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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中有关《红楼梦》一段话的前后变化 ---兼谈《随园诗话》的版本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包云志 参加讨论

    一
     考证派红学的奠基人胡适,在二十世纪初开始研究《红楼梦》时,非常重视袁枚《随园诗话》中有关《红楼梦》的材料。他在1921年3月写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引用了《随园诗话》中的一段话: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①
    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看到胡适的文章后,拿自己收藏的《随园诗话》与胡适的引文相比较,发现有不同处,致信胡适提出质疑②。于是,胡适在不久后发表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吸收了顾颉刚在信中提供的“明我斋读而羡之”,“我斋题云”十一个字,把“引文”变成了:
     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坊间刻本无此七字)。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此四字坊间刻本作“雪芹赠云”,今据原刻本改正):“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③
    胡适这段哪里也找不到的“引文”,影响《红楼梦》研究至今近百年。持“曹雪芹是曹寅儿子”,“大观园就是随园”等观点的红学学者,都从这段“引文”中找出“有力证据”。有的学者在自己的《红楼梦》研究专著中,引用的竟是胡适的“混合型”引文④。还有的学者认为这段“引文”是引自顾颉刚收藏的本子⑤。
    二
     对《红楼梦》的研究,经常要牵扯到《随园诗话》,因此,把它的版本搞清楚,给研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前提是很有必要的。
     红学界比较一致的认为:《随园诗话》最早的版本是乾隆壬子年(57,1792)春刻本,(确切讲,是没有“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句的壬子年刻本)⑥;“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这句话最早出现在道光四年的刻本,是对乾隆壬子年刻本的篡改。
     红学界对《随园诗话》版本的这些认识是否正确呢?
     我们首先看一看《随园诗话》最早的版本是什么版本。我们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发现一封袁枚致山东诗人李宪乔的信,摘录如下:
     仆近梓《随园诗话》二十卷,已将贤昆季之零章断句散布其间。约今冬明春可以告成,即当驰寄。……仆夏间受暑病痢,至今腹疾不清,此亦衰年自然之理。……孔子曰:“戒之在得。”所谓得者,非仅贪富贵之谓也,贪长生不死亦得之致而当戒者,况仆已加圣人一年,长释迦三岁,尚何不足。
    信末署“八月二日”。袁枚在信中称自己“已加圣人一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计73岁,无异说),也就是说他已74岁。袁枚在给他的另外一位友人的信中说得更清楚:
     枚今年七十有四矣,夏间为暑所累,病痢月余;近虽痊可,而脾气大伤,饮食滞留,碍难消化。……且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所谓得者,非徒贪财贪爵位之谓;贪长生不死,是亦得之宜戒者。况枚虽不屑,已加圣人一年,长释迦三岁,尚何不足于心哉?逝者如斯,委化任怀,听之而已⑦。
     两封信中,袁枚都称他“长释迦三岁”,不知依据为何。(一般认为释迦寿八十)
     上海广益书局1931年出版发行的“言文对照,详注批评”《小仓山房尺牍》对此的译文是“比释迦长了三岁”。
     杨鸿烈著《袁枚评传》“第二章年谱”称:“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先生七十四岁。”⑧据此,我们可以断定两信都写于乾隆己酉年(54,1789)。
     袁枚在信中称“近梓《随园诗话》二十卷”,是指《随园诗话》十六卷和《随园诗话》四卷。袁枚在给好友毕沅的信中写道:
     枚撰《随园诗话》十六卷,未免宋、元人习气,自觉可嗤。然中间抒自己之见解,发潜德之幽光,尚有可存。积岁既久,卷页遂多,无力付梓,又不忍拉杂摧烧之。蒙尚书许为开雕,不觉欣幸!当即清誊六本,将交王先生寄呈省览。忽闻尚书有总督两湖之信,恐方展陶太慰之经略,必暂缓羊太傅之闲情,未敢干渎尊严,故仍且留下。今春在府,抱嵩珠世兄,嶷嶷麟角,牙牙相亲,是将来之韩忠彦、范纯仁一流人物。储休启祐,理合如斯,藉便报知,兼以志喜。
