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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由梅新林先生在’99北京会议上提出，现又设为该次会议的主题。以往的红学研究，原本就含有“三文”互见的因素。索隐派、考证派的研究，脱离不了文本与文献的紧密结合，只是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些谬误；自王国维而始的小说批评派，立论之初便占领了文化与文本融合研究的制高点；建国后关于小说的时代背景、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与思想主题等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具体史料、文本内容和历史文化的彼此参证与互相发明；对小说中茶、酒、药等物质态文化的研究，与政、法、婚姻等制度态文化的研究，更是需要将有关文献与文化状态和小说文本结合起来进行；80年代后的一些著作，如《红楼梦哲学精神》①等，则侧重于从文本中发掘、发明其精神态的文化价值与哲学意义(此亦不妨看作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承绪)。“三文”融通的研究方法，不同程度存在于20世纪的红学历程，只是没有自觉形成方法论的理论构架。面临21世纪，学者们呼唤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我们以为引进现代阐释学和现象学的理论方法，以历史与现实的读者为中心，研究《红楼梦》本文的接受史，不妨视作“三文”融通与创新的路径之一。现不辞浅陋，一陈管见如下。 德国文学理论家本雅明早在1931年即提出了“双线”文学史说，认为文学史应由两条线构成：一是作家对作品的创作史，一是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史。他在《文学史与文学学》一文中说：“对作品的整个生命及影响范围，应与作品、尤其是与创作史平等相待，也就是说，要注意作品的命运、当代人对作品的接受、作品翻译情况及作品的荣誉。这样，作品便能够在心灵深处构成一个微观宇宙，乃至微观永恒。”②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尧斯是接受美学理论家，他倡导建立一种把美学因素和历史因素联系起来的新型的文学史。他在1976年出版的《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③一书中，曾这样申明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它必须说明文本的效果和意义所赖以具体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的实际过程；另一方面，它要重新构造读者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接受和解释同一文本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在衡量一部艺术作品的现时效果时，必须参照早先人们对该作品的经验史，并且在效果和接受的基础上形成审美判断。”这也就是说，接受史研究不仅有独立的学术品格，而且也是进行状态中的审美判断的必要的历史前提。尧斯从宏观接受的角度阐明接受史的本质内涵和前提条件。德国接受美学的另一位学者伊泽尔则重视文本阅读过程中本文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特点，建构了以读者阅读心理为重心的审美反应理论。他所发挥为说的“本文的召唤结构”④，从微观接受的角度阐明了经典作家作品绵延数百年的辉煌接受史之所以形成。接受美学引人中国并用于文学研究，自80年代始。接受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且学术前景广阔，大有发展余地。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已有出色的成果，如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⑤、杨文雄《李白接受史研究》⑥等10多部专著和80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于古代叙事文学的接受史研究，也有一些篇章问世⑦：《红楼梦》的接受史研究，目前除了刘宏彬先生的《红楼梦接受美学论》⑧外，尚无大的动作。如何运行接受史理论与方法到《红楼梦》研究中，应是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红楼梦》接受史与《红楼梦》研究史不同。研究史的范围，涉及到作品评价、版本源流、成书过程、作家生平与本事考证等等；接受史则以审美经验为中心，集中考察历代读者对文本的审美反应，进而窥探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红学史上的“红学”定位之争，存在着理论认识的盲区。