吗？没有。只有在“红色经典”里才能找到答案，读到革命精神，读到新时代的崇高。而这些，不但和梁斌的创作，也和他的不懈修改密切相关。同时经典也是这种不断的修改提高，不断的精益求精的必然结果。据介绍，梁斌的文学修改本身就是一种创作的里程碑，数量之大，质量之高，都可以在文坛垂范，成为文化艺术走向精粹，走向当代经典的最好借鉴。今天的社会发展和缤纷绚烂，已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作品在丰富性和多样化上都有建树。可是在不断修改成为文学经典上，与梁斌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学习梁斌的创作与修改，进一步攀登文学高峰是十分重要的。 黄建生(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红旗谱》作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但影响激励了几代人，而且为其它艺术形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方面的学习借鉴， 被改编为了同名的话剧、京剧、河北梆子、动漫插图本以及电影、电视剧。特别是从文学作品的《红旗谱》，到影视艺术形态的《红旗谱》，我们可以看到经典文学作品在素材来源、叙事方式、艺术品格等方面对影视艺术的影响和滋养。同名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取材于原著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从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上充分继承吸收了原著的核心精神。小说《红旗谱》的宏大叙事和史诗品格也直接影响了由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用宏阔的时空结构，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另外影视创作者都同原著作家一样注重民族特色。学习了原著用故事和人物命运贯穿全剧，通过语言描写和行动描写塑造人物性格的手法。《红旗谱》从小说到影视作品，显示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是一个开采不尽的富矿，可以为影视艺术提供多方面的滋养。以《红旗谱》为代表，17年的红色经典作品几乎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它们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从原著中大量吸收和借鉴，用宏大的斗争场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弘扬和传承原著中所倡导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成就了中国影视的一种宏大叙事和史诗品格，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影视艺术的表现空间。当今的影视艺术要保持生命力，必须增强“文学性支撑”，在情感表达的深刻性、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人物性格的完整性等方面向文学经典汲取滋养。 袁宝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梁斌不仅是著名文学家，也是具有很高造诣的书画家。梁斌的书画艺术取得了和他的文学一样的成就，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丰富了当时中国画坛，同时，也必将对现在及未来绘画艺术产生影响。早在2006年5月20日于北京炎黄艺术馆召开的梁斌书画艺术研讨会上，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将梁斌的书画艺术定位在“新文人画”或“革命文人画”上。这个共识是很重要的。如陈师曾那篇《文人画之价值》的题目所揭示的，“文人画”是对绘画艺术品位的价值判断。大画家黄胄说梁斌的画“是文人画，一种革命的文人画”“充满着激情”“散发着新时代的书卷气”，这是对梁斌书画艺术品位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什么是“文人画”？陈师曾说得好：“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这是他的正面回答；他同时从反面补充说：“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耶！何重乎艺术耶！”最后，他还在文章结尾处明确界定了文人画的要素是“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充分强调了“艺术之为物”在于“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的主旨和要义。现在不少画家都在讲“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文徵明语)，也经常听到有人提倡“要做学者型画家”。而这样的话若不流为点缀，则梁斌毕其一生的革命艺术生涯实在能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 李福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梁斌的山水画或曰革命风景画，笔简意长，雄浑壮阔，不是面面俱到地精雕细刻，而是象征性地意到笔不到，传情达意而已。但因为画面展现的是最本质最富特征的东西，令人过目难忘。 梁斌的绘画艺术既借鉴传统的绘画语言，又有个人创造，这种创造不是为创造而创造，而是强烈的个人情感的抒发。以山水画为例，他并非采用“旅游式”的方式描绘天下名山，恰恰相反，他反复描绘的是太行山，太行山是他战斗过的地方，又是无数战友牺牲的地方。太行山是革命的丰碑，是他心中的“神山”。特殊的感情，面对特殊的题材促使他采取特殊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如《狼牙山》，在作者心目中，狼牙山地势险绝成为革命的屏障，狼牙山赋予人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在作者心目中，狼牙山已不仅仅是山，而是一种不畏强暴的象征。