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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等报刊的震灾题材诗文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作家都给予了特别关注，作家们或捐款捐物，或到现场采访，或发表诗文作品表达关爱之情和歌颂英雄事迹。地震后援笔疾书的也包括了许多台湾的作家和诗人。如台湾作家杨明撰写了《写在地震发生后》一文，刊于2008年5月16日的台湾《联合报》上，文章最后写道：“对四川人而言，虽然追求安逸的生活，他们可不会因此害怕灾难……巨大的伤害已无可避免的发生了，四川人的勇敢坚毅将再度拿回安逸的生活。九年前，我在经历‘9.21’地震的台湾人身上看见让人骄傲的善良与勇气，如今在四川人身上同样显现。”2008年5月17日《联合报》刊出小说家衣若芬的散文《打电话到成都》，2008年5月18日又刊出创世纪诗社严忠政的《举手发问的七十二小时后》，拟仿一位地震发生时在课堂上遭遇不幸的学生的口吻，充满了悲悯之情。此外，还有2008年5月26日“联副”上的木焱的诗作《震川魂》等。同样发表于《联合报》，同时也为网友广为流传的还有著名小说家张大春的七古诗《川震咒》，其中描写地震的突发和为害：“离乱忽从家宅萌，破卵黉宫弹指倾。啼呼犹未出绛帐，千里震电传心惊”：写父母关爱下一代：“爷娘脊颅抗千钧，岂令儿孥残息断”；也写四方人士的慷慨相助：“百川沸泣疑神悔，教向生灵学有情。十方闹热解囊遍，重睹慈悲筑崇城”；最后更表白了愿意自我牺牲以换取更年轻一辈生命延续的悲天悯人的精神：“尔若有知降惩艾，放吟之人任仔肩。碎我万千劫中眼耳鼻舌身名意，换取一个孩儿泥下三尺半握拳”。 刊于2008年6月13日《联合报》上台湾农运诗人詹澈的《我去过你家——给四川地震后资阳及山区农民协会的朋友》，堪称最为感人的作品之一。曾率领12万台湾农民向民进党执政当局游行抗议的诗人，怀抱着用亲身经历帮助祖国内地农民脱贫解困的良好愿望，几年前就来到四川农村，当诗人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反复问询：“我农民的兄弟姊妹啊你们都还在吗？”“大水牛小黄狗黑猫白猫都还在吗？”“以佛菩萨和经书为名的村庄还安好吗？”诗人在诗的结尾写道：“我记得的你们的手温与力道／会把塌陷的田埂再填实……很快的我会再去看你和你们的家园”。有网友表示：“这是震灾后最让我感动的文字”。 除了报纸外，一些杂志刊物也纷纷推出相关专辑。2008年7月出版的《幼狮文艺》第655期推出汶川地震专辑，刊登了大陆作家谭小乔的《孩子快跑——写于梁平实地采访》、诗人千岛的《野草莓——首先为地震灾区的同胞祈福》；并报道幼狮公司与四川天地出版社合作，仅用三天时间推出《震后儿童心理救助手册》简体字版，将台湾的爱与支持，免费送进灾区，让这些提供心灵抚慰和心理健康重建的图书，陪伴这些孩子走过地震伤痛。 悲悯、抗灾和民族精神：震灾诗歌的三大主题 2008年6月出版的《海鸥诗刊》第38期辟有“海鸥诗廊：四川震灾专辑”，刊登了马骢、朱朗、麦穗、洪海、秦岳等诗人作品。最大规模的震灾专辑则非《葡萄园诗刊》莫属，其2008年秋季号共刊出了35位作者的数十首诗作，其中台湾诗人和大陆诗人几近平分秋色。从这两个诗刊的震灾专辑中，可以总结两岸作品各有侧重的若干主题。 首先是描写灾害发生的严重情形，作者充满了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产生的悲悯情怀。这类描写较多出现于台湾诗人笔下。如葡萄园诗社社长金筑的《断层上的悲情》写道：地震使“无辜的生命因此进入漫漫长夜……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人间炼狱”。诗人最后归结为以“爱”来弥平创伤，创造未来。