     毕沅“许为开雕”的是《随园诗话》十六卷,怎么变成二十卷了呢?原因是毕沅调任湖广总督,未能看到《随园诗话》的誊清稿,袁枚不便“开雕”。到了第二年,陆续收集的诗稿又成了四卷,作为“补遗”,“藉便报知”毕沅,付之梨枣。
     毕沅是在答应赞助袁枚刻《随园诗话》后,于乾隆戊申年(53, 1788)七月调任湖广总督的⑨,从这两通同是写于己酉年的信的内容看,“《随园诗话》二十卷”于乾隆己酉年开雕是确凿无疑了,这是《随园诗话》最早的版本(以下称己酉本)。
     我们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找到了己酉本。该版本书名页上题“小仓山房随园诗话”,没有刊刻时间;在第十六卷尾页镌“南部道”三字。《随园诗话补遗》前无书名页。在正编卷一前有蒋士铨的《读〈随园诗话〉题辞》和赵翼的《读随园诗题辞》。怎么证明这个版本就是早于乾隆壬子年刻本(以下简称“壬子本”)的己酉本呢?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从该版本提供的资料,证明它是己酉本。
     我们翻检该版本《随园诗话》全部十六卷,发现书中涉及年代时间的段落中,时间最晚是最后一卷第十九段:
     戊申春,忽江宁典史王柏崖光晟见访,贻五律四首,一气呵成,中无杂句。
     乾隆戊申年(53,1788)之后的己酉年(54,1789),该书未收该年任何内容。这说明己酉年以前《随园诗话》十六卷已经定稿。这在袁枚致毕沅的信中也提到。
     我们再翻检该版本《随园诗话补遗》全部四卷,发现书中涉及年代时间的段落中,最晚是第三卷第一段:
     辛亥,端阳后二日,广西刘明府大观袖诗来见。方知官桂林十余年,与比部李松圃,岑溪李少鹤诸诗人,皆至好也。
    “辛亥”为乾隆辛亥年(56,1791),刊刻壬子本的前一年。卷三第十六段,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
     余刻诗话,尺牍二种,被人翻刻,以一时风行,卖者得价故也。
    这说明乾隆辛亥年(56,1791)以前,该版本《随园诗话》十六卷已经刊刻完成。袁枚在给李宪乔的信中说他“约今冬明春可以告成”,他估计的差不多。这一段还证明该版本《随园诗话》十六卷,《随园诗话补遗》四卷是分两次刊刻完成的。至于该版本《随园诗话补遗》四卷是什么时间刊刻完成的,我们可以从它的第三卷第一段提供的最晚年代和壬子本的开雕时间乾隆壬子年(57,1792)春,推断为乾隆辛亥年(56,1791)。
     其二,从该版本中的错字、内容重复之处在壬子年本中得到纠正,可以证明它是己酉本。
     该版本刻工刀法还算可以,但错字太多。如:把“占”刻成“以”,“幸”刻成“圭”、“伴”刻成“律”、“巢”刻成“甾”、“欧”刻成“殿”、“蒲”刻成“隋”、“频”刻成“顽”、“回”刻成“曰”、“知”刻成“能”,“竟”刻成“免”、“册”刻成“间”、“山”刻成“出”、“女”刻成“友”、“昔”刻成“肯”、“埠”刻成“阜”、“容”刻成“空”、“宝”刻成“实”、“丈”刻成“文”,“束”字多处刻成了“东”。因为它错字太多,很容易让人把它看作“坊间刻本”而不加注意。为什么这么多并不难认的字被误刻呢?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六第五十段道出了原因:
     余每作诗,将草稿交阿通腾正。通不识草书,往往误写。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多次抱怨刻书误字多的情况。在卷十五第八十三段中,他写道:
     余梓诗集十余年矣,偶尔翻撷,误字尚多;因记椒园先生咏落叶云:“看月可知遮渐少,校书真觉扫犹多。”
     这些错字在壬子本中大都纠正了。《随园诗话》因其收诗多,时间跨度大,该版本中内容重复等不妥之处很多。例如:顾星桥“过江名士久推袁”一首诗,既见卷八,又见卷十一;方南塘“积雨逢晴草怒生”诗,卷九、卷十三均收,等等。这些不够严谨之处在壬子本中改正了不少。
     其三,将该版本与壬子本的版刻形式做比较,可以证明它是己酉本。
     壬子本对该版本多处进行了修正,字体、开本也都变大,但它尽量将每页每行的字数与该版本保持一致,这也可以证明该版本早于壬子本,它就是己酉本。
     己酉本有关《红楼梦》的那段话是这样的: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文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汙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出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東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三
