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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笔者写过一篇文章，讲到自80 年代后期红学研究中有一股翻案潮流。这大约属于某种逆反心理，把以前凡曾论证过的东西都翻过来。例如你说是他偏说不是，你说有他一偏说没有；你说是假的他偏说是真的，你说是真的他偏说是假的。总之，不论什么问题，似乎只要一彻底的反过来，便能成为一种新说。在底下开玩笑时我曾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有人提出《石头记》 抄本都是假托的；其二是有人干脆说曹雪芹并无其人。果然一个比一个更为彻底。如此一来，你还搞什么红学？然而始料不及的是，近读周汝昌先生发表于《 北京大学学报》 （l995 年第4期）之宏年续前两者之后，将存在于中国若干年被中外学者一致称之为“显学”的红学也更彻底地否定了。于是，真的“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千净”，又没有《右头记》 ，又没有曹雪芹，而今又没有了红学，“大家趁早一起丢开手罢”。读该宏文之第八节小标题赫然为“‘红学’的悲剧性”，我想这大约属“红学”的最大的悲剧性之一。当然，一位研究了多年《红楼梦》 并一向被尊为红学家的人，自己著文彻底地否定了曾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的红学，尤属更大的“悲剧性”。 周先生在《还“红学孙以学》 中，以他多年对红学史的了解和知识，对100 多年来的红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其中不乏较好的见解。例如他谈的“中国小说的本体性质”, 我个人认为分析得还算是较为深刻的。这可以使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和红学爱好者进一步一了解“索隐派”产生的背景以及当年对于《 红楼梦》这部小说争论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譬如蔡元培为什么会提出“反满”说及胡适先生何以会提出“自叙传”说等等。另外，周先生对于当前红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忧虑，应该说也并不是完全无的放矢，有些问题也确实应该认真的加以考虑。从本意讲，周先生还是希望红学“有正常的健康的发展”的；并且提出了应“群策群力，兢兢业业，经营缔造”等好的口号。但由于周先生头脑中存在着许多的偏见，在分析问题时又有许多思想方法的毛病；因此在文章中对许多根本的问题做出了不少错误的评判，下了许多不该下的断语。例如对红学史、对红学的现状以及红学本身的许多看法，都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的惊奇！ 当然，周先生或许认为我这里歪曲了他的意思，因为他文章的题目便叫《 还“红学”以学》。按周先生行文中所讲“红学却又是很受关注的一门学问”，则我们知道其标题中的“学”字自然是指“学问”。于是首先我们知道“红学”（至少当今红学）中并没有仔学间”，因此需要周先生力挽狂澜的去“还”它。“红学”中既然根本没有“学问”，哪里又还存在红学呢？依此见解为前提，周先生驾起他“普度众生”的车子拿了放大镜观览了整个红学之历史，便有一惊人的大发玩：原来200 多年来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红学家。比如周先生从蔡元培、胡适起直到王国维、俞平伯等这些在红学研究中做出很大贡献并一向被人将他们的名字与红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都重新加以评判；一用他手中拿着的一把苛刻的所谓“体系”量尺，一下子把他们头上戴了多少年的红学家“学士帽”轻而易举的通通摘去。按周先生行文所说，而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红“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型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切近来说，周先生本意似乎在讲近年来红学？“非学”或没有学间；然而难能让我们替他辩解的是，周先生早经判定自“近年来”以前便根本不存在红学家，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建’学”，那么红学又在哪里呢？ 我这样说；周先生或许会觉得十分委屈，因为他至少还十分宽容地给两个人奉上了红学家的帽子。其中一个是“弃蔡而取胡”的“鲁迅大师”；另一个则是经过“环顾一下”之后，才被周先生在海外发现的浦安迪教授。鲁迅在中国，只怕是无人不知的。他在研究中国小说史、小说理论上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许多论述至今被引为经典。毋庸置疑，鲁迅先生对于小说《 红楼梦》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不论对于小说作者、小说的内涵以及如何阅读《红楼梦》这部小说、如何评价后四十回续书等等都有过极精道的论述、然而有一点只怕连周先生自己也无法回避，鲁迅先生对于《 红楼梦》 的论述大多是在他的小说研究论著中，因而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对于《 红楼梦》 是做为中国小说史中的一部经典著作进行研究的。