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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尽快地为新红学派恢复名誉 以胡适、顾领刚、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是一个运用传统的考据学、从本学、古籍辨伪的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红楼梦》 研究的新流派。这一派的代表作《 红楼梦考证》 和《 红楼梦辨》 的主要贡献，是明确了流行的程本《 红楼梦》 前八十回为曹雪芹自叙其生平家世之作。此即所谓的“作者底自传说”，是廓清笼罩红坛多年的索隐派的迷雾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是我国科学的红学大厦所赖以建立的牢实基础。 但1954 年开展的批判《 红楼梦研究》 的运动，却无端使胡、俞等蒙不白之冤。在这以后，他们对《 红楼梦》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论意见，都成为了红学界的批判的靶子不说，他们“持之有故”的“自传说”更蒙上了难以洗涤的污垢。同时他们由清代朴学家那里继承下来的考据学方法，本来是古代文学研究家必须运用的传统的治学方法，却被当时的两位带头批俞的同志斥之为“新的反动的实验主义哲学指导下钻牛角尖的方法”；他们还把胡适、俞平伯提出的本来是“平淡无奇”但却是符合实际的“自叙传”说，按照自己的理解，改称为“自然主义写生说”，并予以与原意大相径庭的诠释；即所谓：“造成《红楼梦研究》 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所持的自然主义写生说。… … 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说法：… … 《 红楼梦》 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 亦即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实际上胡适20 年代初用的“自然主义”这一新概念，其内涵与50 年代李希凡、蓝翎同志所用的“现实主义”一词并无二致；而且所谓“化身”, 所谓“影子”云云，也就等于注明了它不是刻版的传记、年谱，而是承认了作品含有很大的虚构的成分。可是批评者却作出了这样的令人感到十分意外的判断：“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用考证来证明《 红楼梦》 是一部纪录事实的作品。”又说；“俞平伯所理解的《 红楼梦》 的艺术方法，也就是纪录事实的自然主义方法。” 批评者还写道：“俞平伯以其考证学的观点，… … 把《 红楼梦》 这部现实主义杰作，还原为事实的真的纪录，认为这部作品，只是作者被动的毫无选择地写出自己所经历的某些事实。这样引伸下去，《 红楼梦》 就成为曹雪芹的自传。”（《文史哲》 ：1954年9月号）我们不禁要问：胡、俞何时何地曾经宣扬过《红楼梦》 只是曹雪芹“被动地毫无选择地写出自己所经历的某些事实之作”呢？这分明是李、蓝二人凭自己的臆断强加给胡、俞的不实之辞。 按胡适只是在发掘、搜辑到一系列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可信资料，并结合对《红楼梦》 文本的认真研究之后，才得出了如下结论的： 《 红楼梦》 的著者是曹雪芹。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美文学与学遗传的环境。曹家后来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红楼梦》 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红楼梦考证》 ，收入《 胡适文存》 卷三） 这说明胡适在在力求较全面地掌握确凿的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红楼梦》（按实是指的程本之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即所谓“自传说”的。如果没有这一“自叙传说”为基础，怎样进行《 红楼梦》 研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怎能抹杀胡适等前驱者之功，甚至还仅凭自己的误解，反以胡，俞等之大功为“大过”并长期地开展批判呢？