     通过前面的分析考证,我们知道了己酉本《随园诗话》十六卷是用几个月的时间(“今冬明春”)刻成,间隔时间不长又刻《随园诗话补遗》四卷,并于乾隆辛亥年完成。
     由于我们前面谈到的原因,袁枚于乾隆壬子年(57,1792)春决定第二次刊刻《随园诗话》。
     《文献》1994年第2期发表袁枚一篇佚文:《星湖诗集序》。袁枚在序中写道:“曹星湖明府以江右孝廉出宰如皋,性眈吟咏。五年前,余已采其佳句刻入诗话矣。今以全稿寄示,余思雉皋最繁邑也,明府能游刃治之,琴歌酒赋不稍累,其神识异人哉!”序末署“嘉庆元年立春后十日,随园老人袁枚序,时年八十有一”。嘉庆元年春往前推五年,正是乾隆壬子年春。
    袁枚刻入诗话的曹星湖明府的佳句,我们在乾隆壬子年(57,1792)刊刻的《随园诗话补遗》卷二找到了。移录如下:
     曹星湖明府诗,清新可喜,近蒙寄示。录其佳句云:“竹声随雨至,花影送晴来。”“霜浓皴地面,树秃减风声。”“花是当窗宜密种,草非碍道莫轻芟。”皆可存也。余性伉爽,坐车中最怕下簾。曹有句云:“平生眼界嫌遮蔽,风雪何妨一面当。”与鄙怀恰合。
     壬子本并不是只有一个版本,仅袁枚小仓山房刻版笔者就发现有三个版本。
     最早的壬子本(以下称“壬子本第一版”)《随园诗话》卷一书名页题:“乾隆庚戌翻刻必究随园诗话小仓山房藏版”,《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前题:“乾隆壬子春刊随园诗话补遗小仓山房藏版”。书前还刻有《续同人集》(袁枚著)的序,充当《随园诗话》的序言。全文如下:
     冒巢民先生有《同人集》十二卷,序曰:“海内才人,同声相应。当其始也,视为易得而弃置焉;及时移事易,其人已往,则雪泥鸿爪,往往思之于无穷,岂不可惜!”斯言也,余悔知之已晚。余在名场垂六十年,四方投赠之诗不下万首,多糊屋壁,题“诗世界”三字以颜之。不数年尽皆剥蚀,因之自悔。想学巢民付之剞劂,又苦无力,乃选其诗最佳者梓而存之,号曰《续同人集》。其已附集中及《诗话》者,俱不录。随园主人袁枚序。
    壬子本第一版中有关《红楼梦》的那一段改成了: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文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壬子本《随园诗话》还有一个修改版,也就是顾学颉校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随园诗话》的底本,我们称它“壬子本第二版”。壬子本第二版书名页题字与第一版是同一书版,后面正文也是同一书版,丝毫不差。所不同的是:第二版对第一版部分内容、词句进行了删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第二版卷一将《续同人集》的序抽去。卷二有关《红楼梦》的那一段改为: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己酉本和壬子本第一版卷二有一句钱辛楣的诗“朝局是非堪齿冷,千秋公论是谁伸?”,这诗明显表示了对“朝局”的不满,壬子本第二版把它改成了“一局残棋偏汝著,千秋公论是谁伸?”己酉本、壬子本第一版第一页第一段有“可知皆作侍卫时诗也”句,壬子本第二版把它改成了“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这样的改动还有很多,就不一一枚举了。
     另外,壬子本第二版比第一版还增加了内容。我们粗粗将两个版本的《随园诗话》十六卷做了对照,发现卷三增加了“己酉夏间,鳌静夫图明府与张荷塘过访随园……”和“奇丽川方伯,笃友谊而爱风雅……”两段;卷四增加“余宰江宁时,查宣门居士开赠蔗塘诗一集……”和“先生有莲塘诗话……”两段;卷七增加“余已选扬次也、李啸村竹枝,自谓妙绝矣……”和“吴俗以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士女出游……”两段;卷十一增加“韩慕庐尚书……”和“壬寅冬,余游雉皋……”两段;卷十四增加“仁和高氏女,与其邻何某私通……”一段。
     壬子本第二版对第一版的修改、增加内容,是通过在原版上的剜改、贴版、整版重刻来完成的,这一点通过字迹的大小、风格的不同,边栏线的不连贯,看得很清楚。
     壬子本第三版《随园诗话》卷一书名页题:“乾隆壬子春镌随园诗话本衙藏板”,《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书名页题:“嘉庆元年续刻随园诗话本衙藏板”。两书名页字体完全相同,但与壬子本第一版第二版迥异。查看书的内容、版刻,与第二版为同一书版。第三版与第二版相比较,字面已很不清晰,且多处刻字脱夺。例:《随园诗话补遗》卷八最后一段“镇江都统成警斋先生策见访随园,适余在扬州,未得一见”之后两行字已看不清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倒数第二段“长洲女孟文辉……”“长洲女孟”四字已成空白,不能印出。看来,袁枚的书版已经易手,书名页“嘉庆元年续刻随园诗话”的题字完全是书商的伪刻。