画中山峦主峰被处理成方柱体冲天而起，峰头犹如猛虎昂首远望，而围拢的群山峰头又被简化成为枪头刺天形式，狼牙山形式之险绝被画家作了符号化的处理。我们不必说这种形式最好，但它无疑在梁斌的山水画中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如果说梁斌的山水画有时还流露出“刻意”的成分，而他的花卉画，则完全是自然流露了。题材广泛，自然界中的花花草草都是他表现的对象，在花卉的表现上，手法自由，不拘一格，笔情墨趣，跃然纸上。取景之巧妙，用笔之灵活，施色之简净，不能不令人赞叹。 刘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教授) 中国艺术的妙境，就在那形式之外妙香远溢的世界中，形成走向人生的生命，民族之未来，国家之富强的音符。那便是梁老的文学、书法、美术对生命的呼唤。梁老用对党对人民的赤诚，用自己对生命的赤诚，讴歌了天地之间的大爱无疆。大胆构图，小心落墨，随类用色，老到用笔，精心题跋，细致落款，均为文(文学作品)即是书(书法)，书即是画，画即是文。文、书、画三位一体，同出一源，这个源就是对党的信念，对人民的赤诚，对生活的热爱。他的文学、书法和绘画作品所呈现出的质感，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那是一种内敛、中庸、平和的心态，始终置身于三大艺术的海洋之中，他心静如水宁静致远，在舞笔弄墨的更多时候，特别是在当今浮躁的生活中，能够寻找一份精神慰藉，他胸怀博大厚德载物，每个人都应该是文化艺术生活的守望者。 尹沧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与绘画在表现人与自然的过程中有相通之处。作为文学家的梁斌涉足绘画，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梁斌先生的绘画作品朴实无华、活泼率真，这是老子所谓“损之又损”而复归于“朴”，复归于“本真”之境界。梁斌的革命人文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红旗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中，也同样彰显在他的中国画作品里。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不仅仅是指大自然中的自然。自西汉董仲舒以自然之道释儒家之“仁”“礼”之后，于民族文化意识中，更是将以社稷为本位视为大自然之理，从而形成民族审美特性的主要标志。这一点在梁斌系列墨荷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例如，他在表现荷与自然的关系中，不仅有“朝露”“雨露”“艳阳天气”自然环境中的荷花，也有“战争”“改革开放”等社会政治环境中的荷花。正如他自己所说，“昔日曾游泮水边，少年泮上走玉莲；白发做完南柯梦，改革开放又一程。”所以于各种环境中，他以荷喻己，其中不仅表现出生命与自然的和谐性，也寓意着“小我”与“大我”共生的融合性。正是这种审美意识，使《千年难忘白洋淀》《西风叶》等作品，激荡着当年为民、为国与敌征战的豪情。难怪梁斌画荷，却题为“千年难忘白洋淀”，画“西风叶”却情不自禁的提笔写下“谁想当年征战事，安知老翁栽藕秧”，在《南柯梦改革开放》《接天莲叶无穷碧》中，却能感受到他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的情志。 何延喆(天津美术学院教授) 不朽的美术作品要有三个构成要件。一个要件是，艺术家所反映的现象本身就存在价值。第二个要件就是艺术家主题情感层面上靠什么对人产生一种震撼。第三个就是艺术家自己，像梁斌先生这样，实现了自己价值观的方式和愿望。这里有很多特殊的现象，就是艺术家的经历和作为是重复的。那么梁斌先生有什么特殊性。我认为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梁氏家族”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在这一地区，为什么在时空交汇点上，会出现梁氏这样一个家族？我和梁斌有过接触，但不太多，与黄胄先生的接触比较多。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出现这样一个人，而不是出现在其它时代。从梁斌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成功的必然性。从梁斌的作品和人生中，我们感受到他在艺术上在文学上成功的必然性，并引发我们对这种艺术现象、对艺术家作品和艺术家个人的一种深层思考。我们有责任思考梁斌的创造力，他的内在动力，他在文学上的自主、自觉，自信，感情深刻而内敛，对现实的挑战，对文化的适应性以及对异化的自觉抗拒，包括对精神层面的多层次的思考。我们研究梁斌的绘画作品，他在技巧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技法，它是一种文人画，但是从他的作品我们除了看到传统文人画的精髓之外，他的精神含量已经不在传统的技巧上，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 李润霞(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梁斌的《红旗谱》书写了文学史上经典的农民复仇主题。现代文学的农民复仇主题自鲁迅小说《阿Q正传》肇始，农民的民间根性和革命复仇诉求被强势的启蒙话语赋予了“国民劣根性”，并应合了“五四”文学的思想批判话语；上世纪30年代，曹禺话剧《原野》在阶级话语和善恶有报之外，因伦理亲情和罪与罚的忏悔而被涂抹了一层生命不可承受之爱恨情仇的悲凉底色；新时期后，陈忠实《白鹿原》以家族血缘和革命正途的冲撞为农民复仇书写表现了人性在个人与时代夹缝中的真实摇摆；新世纪后，阎连科《坚硬如水》中农民复仇的主题镶嵌在荒诞夸张的革命狂想和疯狂的原始情爱中，在承担“文革”历史批判的叙述功能时也强化了对人性恶的批判。《红旗谱》无论时代背景、文化立场和话语表达都带上了某种深厚的“历史烙印”：其农民复仇主题既有伦理亲情的报仇雪恨书写，亦有革命催生的阶级话语介入，既代表了启蒙话语在建国后的集体失落或隐匿，更昭示了民间话语对政治话语和阶级话语的某种突围与合流共生的景观。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8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