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李、蓝当时不仅指责胡、俞“把《红楼梦》 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还不分皂白地把勇于争鸣、终于把占主导地位的索隐派打得溃不成军的新红学派，称之为“新索隐派”, 并断言：“歪曲”《红楼梦》 ，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而俞平伯的《 红楼梦研究》 “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光明日报》 1954 年10月10日）他们在此文发表后接着又在《 人民日报》 10 月24 日发表《 走什么样的路》一文，把纯属于红学见解之争，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竟认为“新红学”是有“政治目的”的，是要“引导人们脱离现实，避开社会的阶级斗争”云云。我认为胡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局限性和他个人历史的复杂性，是可以议论的；更不同意在政治上“拔高”他；但在文化史、文学史上，他的贡献、影响却是很大的。他运用的考证方法是科学的，符合实是求事的原则，因之不能因人废言；更不能因为要贬低、抹煞“新红学派”的历史贡献而强给他们贴上“新索隐派”的标签。 遗憾的是，直到四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时的“小人物”，已变成了“老人物”、“大人物”之时，李希凡同志还在对访问者的谈话中强调：“正因为毛泽东对《红楼梦》 的认识评价如此之高一可以当作历史读，他才那样不能容忍“新红学派”把《 红楼梦》 说成是曹雪芹的‘自传’… … ”云云（《 红楼梦学刊》l992 年第四辑）。明明是李、蓝同志首先向“自传说”发难的，怎能说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自传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对历史有广泛研究的革命政治家。他从政治家的立足点研究《红楼梦》．主张一些革命领导干部也要把它当历史读，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照李希凡同志的解释，似乎毛泽东同志要广大读者都把它当历史读，甚至还引伸出对一切小说都要当历史来读的结论，这就未免过于夸大其词了！ 再说：承认《 红楼梦》 是对曹家由盛而衰的历史的艺术概括，这样的主张，不正是要读者首先要弄清小说所反映的18 世纪中国社会的背景么？笔者在《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一文中已指出：毛泽东同，志… … 后来可能意识到自己当时贸然支持两个“小人物”有些片面性，因此就在1964 年发表谈话：“研究《 红楼梦》 的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又说：“蔡元培对《 红楼梦》 的观点是不时的，胡适比较对一点。”这岂不是公开为胡、俞，也是为整个“新红学派”平了反？照这段话的意思，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学界的代表，乃是蔡元培而并非俞平伯，不是很清楚的么？（《湖北大学学报》 1994 年第2 期） 窃以为在红学索隐派企图卷土重来的今天，应该尽快地根据上引的毛泽东同志1994 年发表的这两次淡话的要点的精神，重新肯定胡、俞创立并坚持的自传说，藉以加强对近几年反嚣尘上的索隐派的谬论的批判力度。因此在1994 年于山东举行的第七次全国《 红楼梦》 研讨会上，笔者代表中国水浒会向大会所致的贺词中曾经写道：“四十余年来当代红学所取得的丰富经验，更需要科学的总结；它所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要深人地反思；… … 以保证红学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繁荣”。（《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一辑）。我所说的要总结的“丰富经验”之一，就是指的胡、俞的白传说以及随后坚持此说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所说的要反思的历史教训，首先就是指的19 气4 年批判《 红楼梦研究》 的失误。 笔者认为“红学”只有到五四以后才能称之为科学的专门之学，而当时创建新红学的最大阻力就是索隐派。也只有经过胡、顾、俞等对其发动有力的冲击，才使之全线败退，不绝如缕。不料五十年代初在我国掀起的批判运动却使新红学的声誉一落千丈。笔者为此于1988 年发表了“1954 年的批俞是一场历史的误会”的论点。我曾指出：1954 年发表的那些批判胡、俞的文章，“它们并不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无误之作”，我认为“胡适研究《 水浒》 是过大于功，而研究《红楼梦》 则功大于过”。