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也有不少地方谈到《 红楼梦》 的，例如“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等等。除了 《〈绛洞花主〉小引》在《 论睁了眼看》 中又对《 红楼梦》 的种种续书做了评说；在《〈出关〉的关》 中谈到了“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等。无庸讳言，鲁迅先生在这些文章中大多是借题发挥的；尽管他确一实对《红楼梦》 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最集中、最深邃、最精辟的评述《红楼梦》 的，还是在他的《 中国小说史略》 和《 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 两部著作中（幸好周先生所引的也多是以上两部书中的文字，不过这似乎与周先生一向反对把《 红楼梦》 作为“一般小说”研究的意见又极相左）。 把鲁迅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家当作200 多年来海内唯一的红学家，确实能给红学增添不少的荣誉和光彩；即使做为第三流也不丢面子。然而，又不知除了周先生之外，还曾有谁做过这样的评述？这顶“红学”家的帽子经周汝昌先生之手戴在鲁迅头上，又不知是否会使当今众多的鲁迅研究家受宠若惊？或许今夫的鲁迅研究所也应更名为红楼梦研究所或红学研究所（为与已有的红楼梦研究所相区别）。 对于浦安迪教授曾对《 红楼梦》 这部小说发表过的许多精道的见解，我们也是不否认的。但从周汝昌先生的引述中说他，“精研中国明清小说，著有《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与红学专著。… … 也对中国文化下功夫研求理解，深造有得，又能从叙事美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分析等角度提出值得重视的创见。”等等，如果不嫌面狭，我想至少应说他是一位小说研究专家或者美学研究家，当然谈到红学家，也确实有不少人并非一生只专攻红学的。不过到底我们所知的海外红学家尚有不少，例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有潘重规、余英时、赵刚、周策纵、陈庆浩、皮述民、王三庆、那宗训、刘广定、高阳、翁同文、方豪、夏志清、叶嘉莹、梅节、康来新、马力、宋琪等等不下二、三十人。不论这些人在《红楼梦》 研究中贡献大小，至少他们曾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红学进行过若干的钻研，并且写出了专门的著作，因而人们也常称他们为红学家。现在，周先生在把胡适、王国维、俞平伯等人的红学家帽子摘去的同时顺手连海外红学翻门头上的帽子也一同摘去了。这真正；是一次惊人的红学大扫荡（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文革”中的砸“四旧”) ，不仅用他那把大扫帚扫荡了海内红学界，也同时顺便扫荡了海外红学。 平实讲来，周先生手中的尺子不过有两把：一个是所谓“体系”；一个是所谓的“中华大文化”。首先，无论任何一种学科，自然应该有自己的体系，这本不算是苛求。但何谓体系，以及如何看待这体系，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周先生在文中有所微辞的胡适，他就是按局先生所讲的以“史传”传统的眼光来读《 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于是他先假设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在写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由于是写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书中的人物当然也就是他家庭中的人。以这种大胆的假设为前提，他便开始到处搜求材料进行不懈的小心求证。这种“大胆的假设”虽然有时候有一定的冒险性，但他在求证时候却是很严谨、很“小心”的。胡适虽然游学子西方，然而他治学的方祛基本上还是延续清代。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中讲：“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考核”，其实很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考证。这成为清代学者治学的重要手段，后来并上升为中心地位。胡适的治学方法其中心应该说就是考证。考证绝非是想当然的，它需要切实的材料。胡适果然以他所能搜寻到的材料，考证出小说《红楼梦》 的作者是曹雪芹。又由于胡适看到《 经楼梦》 这部小说写了一个大家族的衰落司、说中又流露了浓厚的感伤哀婉情绪，于是胡适认为这是一部忏悔的书。依照胡适的治学手段以及他考证的出发点，得出这一切结论都是顺理成章的。不要忘了，胡适当时是固执地鼓吹“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因此尤其是不能要求他用社会的或阶级的观点去认识和分析这部小说的内容的。由此我们说：胡适用他系统的治学方法（并且用他的观点）研究《红楼梦》 ，并在当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尽管他对小说内容的分析是十分错误的），这便形成了他的体系。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什么是体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便是个人用一种治学方法对一种学科进行研究探讨，这当中有他的出发点，有他的路子，有他自己的理论依据，同时又最后取得了成果，这便构成了他的体系。