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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闻玉刚同志辞世的恶耗，几乎与苏国荣同志逝世的通知同时传来。两位都是我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期间的“同僚”(陈任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苏任戏曲研究所所长)，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关系。只不过．玉刚同志80年代末就已离休，而国荣同志虽也在几年前退休，却因与我甘苦相依共同主编《中华艺术通史》，他的患病、恶化、病危，无时不在我的眼前；玉刚同志的不幸消息却是突然袭来，出于意料之外。 我与玉刚同志相识较早．记得还是在1963年被中宣部借调出来，在林默涵同志领导下写所谓文艺上的反修文章，与几位同志聚集在颐和园内的云松巢，阅读材料，讨论提纲，分工执笔，虽邻近排云殿东侧，白天却“避巢”不出，只有夜深人静时．出来观赏一下昆明湖的月色，不过，也不排除下午接待一下来访的友人。 初夏的一天，我的工作单位(人民日报)来电话告诉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有两位同志一定要到颐和园来看看我，意在约稿。现在只记得，玉刚同志就是两位来访者之一。我们虽不相识，但都是搞编辑工作的，接谈甚欢，我又正想把]962、1963两年间写的评论文章编辑成集，而且我当时的“业余”时间也较充裕，等到最后一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悲剧与挽歌》(《人民日报》1963年10月7日)一发表，就把这本文集修改、整理完毕，寄交陈玉刚同志，文章20篇，约为20万字。也很快收到了玉刚同志的审稿意见，大意是多数文章都是针对现实，有的放矢，在文艺战线起过积极作用，只是评论小说《红岩》的文章有三篇，似有重覆，可选两篇，并把三篇稿子一起寄回。我觉得这意见很有道理，干脆就选了自己认为满意的一篇，其他两篇删掉。接着又收到玉刚同志的来信，叮嘱早把文集的书名定下来。 如上所说．当时正是《悲剧与挽歌》发表的时候，而且也收辑在这本文集里，抚今追昔，回忆起恰同学少年那段不平常的日子，不禁萌生感慨，自作多情，有了两个“决断”：一为刚生下半年多的小女儿起学名为“李蓝”；二为即将出版的文集定名为《两间集》。那寓意并不为玉刚同志所知，可能因为我此前出版的文集，有三本题名为《弦外集》、《管见集》、《寸心集》，有个连续性，他很欣赏，回信说书名很好。现在看到玉刚同志的生平讣告中，提到他任责编时印数多、有影响的书目中列有“李希凡的《两间集》”，才知道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书名。其实，当时书名寄出后就反悔。因为自觉我那点“触景生情”，实不配用这两个字来“纪念”，我不过是有感于个人的友情，而鲁迅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却是有感于大时代的风云骤变，那胸怀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立即就写了信给玉刚同志更换书名，只取其中一篇文章的题名《题材．思想．艺术》，但这书名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给玉刚同志留下什么印象，以致他记忆中仍是《两间集》。 在我写《题材．思想．艺术》“后记”时，又曾接到他一封信，告诉我书的征订已超过三万册，并向我祝贺。在我这也是有点意外。尽管那时一般文艺评论书籍印数都不太少，而我的评论文集，最高印数的《寸心集》(作家出版社出版)，不过16000册，即使比较畅销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也是第三次印刷才到32000册，《题材·思想·艺术》却第一次印刷就有了31500册，不只玉刚同志很高兴．我也有点喜出望外了。自然，因为此书出版不久，文化革命就开始了．不仅没有再得到重印，而且不少文章已成为内部批判对象了。 我和玉刚同志在“文革”后又有了接触，当然是在《红楼梦学刊》创刊以后。我当时虽也参加了1979年盛况空前的创刊座谈会，并忝为《学刊》编委之一，筹备组也请我审阅过一些来稿，我也挑选过几篇青年作者的稿件，发表在1980年的《学刊》上，但《学刊》的筹备工作我并未参与。当时全力投入筹备工作的，是胡文彬、刘梦溪、周雷等同志，而负责统筹主编的是冯其庸同志。我是1980年才受命兼职《学刊》主编工作的。玉刚同志则是在《学刊》创刊时已是编委成员了。因为当时我与玉刚同志尚无接触，也没有参与筹备工作，所以并未在意《学刊》怎样“落实”到天津出版的。但我想，出版单位既然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玉刚同志又在那里工作，自是代表出版社参加编委会工作的。