（《 水浒争鸣》 第二辑1983 年版）又曾子1 铭7 年发表《 〈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的“自传说”，何错之有？》 一文，作为对19 只4 年的《 红楼梦研究》 “批判之批判”之一。我话问：“俞先生在考证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恢复八十回原著的本来面目方面所作的努力· 则是应该肯定的。他也确是作出了可观的成绩，又怎能把他的专著当作靶子，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更何况鲁迅先生早就是‘自传说’的支持者呢？” 二、“自传说”创获不易 这里要说明：我之所以批评胡适的《水浒传考证》，是因为他对《 水浒》 的版本认识有很大差误。他又不熟悉晚明史，还率先支持汪元放把“金评”全部删去；以致给《 水浒》 研究带来莫大的混乱。我之所以肯定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则是因为他批判索隐派“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恰好击中了论敌的要害。 尽管胡适写《红楼梦考证》初稿时，误据《随园诗话》，以为曹雪芹为曹寅之子。幸而他又读到了“最熟八旗文献掌故”的杨钟羲编的《 八旗文经》 、《 雪桥诗话》 等书，又从《 诗话》 《续集》中看到曹雪芹为敦诚的《 琵琶行传奇》题的两句诗及敦诚对雪芹的挽诗，由此知道了雪芹是曹寅之孙。并从《 雪桥诗话》 查知敦诚有簇四松堂集》 、《 鹪鹩轩笔塵》 ，还知道其兄敦敏有《 懋斋诗钞》 ；胡适本人还从铁保辑的《八旗人诗钞》 （《 熙朝雅颂集》 ）查到敦诚、敦敏有关曹雪芹的四首诗；于是曹雪芹的身世真象，才得以初步显露于世。胡适为此修改了他于1 921 年3 月27 日写成的《红楼梦考证》 初稿，至同年11 月12 日写就改定稿，从而使此文的学术质量提高一大步。 我们知道：胡适是因为在1921 年春“病中没有事做”而于3 月27 日写成《 红楼梦考证》 初稿的。初稿完成以后，自己觉得有许多资料未能查到，因此他从4 月2 日起就多次给顾领刚写信，请他帮助查找有关资料。我们只要重新检读一下胡、顾，以及顾氏和俞平伯之间的考《 红》 书简，就可以了解他们治学的态度多么严肃，对真理又是如何地执着。胡适也不象当今的某些学者那样往往把他人的研究成果归入自己的名下。他在口述《自传》 中就说：“我得到了我的许多学生的帮助，… … 尤其是顾领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难道顾、俞等都是当时帮助胡适作伪的青年人么？ 还要看到胡适的《 考证》 一文是经过不断地修改才定稿的。他在同年11月12 日的日记中，就大书特书：“《 红楼梦考证》 修改了无数次，共改动了七八千字，到今日改定。”这种对学术事业的负责精神，不值得予以表彰么？ 但胡适的这篇改定稿，不久又有改订。这是因为次年的4 月19 日，他忽然购到了“天地间唯一的孤本”——《 四松堂集》 的写本，因此他于5 月3 日就写了一篇《 跋》 把他原来的结论修正为：“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 64），他死时只有“四十年华”……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但五年以后他又得着了《 脂砚斋再评石头记》 甲戌本，其中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诸语，于是胡适又转而主张“壬午说”。他在1930年发表的《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一文中写道：“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 … 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方是真理。”他还曾指出：“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 … 跟着证据走，……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 … 不可武断。”请问如此得之不易的自传说，是仅凭感情就可以任意推翻的么？ 三、要警惕索隐派的卷土重来 正是由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根据可信的论据提出了“自叙传说”，这就捍卫了曹雪芹对世界名著《红楼梦》 的前八十回的著作权，而且也使从清代以来就开始流行而到五四前夕臻于极盛的索隐派再无置咏余地。