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每个有成就的人大多都有自己的体系．当然，这当中有的是在继承、发扬前人的体系，有的人则只是延续别人的体系。周先生或许又会说：“胡适虽然有他洽学的体系，但这不是红学的体系。”我们的看法却恰恰相反：由于胡适是用他的治学方法研究红学的，而且在当时的红学领域中取得了别人没有达到的成果，因此这就应该算是当时的红学体系。众所周知，200的多年来，红学是分成许多个阶段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每一个阶段红学都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容，因而有自己的范畴；同时也随着时代的要求、研究的特点等等不断改变和充实研究的方法。从而，也不断发展和完善研究的体系。什么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红学亦然。究竟怎样认识和看待体系，我们只能做如上的解释。再比如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其大部分），按其体系来说，说到底仍是属于胡适的研究体系。因为就局先生一生；主要著作来看，依然是考证的作品居多（而且就其观点来看也是延续胡适的“自叙传”说），譬如《红楼梦新证》不管叫做“新证”还是旧证，总不能说不是考证。只是周先生的考证成绩，就其对后来红学的影响而言、还远未能达到胡适所能做到的地步。因而，就这个红学体系里论之，周先生自比于胡适称自己“也不过在三流层次”，那也倒不算过于谦虚。 还有就是所谓的“中华大文化”，乍看起来似乎也十分地吓人。近年来由于人们希望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个更加深入的理解，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有一些人则由于觉得许多人对中华文化传统太缺乏了解，以致于数典忘祖，于是提出了所谓文化的“反思”口号等等．其实目的都是一个，那便是更多地更深刻地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当然与此同时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无论研究一种艺术或一部作品，都要从文化意义去做更深的理解，这是必要的。例如对《红楼梦》 这部小说，从其中蕴含的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去体味，或许能使我们受到更深的启悟；但这也并非排斥我们就小说的含义对它进行研究。倘若没有《 红楼梦》这样一部小说，我们不知道又何须花费那么多笔墨和精力研究小说的作者！就如周先生那部80 多万字的《 红楼梦新证》 ，应该说其中绝大多数文字都是考证曹雪芹家世的。其中的一部分《 红楼纪历》 对人们阅读小说不能说没有一些帮助；但周先生的目的还是要与他花了好大力气搞的篇幅浩大的《 史事稽年》 相对照，从而证明《红楼梦》 这部小说写的都是曹雪芹自己及他的家世。当然，如果仅就以上所列情况而论，周先生其实就连小说也不曾进行过很好的研究。把文化分成大文化与小文化，其实只不过是从广义的理解或是从狭义的理解的不同而已。因为按人类文化来讲，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大与小的。就广义而言，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狭义而言，文化则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过按一般来讲，社会意识形态相对于文化的各个领域，也常被称为大文化。例如文学就只能称为文化之中的一部分，或者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我们研究一部小说（譬如《红楼梦》 ），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或者从更深的文化意义去观察去思考去研究分析等等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终究不能硬把《 红楼梦》 不叫做小说，或者根本无视它的小说存在形式。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便是：如果《红楼梦》 这部小说根本不存在，曹雪芹不会成为一个伟大作家，他也不会被当今人们称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我们一切的研究都显得多余了。周先生讲“中华大文化”的意思，如果是要人们从我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意义去认识和理解《红楼梦》 这部小说，而不要长期局限于其中某一部分内容的研究（例如家世研究），其实意思是不错的。然而象周先生那样，拿了一面“中华大文化”的旗子在人们头上晃来晃去，之后把红学的具体内容一样一样的都否定掉，这便有点让人觉得过于玄虚了。周先生用了“中华大文化”这个词儿倒是满时髦的，然而从其文章中却看不出多少具体的内容。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周先生对“中华大文化”的含义究竟是不是真的弄明白了？ 这里顺便再谈一下关于红学。就我们的认识，红学本来是一个十分广阔的范畴。这不是哪个人主观规定的，而正是红学的历史客观发展形成的。