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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曾用三个词描述《扬子江》的追求：多元，实力，气质。时隔五年再主持《扬子江》，我愿意用这三个词来描述它：去蔽，多元，气质。”近日，诗歌杂志《扬子江诗刊》新上任的执行主编子川邀请评论家张清华、诗人李少君、诗歌民刊《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等，就诗歌与时代、诗歌刊物的性格、官刊与民刊等话题进行笔谈。 如何定义一本好的诗歌刊物？如今的诗歌已不可能重现当年一呼百应的盛况。如何看待诗歌刊物和时代的关系？ 马铃薯兄弟：社会文化消费的人群已经形成有序分流，现代诗歌自然是属于小众文化。小众文化的自我意识很重要，如果我们硬要与时代相拗，去追求某种一呼百应、人人诵读的诗歌，要么是一种乌托邦，要么就是犯迷糊。诗歌和时代的关系不必强调，关键是“时代”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姿态进入你的写作。 李少君：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刊物的定位问题。办一份诗歌刊物就如同坚持一种理想，办刊者需要考虑清楚，这份刊物的“理想”是什么，然后再围绕这个理想进行具体的实践。 汪政：好的诗歌刊物永远是一种理想。它应该保持足够的敏锐，体察到当下诗歌最细微的变化，并且及时地使之得到反映；它应该走在诗歌美学的前沿，它不是旗帜，但可以是风向标；它应该是包容的，虽然它有主导性的风格与立场，但总是诚心待客，让天下诗人宾至如归。 黄礼孩：一本好的刊物需要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一本刊物的走向、气息是跟主编的思想、审美、意识和能力有关。当下不可能再出现八十年代文学刊物大繁荣的景象，因为时代背景不同，刊物自身的命运也是千差万别的。现在，再厉害的人也难改变诗刊被边缘化的倾向，因为这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而不是精英文化的年代。 诗刊发行的下滑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时代，也可以让自己刊物的精神状态回到前世，也可以飞往来世。我知道，我们都逃脱不了这个时代，但我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合乎心灵的选择。 子川：诗歌刊物是关乎诗歌生态的介质之一。好的诗歌刊物应当是有利于良好诗歌生态环境的净化了的介质。诗歌的被边缘化，对诗歌文体写作而言并非坏事，而当年的诗歌刊物一呼百应的盛况倒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好在这一现象如今已是远去的帆影。 有人说，现在是一个“面目模糊”的时代，失去个性，千刊一面。如此情况下，一个杂志彰显的独特风格，就尤为重要。您希望《扬子江诗刊》能体现怎样的个性？ 张清华：之所以“面目模糊”了，是因为网络新媒介对于诗歌资源的覆盖，诗歌原本是“少数人”的事业，且有着“精神的波西米亚性质”，是异类、“密谋”（本雅明的说法）、炼金术士的创造，但如今这些主体几乎统统不存在了，诗歌也就成为了“大众手艺活”，只要在语言和文学素养上有点积累，很快就能成为一个有“点击率”和“粉丝”的写作者。基于此，我希望改版后的《扬子江诗刊》以追求“陌生化”为己任，让自己在众多近似的面孔中得以区别开来。 李少君：一份优秀的刊物应该可以引领潮流，而不是被潮流所引导。越纯粹的事物越有生命力。对一份诗歌杂志而言，做纯粹，持之以恒，就可以吸引足够多的追随者，就可以引导潮流。 马铃薯兄弟：先锋性+人间气息。刊物，具体说是刊物的主导倾向、主导作品，应该贴近当下人们内心发生的变化，疼痛，孤独，人道渴求。应该是将生活导向美，完善，丰富，合理，人性健全。但先锋性是不可缺少的。缺少了先锋性，就缺少了生机。 汪政：希望《扬子江》像河流一样既有历史感，又有未来感。她应该是南方的。南方是一种美学指代，新鲜、活泼、唯美、生态、郁郁葱葱。 子川：“面目模糊”是一种近距离的角度。唐朝多少写诗的人，最后留下的是多少万分之一呢？用时间最终测量，无限多的“一”仍是一。意识到这一点，对写诗、编诗、论诗都有意义。十年前，我曾用三个词描述《扬子江》当时的追求：多元，实力，气质。时隔五年，当我再来主持《扬子江》，我愿意用这样三个词来描述它：去蔽，多元，气质。 《扬子江诗刊》在改版后推出了“深水区”栏目，要做一项诗歌的“去蔽”工作，打捞那些被遮蔽被忽视被遗忘的优秀文本。您认为这样的考虑与努力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汪政：这个栏目非常好。经典既相对稳定又永远在变化，不断地发现又不断地淘汰。一本文学刊物应责无旁贷、积极地参与到经典化的建设中去。只不过一本创作刊物的经典化工作应该有自己的方式，应该是生动的、活泼的、有现场感的，具有互动性的，应该将批评家、诗人、读者组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与文学史的同一性质的工作区别开来。 黄礼孩：我认为这个栏目很有吸引力。遮蔽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发现、挖掘、呈现是一个刊物的一个追求方向。 李少君：从《扬子江诗刊》改版可以看出它所坚持的“理想”的大致方向。它关注实力派诗人，关注被遮蔽的优秀作品，而不是关注一些浮华的表面现象，它在承担一个诗歌刊物的公共责任和社会责任。 何言宏：我以为“去蔽”应该有标准，哪怕是个比较宽泛的标准。