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结缘可上溯到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在经过一番严密的作家、版本、时代背景考证后，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后，注重作品写实倾向的研究者们，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界定作品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蔚然成风。这种论述为本文的平行比较开启了一种可能，即把《红楼梦》和欧洲19世纪经典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放在同一平面上进行一次对话性比较。本文的比较涉及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语言和叙事视角四个方面。 一、叙事时间 小说文本存在两种叙事时间：外部时间与内部时间。外部时间以物理时间为基础，体现为故事事件与历史事件的对照，是内部时间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参照。内部时间是作家对故事、情节的具体安排，以精确的时问切割段来安排小说叙事，也叫刻度时间。 就外部时间而言，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十分强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例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外部时间与波旁王朝的幼支的十八年统治相吻合；斯汤达的《红与黑》副标题即“一八三○年纪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几十部作品、两三千人物、六大生活场景，其总名即“十九世纪风俗研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为一件件确凿可信的重大历史事件所界定。这些大师充任现实社会的书记官，以小说叙事外部时间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揭示作品内容的社会根源。 相比于外部时间，刻度时间更精确、细密，它为人物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可靠性提供了充足的时间真实的证据。例如，《包法利夫人》从第二卷开始到下卷第十章结束，叙述的基本上是从1837年1月6日到1846年3月，大约九年四个阶段的故事。正是在这种时间刻度的阶段性串联中，人物、事件的发展表现为一种持续的存在，几乎可以触摸的真实。 《红楼梦》与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 《红楼梦》叙事的外部时间，不仅拒绝维系于外部世界，而且它的无所附着是自觉的。针对空空道人“无朝代年纪可考”的诘责，作者借“石头”回答说：“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作者欲颠覆历来野史拘泥于朝代年纪的创作俗套。小说开篇结尾的反锁性结构中时间刻度的模糊，体现了故事叙事时间的无限延荡性。作者自觉地走出历史坐标，浮游于世事之上，这种外部时间于朝代纪年无所牵系的“无时间性”，与西方19世纪小说外部时间的明确历史区间指向大异其趣。 《红楼梦》的内部时间，即刻度时间，也只是一些象征时间延续的词语。小说运用了大量词义模糊的时间术语，如：“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又如“一日”、“有日”、“那天”、“至次日”等，这些时间刻度的模糊取消了时间的确指，由此而切断了故事在现实生存中的在场性，强化了历史的阙如。这种模糊的时间术语使作者摆脱了精密安排时间的创作负荷，为文本提供了更合乎作者“文心”的创作随意性、自由度。《红楼梦》叙事时间并非按自然物理时间循序渐进，而是有阶段有选择地叙事铺陈，往往选择庆寿、举丧、省亲、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庆典，从传统文化活动中衍生出特定的意蕴。《红楼梦》叙事时间的人文化手法使其具有象征性、隐喻性，暗示着家族的败落、人物命途的寂灭、人事的聚散无常，同时也渲染了性灵摇曳的永恒瞬间，这为文本诗化叙事提供了契机。 二、叙事空间 小说的叙事空间也可以划分为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外部空间与外部时间为同一范畴，二者共同构成作品的时代历史背景。内部空间与内部时间为同一范畴，二者共同构成文本时空，是小说情节展开、人物活动的具体艺术世界。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外部空间保持了故事发生地点与自然地理位置的一致性。如《战争与和平》外部空间设计从俄军渡过的思恩河到多瑙河，战斗从阿姆斯太顿打到谢恩格拉本，接下去普鲁士爱劳战役、佛利德劳战役一一登场，空间设置完全按战争发展的历史顺序，与自然地理位置直接对应。