当然，红学的根本仍属于文学范畴；但由于它涉及的问题广泛，因而它是跨学科的（这也正是许多被称之为某种“学”的学科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例如它除了小说本身的问题之外，又涉及到谱碟学、版本学以及史学、文艺学、哲学、美学，甚至还有园林学、建筑学、服饰学等等。红学今天为众多的人喜欢、众多的人参与的形势本是一件大好事，这也不是某个人主观制造的，而是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欣赏能力的增强自然地出现的一种趋势。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广大人民对提高自己文化素质的一种普遍要求。对于今天红学有这样的一种轰轰烈烈的形势我们应该拍手欢迎，应该给予热情地支持而不应该泼冷水。我以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这样对红学发展才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当前的红学是不能进行讨论的。目前的红学研究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近几年来对于《红楼梦》 内容方面的研究向纵深挖掘确实是很不够的。首先，人们都认为《 红楼梦》 是一部十分了不起的古典小说；然而就这部小说的独特艺术构思-手段、创作思想和描绘手法等等，就还没有人能够从理论上把它更好地概括起来。一切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小说作者曹雪芹给我们中国的小说做了如此伟大的实践，而且是绝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为何不可据此概括出自己的理论来呢（这种理论当然也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其次就文化意义而言，我们不仅应该就《红楼梦》 这部小说描写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其中深厚的含义来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地了解，而且对小说描写的历史背景也应做出更加合理的说明。谈到文化思想方面，我以为有一段时间片面地强调所谓“批儒”，对于《红楼梦》 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含义认识得不够全面。《 红楼梦》 的作者在小说中确实怀着极大的厌恶情感，批评了当时中国传统的旧道德；但他批评的也只是中国的腐儒，也就是那些只让别人去遵守的迂阔的传统旧规矩。而这些旧规矩确实残害着人们的性灵，尤其是对于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简直就是一种找害。曹雪芹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儒家文化，他毕竟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传统思想、传统思维模式以及礼仪风范等等，都充分地表现在《红楼梦》小说人物的言行中。总之，小说《 红楼梦》 中的许多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好好坐下来重新姐以认识的。由于曹雪芹当今已不仅仅只作为一个小说家，在中国和世界上他都已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因此把他的身世弄明白也是必要的。但眼下由于对其他方面的研究有所忽略，尤其对小说内容方面，所以让人感到对于例如家世、版本、探佚等问题搞得过了些，这也是事实。但也不能因此就说红学根本不存在，这样做打击面就太大了。尤其象周汝昌先生那样，自己本来搞了许多年曹雪芹家世的考证，现在看到别人做出了许多新的成绩，又一下子回过头来说别人搞的不是红学，还说别人都不具备研究此学的条件，这就更加伤感情了。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周汝昌先生为了强调自己的某种说法，有时候不仅不顾客观事实，甚至完全不顾一般的逻辑，譬如由于别人通过可靠材料证实的问题，否定了他多年的看法，他不能反驳这些事实，便干脆来个釜底抽薪说中国其实根本不存在红学。或者有意贬低别人，说自己只是“第三流的”，别人还不如他，其用意不过说别人不入流而已。用这种方法与别人论争，其“技巧”就有点不算太高明。再比如他说因为没有“曹”的名字，“才需要考而知之”; “若那里已写明了二字，还要‘考’做什么？”这就不免让人想起了头些年人们批评的“考据癖”，似乎凡已被证明了的都不足为据，只有在没有任何根据的地方去下力的去“考”才觉得更过瘾。又譬如为了回避“曹”二字，竟然说在“辽阳的石碑里”又何尝有曹的名字。设若“在辽阳的石碑里”即已有曹的名于字，曹雪芹当生于何年？众所周知，大多数红学家认为曹雪芹生在南京（1715 年）奋而周先生极赞成曹雪芹生于北京（雍正二年，1724 年）。按周先生之生年说，“在辽阳的石碑里”怎么会就提前刻进了曹雪芹的名字呢？莫非早在一、二百年前曹家就预先知道了他家要出现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么？此外，周先生在文中对别人似颇有微辞，例如他说：“一种是‘霸势’，企图垄断一切，‘人莫予毒’”，。确实，在研究领域中，任何“霸势”都是要不得的。然而不幸的是，周先生在行文中却完全视红学为自己所独有，好象别人都不配谈此学；这其中所含“垄断”之意又何其朗朗者哉！ 原载：《求是学刊》1996 年第1 期 原载：《求是学刊》199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