     不少书目都从书名页提供的“乾隆庚戌”字样,判断《随园诗话》十六卷,《随园诗话补遗》十卷是从乾隆庚戌年开雕至乾隆壬子年春完成,或者是乾隆庚戌、乾隆壬子春分两次完成。在不知有更早的版本的情况下,产生这种错觉是很自然的。其实,壬子本就是乾隆壬子年春开雕的。因为它仍然仿照己酉本有正编、有补遗的形式,就要有一个时间的区别。“乾隆庚戌”是己酉本《随园诗话》十六卷刊刻完成的时间。
    四
     《随园诗话》卷二关于《红楼梦》的那一段中收录的两首诗,是富察明义(字我斋)写的《题〈红楼梦〉》七绝二十首中的两首,原诗是这样的:
     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富察明义在诗题下有段说明文字:
     曹子雪芹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
     把《随园诗话》和《题〈红楼梦〉》相对照,可以看出袁枚是读过《题〈红楼梦〉》的。
     袁枚与富察明义的关系非同一般,有信为证:
     秋间似村世史处寄到和诗二章,即景情生,言从心发,押时字韵,感期望之深。押经字韵,见相思之切。……枚生平不喜佛法,而独于因缘二字,信之最真。……即如枚与君家,亦大奇矣。二十七时,翰林散馆,在光明殿考试。蒙文忠公一见倾心,赏其爽俊。嗣后每到宫门,必加奖许。后乞养山居,犹托尹相国聘为记室。枚以母老路遥,辞谢而止。三十五年,王师征缅,家弟树作宰南阳,办理军需。忽接钦差六百里羽檄,合署惊惶,不知何事。启封乃绝句一章云:“双丁二陆传名久,今日相逢在路途。借问南阳贤令尹,风流得似子才无”一时士大夫传为佳话。此即令兄讳仁者之流风遗韵也。近年来又以以下程朱二友,假馆华堂,得与执政时通芳讯。一门之内,重叠恩知,或未见而相思,或乍逢而矜宠。倘非陆法和所谓前生有香火因缘者,何能如是。枚犬马之齿,六十有六矣。人间万事,尽付烟云,惟于“感恩知己”四字,一息尚存,每钦钦其在抱。未知今生得仰得见贤人丰采否,言之黯然。⑩(《答明我斋参领》)
     袁枚为什么把明义的诗说成是曹雪芹写的呢?袁枚在《续同人集》序言中说:“余在名场垂六十年,四方投赠之诗不下万首,多糊屋壁,题‘诗世界’三字以颜之。不数年尽皆剥蚀,因之自悔。”由此看来,袁枚是将《题〈红楼梦〉》的作者忘记了。如果富察明义在《题〈红楼梦〉》七绝二十首上没有写上自己的名字,还真容易让人误解是曹雪芹写的。
     关于《红楼梦》的那一段,壬子本改正了己酉本的三个错字(将“汙”改为“汗”,“出”改为“山”,“東”改为“束”),但“文观园”并没有改成“大观园”。有的人认为是漏改,也有的人认为,袁枚没有看过《红楼梦》,不知有大观园,把“大观园”看成了“文观园”。
     我们认为,“文观园”的“文”字不可能漏改。理由是:壬子本第一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正己酉本的错字,而且这一段错字又比较多,比较引人注意;袁枚对随园是什么园是很在意的,如果袁枚认为“文观园”应是“大观园”,是很容易发觉的,不会漏改。不管袁枚看没看过《红楼梦》,他之所以写成“文观园”,是因为他认为《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应是“文观园”,“文观园”就是随园。而不是“大观园”。他也许还认为是别人搞错了。袁枚为什么这样认为呢?袁枚好友梅冲作的《随园赋》可能会解决我的疑问:
     谢公吟啸之山,唐主棹歌之水。南唐后主避暑清凉山,路经此河。今俗名乾河沿。毓文官兮何灵,国初时产文官花。名文官园。列茶亭兮乍毁。后废为茶舍。
     随园早年虽然曾被称为“文官园”,但也还不是“文观园”,可以看出,袁枚是非常愿意和《红楼梦》攀上关系的。
     我们从《随园诗话补遗》卷十第五十三段:“严小秋丁巳二月十九夜,梦访随园,过小桃源,天暗路滑,满地葛籘,非平日所行之路”。可知壬子本第一版定稿刻毕不会早于嘉庆丁巳年(2,1797)。
     壬子本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原版上进行剜改、贴补的方法把卷二的这段话进行改动的(改文见前)。
     袁枚在他于嘉庆丁巳年闰六月十五日写的遗嘱中,叮嘱两个儿子:
     随园《文集》、《外集》、《诗集》,及《尺牍》、《诗话》、时文、三妹诗、《同人集》、《子不语》、《随园食单》等版,好生收藏,公刷公卖 。
     看来,这时,壬子本第一版还没有修改。后来的日子,袁枚一直受着重病的煎熬,并于嘉庆丁巳年(2,1797)十一月七日去世。可以说壬子本第二版对第一版的修改不是袁枚的本意。
     在袁枚身后,由于《随园诗话》的影响力,又出现几十个版本的《随园诗话》,但都源于我们前面分析的四个版本。其中翻印己酉本和壬子本第一版的版本都把“文观园”改成了“大观园”,袁枚也就被“公认”是持“随园说”的第一人。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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