希望这项工作能够有诗歌史重写的考虑与关怀。 马铃薯兄弟：让被遮蔽的彰显。除了从文学史中扒罗，还可以从众多的自印刊物、诗歌网站、博客上搜寻。使刊物成为经典作品的集中地、命名地。 子川：以“去蔽”为主旨，推介成名诗人处于遮蔽状态的重要作品、力推沉潜安静写作的诗人及其优秀诗歌文本，以及未成名诗人有分量却没得到应有关注的新锐之作。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关注沉潜安静写作，在一个浮泛喧哗的时代，众人都被“抢眼球”（主动与被劫）折腾得不知所以、不知所云，而文学与诗歌应当走出这个怪圈！对编辑者而言，这也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这意味着必须透过浮泛的喧哗，绕过击打水花的鱼群，潜入深水，去搜寻、打捞我们的目标。 办好一本杂志，除了内在的调整，是否还需要借助其他的方式，从外部扩大平台、打造品牌？ 马铃薯兄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做好一刊的同时，做好一节，一奖。可以和华文圈及非华文圈的诗歌媒体与机构建立多种形式的联系。在组稿、发行上，可以在海内外设立一些分支机构。 汪政：理论行为是提高刊物影响力、参与当代诗歌进程的重要途径。对创作刊物来说，大都存在重创作轻理论的现象。好的刊物不仅要在创作上不断推出面向未来的成长性的作品，还应该以自己理论的前瞻性成为业界的风向标。 张清华：对每个栏目，可以选择合适的资深编辑或评论家对该栏目的作品进行综合评点，在栏目最后写出感想和理由，这样可以使刊物产生互动感，以吸引读者。而且不一味说好话，客观地发表意见。另外，建议设置一个“实验”栏目，专门发表比较另类和有陌生感的作品，以推动诗歌的创新。至于诗歌活动，也是重要的，但我认为主要应该是思想性和务虚性的，推动思想资源的扩展，而不是其它赶热闹的活动。 在新诗发展历程中，诗歌民刊的存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与之进行更好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黄礼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审察标准，把一些不同的声音排除出去，为了让这个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民间诗人通过民刊去竭力呐喊。民刊办得跟主流诗刊一样就没意思了，我还是觉得有差异性才有多元性。 张清华：民刊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随着最近十年来网络新媒介的兴起，“民刊”特有的民间性、实验性、叛逆性和陌生性的魅力已经逐渐耗尽。眼下我以为民刊的意义就在于坚持，而“同仁性”是第一位的。 汪政：不要以官民划线。在这上面要奉行好作品主义，要以平等的态度与民刊建立良好的对话关系，借助民刊的力量观察复杂的诗歌生态，了解诗人的状态，发现处在边缘与萌芽状态的原生态的诗歌创作。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未来的诗歌格局、刊物格局、诗歌传播格局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推动。与民刊的联系应该是经常性的，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将交流栏目化，还可以联办活动。 近年来批评界对诗歌的关注越来越多，甚至有评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所取得的整体成就要高于小说。对此您怎么看？诗歌刊物中，诗人与评论家应该如何进行对话与互动？ 子川：拿诗歌与小说相校，不是合乎逻辑的话题，彼此也不是恰当的比照坐标。文学的真正比照坐标应当是时间，浮在未来洋面的岛屿，只能是一些活着的文本。因此，写好、评好、编选好诗文本，才是诗歌写作者和诗歌工作者最该做的事。诗人与诗评家的对话与互动，也主要体现在诗歌文体写作的范畴。具体到一本诗歌刊物，它可以有跨文体的关注甚至跨文体写作的尝试，却不必也无法去进行跨文体的比较与评价。 张清华：简单地比较诗歌和小说之间“究竟谁成绩更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两者担负的职责是有区别的。评论家必须是诗歌的内行，他与诗人之间是对话的关系。评论家有一个素质是必须的：他既能够针对个别的文本，同时又有一个大致的“全局”或“整体性想象”，否则批评的有效性是无法建立的。 汪政：自新诗运动以来，许多困扰人们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而现实的诗歌状况又是战国纷争，有追求的刊物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应该胸怀天下，应该意识到自己对新诗建设的责任，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应该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开展理论活动，针对当下诗歌的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何言宏：诗歌刊物应该成为公共空间与平台，批评家积极参与，自由表达。 原载：《文学报》2011年07月21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7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