能在当时敢于出版红学研究的专刊，以开拓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出版新局面，不能不说是既有胆识也有眼光，因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文学作品，出一个学术专刊究竟能维持多久?何况当时学术研究刊物还不多，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为文艺研究院)这样多门类艺术研究的高级学府，也不过创刊了两家刊物，一家是综合性文艺理论研究双月刊《文艺研究》，一家就是季刊《红楼梦学刊》。但谁也没有想到，《红楼梦学刊》创刊的第一次印刷，就有85000册，随即重印超过100000册，一时扬名海内外。这可以说是《红楼梦学刊》的全盛时期，编辑部与出版社合作得很融洽，起桥梁作用的自是玉刚同志。到我开始也作主编时，还与其庸同志、梦溪、文彬同志等，应出版社邀请赴天津“百花”作客，接待我们的，就是玉刚同志与当时的出版社社长林呐同志，他们还宴请我们吃了天津有名的“挂炉烤鸭”。不久，其庸同志赴美讲学，我主持过一段编委会的工作，也与玉刚同志接触得更多一些。 198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易人，陈玉刚同志也从天津调来北京，此时各类学术刊物已遍地开花，“红学”热虽然没怎么衰退，但“独占鳌头”的时代已经结束。《红楼梦学刊》印数锐减，让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中央部门的刊物，即使不赔不赚，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也是强人所难了，《学刊》终于回到了北京。 玉刚同志调北京后先是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任职，虽不再为《学刊》操心，却和我时有来往。有一次，他来看我，谈起他正在翻译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诗作，问我能不能选几首在《人民日报》作品版发表一下。当时我正在文艺部分工主管作品版和副刊，以为这是一个好建议，因为马克思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人，也自有其感情丰富的一面，特别是青年时代，所以，他的诗也该是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的。我就同袁鹰同志(文艺部主任)商量，是否可选若干首发表。袁鹰同志是诗人，自是欣然赞同，并说索性选一个版，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马克思青年时代诗选》即将出版，《人民日报》这一版诗选的“推荐”，无疑也是对于一位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的有力支持。 1986年9月，我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工作，陈玉刚已先我来到了院属文化艺术出版社。恰值社领导新老交替之际，玉刚同志是老出版家，老编辑家，虽年龄偏大，但在当时仍是接班的最适当的人选，所以我们还是向文化部陈述原由，把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玉刚同志不愧为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老出版家、老编辑家，他担任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他任责编的历史也可看出，他从未出过一本给出版社带来麻烦的书。尽管玉刚同志赶上了所谓六十岁“一刀切”而离休的1988年，并出现过小小的误会，我并未在意。因为那是勤奋一生和献身革命的老同志，一时都会产生的不适应，而且他也很快地表示了歉意。近十年来他也曾先后作为“识途老马”，兼任过西苑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的总编，继续为人民出版事业作出贡献。在这段时间，我也先后收到他的两次赠书。一本是西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珍贵的藏画集；一本是他重新修订再版的《中国文学简史》。在去年《红楼梦学刊》20周年创刊座谈会上也曾见过一面，不料还不到一年，《学刊》又失去了一位老编委!然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刊》的“辉煌”，至今仍然深印在编者和读者的脑际，所以，每每讲到那最初的日子，老“学刊”们都会说一句，陈玉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初创之功不可泯! 二000年二月二十日于北京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