乾坤诗社老诗人傅予的诗作《刍狗》表达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另一位台湾诗人许运超的《我心同悲》也具有相同的旨趣，这些诗作都不是单纯的展示灾情，渲染苦难，而是表露了面对天地无常的恻隐不忍之情。 灾难到来时，中国人民同心协力与其展开勇敢的搏斗。这成为震灾题材诗作的第二大主题。台北诗人雪飞形象地称这场搏斗为《生与死的拔河》：“这场生死的拔河／没有公正的上帝来裁判／只有死神一步步威逼”，经过这场生死的拔河，人性的光辉已充分发挥。除了人的求生本能和希望外，“爱”的力量在抗灾中彰显其更为巨大的作用。马骢《声音救了我——记四川地震一对情侣的故事》，拟为废墟下一位女子的口吻：“……黑潮就要淹没头顶时／我听到了一种声音／／仿佛是我爱人的声音……”。麦穗《妈妈为你点盏灯》写一位母亲，用鲜血斑斑的双手挖掘废墟，要救出孩子；虽然时间飞逝，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但她仍不放弃，母亲对孩子无法割舍的爱，感人心怀。 两岸同属一家，大陆同胞的苦难，台湾同胞也感同身受。在地震灾难中，台湾同胞并未缺席，这成为大陆和台湾作者的共识。子青《川灾真情(外二首)》中的《祝福》写道：“千里之外／睡醒的地牛狠狠地翻了一下身／竟让南投与四川的伤心故事／如此地相同……”《绝不放手》则写道：“……四川，你要撑着／海峡把我们分隔六十年／却无法阻断汩汩的感情……”前一首诗，点明了台湾作为地震多发区，也曾有过强烈地震，这使台湾同胞产生了特别的同情之心，而南投与四川相同的伤心故事引起了惺惺相惜之意，不仅因都是特大的震灾，还因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人的家乡，长江和海峡的水是相通的。后一首诗更指出，六十年的分隔，并无法阻断两岸骨肉同胞之情，“四川，你要撑着”，乃台湾同胞发自肺腑的呼声。 震灾题材诗歌的第三大主题，乃彰扬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并将之升华为中华民族整体的不屈精神和意志。大陆作者万嵩《一曲圣歌——献给裘樟荣、赵德琴夫妇》写一双在地震中遇难的双胞胎父母以巨大勇气，将孩子的骨灰捐出，由艺术家雕刻成一朵纪念汶川灾难的“生命之花”，使死去的孩子以另一种方式永生。教师谭千秋更为诗人们争相咏颂，孙贵重的《致一位英雄教师》、浦君之的《一个姿势》、朱爱东的《写下你的名字——祭奠谭千秋》等作品，都以不同的形式赞颂英雄。诗人们同样看到了“多难兴邦”：地震某种意义上可成为提升民族承受苦难的能力，促进民族在灾难中奋起、振兴的契机。回族老诗人木斧的《预言》、诗人兼诗论家古继堂的《抗震英雄谱》、赵龙宝的《孩子呀，别哭》、刘功业的《那一只伸出的手》、洪海的《生命之歌》、王旭东的《信念不倒》、台湾诗人朱朗的《痛志512川北震灾》等诗作也表达了将灾难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立志从痛苦挫折中振起的精神，将抗震救灾提升至高扬全民族不屈和奋斗精神层次。 殊途而同归：海峡两岸震灾诗歌比较 从上述震灾题材诗作中可以看出，台湾诗人较多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惮于描写灾害惨重情形，并表达出悲悯情怀：他们重视自我的力量，立足于用“爱”来疗伤，希望用人自身的尊严和力量来抵抗灾害。而大陆诗人除了书写生命的尊严和力量之外，也注重于对集体的力量书写，如描写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紧急动员，同心协力或描写抗灾中涌现的英雄事迹，并将之升华为在磨难中追求民族振兴的精神。两岸诗人写同一件事情，却有不同的表现风格。或者说，同一件事情感动了生活于不同环境下的人们，用各自的风格，写出了共同的心声，可说是殊途而同归。 