正如顾颉刚先生1 923 年所说：随着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的被打倒（接：至于旧红学中的评点派，自当别论－－一引者）而新红学亦得以创立。 不料1954 年的批判运动，却把胡、俞提倡的“自传说”作了主观的诠释，从而对它进行重炮轰击，以致多年以来在我国大陆发表的红学论著中，每每要以“自传说”为批判对象。甚至于连在当初和胡适等共同创立“自传说”的俞平伯先生，也使人遗憾地写道： 像以前“索隐”的，或“考证”的“红学”，不论说《红楼梦》 影射什么人或什么事，或者作者自叙生平，都是歪曲本书的真相，从而抽摔它的政治意义。我们必须… … 首先要提出的是它的倾向性― 它的反封建的实质。（《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 ，《 新建设》 1956 年5 期） 我们如果看到这段话是俞先生在受到全国性的批判之后不久时写的，、就可以知道：他这是言不由衷。试问：怎能好坏不分，把持自传说者和“索隐派”视为一丘之貉呢？再说索隐派认为《红楼梦》 是吊明反清之作，这不就是要强化它的政治倾向性么？难道对于这部小说的作者姓氏、生平家世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小说的成书过程、版本源流这些前提性的条件，都可以不闻不问，而一展卷就应大肆宣扬它的“反封建”的倾向么？ 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一位研究《 红楼梦》版本的专家，在1976 年5 月由某学院出版的《 红楼梦版本论丛》中，竟称《 红楼梦考证》 是“胡适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唯心观炮制的第一篇新红学代表作”。说“所谓打破以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是胡适的“自我吹嘘”．他又低胡适的推广程本，“对旧红学而言，是标他的新红学之新；对索隐派而言，是立他的自传说之异”云云，难道新红学对旧红学而言，不是一种进步？难道对索隐派来一个“标新立异”不值得称赞，反而应该予以尽倩的讥讽么？由此可见，正是由于1 954 年以来，“自传说”长期成为了不光采的名词，因而它的“声价”每况愈下，这样一来它对于索隐派的“余荫”，自然就要失去论争中的威慑力，于是早已被新红学派打得狼狈撤退的索隐派，就不仅有了喘息的机会，而且有了伺机东山再起的可能。 我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请看由香港退休讲师李知其先生自费于1 984 、86 、88 、90 年印行并四处送人的《红楼梦谜》四本，以及1 994 年出版的被某些报刊炒得火热且称之为“红学史上划时代的新发现”的南京欧阳健同志的《红楼新辨》 这两种一鼻孔出气的书，对于新红学派的攻击，都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打击的重点就是最不利于索隐派的自传说，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么？香港的李知其先生还被我国旅居泰国的张硕人博士推重，称之为“近年来研究《 红楼梦索隐》 的唯一大师”（《 红楼谈荟》）。李氏是由于退休以后看蔡元培1 915 年出版的《 石头记索隐》 ，特别是王梦阮、沈瓶庵1 916 年出版的《 红楼梦索隐》 着了迷，又受了台湾律师杜世杰的影响，陷进了所谓《 红楼梦》 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泥潭中。因而断言《红楼梦》 “全书大旨，在隐寓清开国初一朝史事”。并硬指贾宝玉影射顺治帝，林黛玉影射董妃（栋鄂氏），王熙凤影射多尔衮，秦可卿影射崇祯帝等等以外；还力诋胡适是“新红学闹剧的导演”, “洋荤买办”，并斥持“自传说”的红学家是“一蟹不如一蟹”, “惯于追随学阀呼喊口号的人”, “患了假大空的重症”, “把无数青年人引向一个不能容忍异己的路子”。而欧阳健也写道：只有“深刻地反思新红学七十年来的路子是否走正．检讨红学研究的原有基础是否牢固稳当，倒确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他尤其不满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虽“经历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至今未动摇其权威地位”。 李知其还猜释曹雪芹是“乌有旗人”，他反问：“世间真有一个… … 曹雪芹吗？并回答“‘曹雪芹’是谜语”, “只是一个说书的人”，有如说书的瞽目者之身份云云。而在曹雪芹生长地南京工作了多年的欧阳健也公然写道：“如果仅仅因为曹雪芹姓曹，就一定得从曹氏中去寻觅，就不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所谓“曹雪芹是《红楼梦》 的作者，不过是小说家言而已”。