左拉总是把他小说描绘的那个外部空间安放在地理版图的某个可以寻迹的地方，使人可视可触。外部空间的这一特点，加强了故事的可信性和针对性，给人以质重、厚实之感。 内部空间主要体现为文本中人物活动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巴尔扎克用动物学的“分类整理法”的模型把生活场景分割成私人、外省、巴黎、乡村、政治和军事六大板块，形成了一个严整有序的物态化的人的“生态环境”。每一类生活场景都涉及若干场面的描绘，例如，对伏盖公寓的描绘，用静物写生式的精雕细摹的笔法堆积了大量细节，从房子的装修到通向楼梯的过道，从壁炉的花瓶到碗橱里的瓶子，甚至餐具上的油迹和墙上的污斑，各种细枝末节无不布置妥当。巴尔扎克的小说正是借助细致描写人物得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外部生活形态来反映社会，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的整体面貌。 《红楼梦》外部空间与现实世界缺少客观对应性，它像一座华美的空中楼阁悬浮于宇宙空间。无论是顽石所居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还是神瑛侍者的故乡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引发的都是远古的遐想、神界的追忆，这些自是绝难涉足的太苍古地，从而使故事有了一个无限伸展的上缘空间。书尾，一僧一道携玉复归女娲炼石补天之处，空空道人再次登台，抄书传递悼红轩曹雪芹，仰天大笑，拂袖而去，一个恢弘的故事结束了。由石而玉，由玉而石，历尽数劫，形质归一，回归的依旧是渺渺、茫茫、空空神人所居神界，故事由此又获得了一个无限延荡的下限。小说空间的实在性由于遵循顽石的游历在由天而地、由地而天的往返呼应中被虚化。即便羁留人间的宝玉，也曾三番五次梦入太虚幻境，天上人间两相穿插，虚实场所轮流交替，再度把人间府邸的实在性是由韵文和散文连缀而成。这种韵散交融的叙述语段体现了其能指与所指都不是单向度运送的叙述艺术，或者一个能指指涉多个所指，或者是多个所指说明一个能指。 一个能指指涉多个所指体现了叙述能指的丰富性。大观园诞生之初，姑娘们每人赋诗一首，而几乎每首诗都托出了一个性情独具的人物造型：元春的雍容华贵、迎春的谨慎自守、探春的自负清高、惜春的孤傲玄想……一次题咏可谓意蕴层出，有限的叙事形式蕴含着无穷的叙事机制。把这些叙事韵文连贯起来，又为大观园世界的发展存亡作了整体性的隐喻、渲染。这种叙述能指使一词多义、一句映篇、连篇寓意。多个所指说明一个能指，指用多个叙事语段说明和象征某个特定的能指。如：文本在不同场合用不同语言多次再现了“到头一梦，万境皆空”的意境。个个能指语段不仅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其横向组合所形成的隐喻性所指又远远超过自身的叙事内涵，由此，叙述由能指的平面展开而变为所指的立体构造，起到推动和丰富叙事的作用。 综上所论，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语词、语段的能指与所指是一一对应的，能指没有自己的凸现功能，而仅仅是所指的透明的叙述符号，小说文本形成的是现实社会、人生的“境子”功能，而《红楼梦》文本是由具有隐喻意味的语词、语段所构成的世界，不仅在能指层面上表达现实世界，而且在所指层面上被意会、升华为精神宇宙。它更关注文学更为本质的“造境”功能。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与《红楼梦》对自然语言的不同运用，使其整体风格大不相同，前者是现实而滞重的，后者是想象而空灵的。 四、叙述视角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红楼梦》大体上都属于第三人称叙事，这种全聚焦叙事模式的采用，使它们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叙述自由和开阔视野，为理清复杂的情节线索，安排众多的人物上场，提供了一种叙事的可能。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可以说是典型的第三人称全聚焦叙事。这一叙事机制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终极目的。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对于叙述者来说都是异在于他的。异叙述者相对于文本世界的异在性，使作者与他所创造的人物、事件拉开了距离，从而有利于叙述者对人物、事件保持冷静、客观的显示态度。 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是全知全能的叙述，形成一个完整意识支配下的叙事话语体系。这些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都自信能够以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身份扮演济世救人、惩恶扬善的上帝角色。社会与人生在他们的笔下是循因果律而有序地呈现的，是可以表达、可以理解的。