台湾诗人向明的诗题为《诗无能——给受难的四川乡亲》，是真情实感、真实生活细节的再现：“面对四川那么大的灾难／你们诗人，写一首诗吧！／我说：‘我现正患诗无能。’／远不如把白净稿纸，递给／那位丧子失孙的老奶奶擦眼泪／还不如把我执笔的手／拿起铁锹救出水泥块下的无辜学生……”确实，在如此巨大的灾害面前，诗显得多么的无用！这种“诗无能”的感觉，是多么的真确！对此不少大陆诗人颇有同感。如浦君之《一个姿势》中有“灾难到来之时／任何的语言都是苍白”之语；吕进的诗中也有“我的无力的诗句”之说。然而与台湾诗人认为“诗无能”而转化为实际行动不同，大陆诗人努力以诗句来表彰英雄事迹，弘扬民族精神。 大陆诗人朱兆瑞刊于《葡萄园诗刊》的《写在汶川大地震中(三首)》中《国有忠良》一首，寥寥几句，却掷地有声。俞慧军《总理·人民》书写国家领导人对受灾民众的深厚关爱及共同的抗灾决心；康静城《这一跳》、布依族诗人毛鹰的《抢救同胞生命》，都同样以救灾的解放军为描写对象。一方有难，八方驰援，普通民众也视同胞的灾难为自己的灾难，全国人民成为灾区人民的坚强后盾。诗人许军《孩子，别哭！》很恰切地说明了全国人民对灾区民众的不忍和牵挂；天惠刚的词作《清平乐·汶川大地震》也写出了举国同悲并伸出援手的情景；浪波的《我们——汶川大地震抗灾感赋》，更强调共同的民族血缘和同甘共苦、并肩奋斗的精神。 据报道，一位母亲牺牲生命保护三个月大的女儿，留下的手机屏幕上写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件感人之事为两岸诗人争相书写。大陆诗人屠岸《最美的诗》语言平白而意味深长：“……这位母亲写下了／世界上最美的诗／／我愧为诗人，／只做了抄录者。”吴钧陶在《手机上的遗言》中塑造了不向死神低头求乞而是勇敢对抗且取得了部分胜利的母亲形象，并将一位平凡母亲的母爱，提升至整个人类向前行进力量的高度。相较于吴钧陶诗作的阳刚风格，台湾诗人曾美玲《最后的简讯》就显得颇为温婉。这首拟为妈妈口吻的诗，采用有如催眠曲的语调，将母亲对孩子的无比深切的爱意表达出来。诗中有原本很平常而现在却已不可得的、亲自抚养天真活泼孩子长大的幸福梦想，使诗歌读来更感人心扉。 两岸诗人同写震灾题材，台湾诗人的诗多婉转柔情，落脚于现实，大陆诗人的诗多情感充沛，着笔于理想，经常采用气势磅礴的排比句式，具阳刚格调。也有的大陆诗作写得较为委婉，直逼人性的本真，如诗人北塔的《亡灵》。广东诗人谭夏阳《淤积在我们身体里的堰塞湖》则选取了灾后心理重建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白墨的近百行长诗《含泪持烛为他们送行》也多用一般大陆诗人较为习惯的排比句式，但其内容仍显出人性化、生活化的特质，更能引发读者的恻隐之情怀。 尽管两岸震灾题材诗作有不同的风格和展开诗思的路径，却有殊途同归之妙。它们都展现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在面对重大灾害时相互关爱的悲悯情怀，携手团结、互助友爱、共同抵御灾害的积极态度，甚至化悲痛为力量、将灾害当作振兴契机的意志和决心。这是震灾题材诗作激励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之所在。两岸相同题材和主题的诗作会出现不同的表现风格，与作者们处身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而两岸的文学发展历程、审美习惯和心理、观照焦点和表现重心、整体美学风格等有一定差异所致。然而不管有多大区别，它们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却是一致的。这一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具有个性特色的台湾文化是对中华文化整体的一种丰富。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