又一连串地写道：“曹寅的曹家与写《 红楼梦》 的曹雪芹是否有某种关系是大可怀疑的。”他还公开地奉民初的索隐派为自己的宗师，说“《红楼梦》 清代的人一般人都说它成书于康熙末年，… … 也许不无道理。”、以上引见欧阳健写的花城出版社199 4 年本《红楼梦》的《 前言》 ）。这就可见今天对某些企图复兴索隐派的错误说法的论争，确是关系红学研究方向与前途的大事，不容等闲视之也。 四、关于胡适“深匿”甲戌脂评本之诬 胡适的另一贡献是于1927 年在上海发现并收藏了甲戌《脂评石头记》 的过录本，并立即发表了万余字的长文，推荐“世间这一最古又最可宝贵的《 红楼梦》 写本”。1 931 年他又把此一写本交给俞平伯鉴定并请俞写了跋语。为了利于“保存流传”这一珍本，胡适复于1948 年把此本借给周枯昌、周汝昌氏兄弟，“由他们用朱、墨两色影钞了一本”，这就为周汝昌氏后来之成为红学家莫定了基础。1949 年周氏又把这个影钞本借给了陶洙录副，陶洙在他掌握的己卯本上录下了甲戌本的批语。俞平伯先生1 953 年写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序言》 中说的：“甲戌脂评本，我现在有的是近人将那本脂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又说自己“所据甲戌本是过录的。… … 折扣相当的大。”这是俞氏从陶洙手上借参了所转录的甲戌本批语之证。这也证明甲戌本的内容，基本上在四十年代末已公之于世，基本已无什么“秘密”可言了。足见李知其、欧阳健所谓胡适知甲戌本是伪作，故深匿固藏三十四年不敢示人之说，明系深文周纳之词。1 951 年胡适又在美国哥仑比亚大学为甲戌本做了三套显微影片，一套送哥仑比亚大学图书馆，一套送翻译《 红楼梦》 的王际真先生，一套后来送了在台湾研究《 红楼梦》 的林语堂先生，这不是为了使它能够广泛流传吗？ 从胡适1 961 年写的《 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缘起》中，可见，当时影印此书也是不容易的，他不仅要感谢印刷厂厂长技正的“热心帮助”，使之得以“试验影印很成功”；还有一个经济的难关需要渡过。请看胡适在1961 年10 月14 日夜写的一封信，其中说：“我今年把我藏了三十多年的《甲戌脂砚斋评石头记》 影印出来了，预约卖了一个四百部，我自己留下了一百部，快送完了。”这就可以推想：如果此书在征订中得不到许多读者踊跃订购，那它的出版也许不会是顺利的吧？ 胡适既以重价收购甲戌本，又为之大力宣传，同时又通过多种方式使之面世，而己卯本、庚辰本这些重要的脂本的为人们重视，也是由于胡适的提倡之故。也正是由于脂本的出现，才使读者对曹雪芹的创作动机、过程有了较多的了解；而且得以进一步认识曹氏家族的内部矛盾，和曹雪芹原拟的全面写作计划，及其已散佚的后30 回残稿的大体面目。所以说：如果没有发现甲戌等脂评本而仅只有用活字排印的程本，我们就无法认识戚蓼生序本的价值，就会误认为程本全出曹雪芹一人之手。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对索隐派是极为利的。为此李知其写道：近世满人“冒充‘新红学家’，盲从胡适：开口‘曹雪芹’，闭口‘脂砚斋’，而不知《红楼梦》 是讽满之书”。还说什么“提到古为今狎的红学闹剧，或问那个脂砚斋为什么要在1927 年新出现的甲戌本批示：因命芹溪删去秦可卿死况呢？恐怕是民初一撮在胡适身旁的人物，为了迎合胡适富于投人感的认同宝玉的心态而写的。 而欧阳健也是亦步亦趋地断言脂砚斋甲戌再评《 石头记》 ，是民国以后为迎合胡适考证需要泡制伪本的书贾，泡制《红楼梦》 ‘古本’、‘原本’者”之所为，而由于“甲戌本成书，于是效尤者纷起。”并断言：“根本不存在己卯、庚辰四阅评过本；”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飞在各不相谋的条件下泡制出来的。”又诬“胡适肯出重价”购买甲戌本，“是因为其中有他所需要对他有用的东西。”还说因为它适合“胡适的需要，他对此深信不疑是很自然的”．又说：胡适鉴定甲戌本时，竟“有意无意忽略了版本之学中不该忽略的东西”。这岂不是诬胡适与书贾合谋伪造甲戌本以欺世盗名？欧阳键并把胡适重金收购、并大力宣传甲戌脂评本的莫大功绩，曲解为“《红楼梦》 版本的厄运”，甚至低胡适“将后人作伪篡改得不成样子的“脂本”当作《 红楼梦》 真本推销给广大读者，这是对这部伟大作品的亵渎”。如此对红学前驱者肆意诋诬，其学术良知何在？我认为：究竟是谁在亵渎庄严的红学，凡有学术良知者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自不容欧阳健一手遮天下耳目也。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1 期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