由于作家们世界观、思想的明晰和统一，读者很容易从他们的文中挖掘出作品的主题和命意。 《红楼梦》却是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而达于第三人称全聚焦叙事。小说开篇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自称写的是“我”的回忆性自传以及“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闺阁女子”，但作者的第一人称叙述仅限于首段，整部小说的叙述并不是被诉诸这样的自述而成为一部自传，首段之后的文本便开始进行叙事视角的第一次转换：“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在此，作者隐退了，叙述者登台亮相，以“在下”的身份向“列位看官”话说了一段有关石头的故事。作者与“闺阁女子”的传奇同石头的传奇在同一部小说里互为表里，并行不悖。作者自叙中“我”惦记的“闺阁女子”也即是石头言说的那几个“半世亲睹亲闻”、“或情或痴”的“异样女子”，叙述对象的统一，暗示着作者与石头的浑然一体。空空道人听了石头的表白，将《石头记》“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由此，说书艺人身份的叙述者隐退，全书正式进入第三人称全聚焦叙事。在上述由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叙述的层次转换中，作者在曹雪芹、石头、叙述者“我”和文本叙述主角贾宝玉之间划了一个隐约可见的等号。小说的叙述不是从叙述者到叙述对象的单向度结构，而是一个叙述者与叙述对象自我替换、又自我展开的多层次双向互文结构，这种结构的奇妙在于其循环往复的生生不息的同构性。 复合视角所调动的一系列叙事策略。使叙述者对叙述对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形成了关注“我”的叙述机制，通过坦露“我”的情感世界而使文本人格化，“我”的叙述愈到位，叙述间隙的情绪性就愈浓，这就给《红楼梦》文本带上了某种抒情风格，而形成主观色彩浓郁的文本创作。叙事主角贾宝玉集“我”的叙述于一体。他天生一片童稚，忠实地守候着精诚之至、纯洁灵秀的女儿国的天使们，为了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誓言，他或痴或癫，魂思梦绕牵挂着木石前盟。在他，世界的全部即是“情”，而“情”在现实俗世是难以立身的。面对大观园情满天下的精神乐园成为海市蜃楼、转瞬即逝，面对温柔乡的烟消云散，面对死的死、亡的亡、走的走、散的散的残破局面，一切的理性与解释都是徒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厄运打得茫然失措，于是走向虚无、走向无奈、走向自嘲与绝望的吟唱，陷入迷惘和困顿，世界是难以理喻、定义和描述的。相对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对世界的自信以及研究、试验的科学态度、文本呈现的主题明晰化，《红楼梦》由于“我”的感性的对于生存状况特别是对于“情”的追问与终无所得，则体现了一种诗意的模糊。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就时空而言，批判现实主义力图使文本时空丝丝入扣地吻合于历史维度，进入现实生活秩序；叙事语言能指所指趋同，意义溢于言表，作品以还原生活本相、表现社会原生态为宗旨，通过追求原色的现实魅力来开拓艺术空间；而第三人称全聚焦叙事，通过超然物外的异叙述者身份传达生活流程，力求使生活形态原形毕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钟情于现实本身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人的内宇宙的关注以及对人的生存终极之光的追问。物态化现实显示了形而下的琐碎与凌乱，缺少精神归属的灵性的光环，缺少对人生存在的沉思的内核与诗意的升华。而《红楼梦》的时空营造被诗化、人文化，它上承茫茫宇宙，下接浩浩尘寰，力图贯通和超越宇宙空间、历史纬度，以有限思考和隐喻无限，省悟天理人心之精蕴。它的叙述语言是语词谐音和诗赋韵文构成的具有隐喻化功能的诗化用语，牵系着人的命运的何去何从。天上人间互相映照隐含第一人称叙事机制的复合视角，集中体现了《红楼梦》唯情独尊、灵魂守护的对于人的生存的质询。相对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聚焦于现实社会历史，它关注的第一要义是“人”的情感和人的灵魂。《红楼梦》是寓意象征的诗化文本，它是写实的，直面社会人生本相的，但它又环绕穿插着一些神话和梦境的，增添了奇异幻化的浪漫色彩。这是写实与写意的贯通融合，因此，我们除了以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分析其生活写真性，更应从《红楼梦》的寓意诗化文本中总结其传神写意的艺术规律，真正健全《红楼梦》艺术独创性的诗学体系。 原载：《文学评论》2000年青年学者专号 原载：《文学评论》2000年青年学者专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