认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才是红学范畴的说法，无疑有很大的片面性。《红楼梦》的研究史，自然应将“小说学”即小说文本的研究包括在内。而若研究《红楼梦》的接受史，则主要考察历代《红楼梦》读者对作品思想艺术的审美反应，那些远离审美经验的研究对象，则不在此内。研究史偏重客观科学的整理，接受史则强调主观能动的阐释。研究红学史需要全面客观地整理自《红楼梦》诞生以来所有的研究文献，为研究者提供系统的前期准备；研究《红楼梦》接受史在于沟通有“红”以来的审美经验，作主观能动的创造性再阐释。以自觉的接受史意识对《红楼梦》这样一部经典作品进行接受史研究，不仅能深化对作品文本的艺术特性和审美魅力的认识，而且还能开拓一个有无限潜力和魅力的学术研究领域。 《红楼梦》接受史研究的完整过程应有两个基本环节：文献学意义上的接受史料的系统整理，批评学意义上的接受历程的现代理论阐释。《红楼梦》诞生两百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积累了丰富多样的接受史料，对本文作评点题咏、写随笔杂记的读评者和20世纪的小说批评家，是《红楼梦》接受的主体，他们以自己的审美视野对文本不断作出反应、解释，而且在同一个问题上见仁见智，呈现多样的阐释角度。若对接受史料作逻辑归类和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其深刻见解与合理方法。在此基础之上，运用阐释学、接受美学的研究范式对接受史作进一步的思考，可获得对文本的更深理解。研究《红楼梦》的接受史，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批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小说家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 所谓效果史就是文本在读者中产生的审美效应的变化史。《红楼梦》在不同时代、身份、性别、文化修养的读者中的接受效果很不相同，在小说人物的优劣评价上、爱憎取舍上，故事情节的审美反应上，语言文字的鉴赏趣味上，都会呈现或强或弱、或正或反、或浓或淡、或高或低的差别；作为一部特殊的小说文本，《红楼梦》甚至在人的行为方式、情趣心态、理想信念诸方面因素渗透到读者的精神生活中，并引起读者的情感变异。18世纪的中国少女，会为多情的怡红公子伤痛悲哭，终至断肠夭亡；20世纪末的女大学生，却多愿意把选票投给柳湘莲。“娶妻当如薛宝钗”的梦呓，两百年来时断时续，飘忽在中国文人苍白的情感之夜；钗黛优劣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喧哗，而蕴藏其后的阅读接受心理，却有其在在而殊的历史文化因素。效果史研究，即是考察《红楼梦》审美效果的嬗变及文化成因，包括读者群的构成及其变迁，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反应，进而从中探寻读者审美趣味的演变轨迹。脂批中一些调侃式的评语，研究者对其美学价值往往评价不高，但从接受学理论而言，却是极为真切的效果史材料。赵景瑜先生以及其他学者所进行的《红楼梦》问卷调查，涉及当代读者的文化身份构成以及他们的不同接受反应，深入到当代读者精神生活的诸多层面。应是效果史研究范围之一例。倘若输入接受史意识和研究范式，此类研究当获得一个崭新的风貌。 在效果史的基础上深化，即进入阐释史研究。阐释史是历代批评家对文本的创作根源、主旨要义、风格特征、美学意义等进行分析阐释所形成的历史；阐释史研究，是对这些阐释重新进行思考分析，是阐释的阐释。它可以展现阐释历程，揭示文本的“意义整体”。现代阐释学认为，文本的审美结构蕴藏着一个多元的“意义整体”，它不可能在第一次阅读时向读者全部开放；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无限趋向未来的过程，对本文阐释的再阐释，是进入文本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的理性行为，而并非学术上的随意选择。重新审视《红楼梦》的阐释史，并对它加以新的阐释，不仅是适应建立当代红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需，而且也适应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延续和发展、中国人文化心态与生命精神薪火传递之需。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集中国文学文化之大成的宏著，一些批评者或蔑视前贤旧说，不屑采择，或沿袭前贤旧说，无意申明，这不仅无助于揭明文本的“意义整体”，治学态度也欠谨严，研究方法更是失之千里。当然，今人的再阐释，也只是恒久的阐释史的一个中间环节，阐释史具有通往无限未来的指向。阐释史研究的意识和方法，使研究者能系统整理旧说，解除一些学术疑难，提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而不是随心所欲，对一些虽能自圆其说然却是曲解、误读的所谓定论，不加辨析地承绪或搬用。因此，阐释学的方法可以消除诸多无谓的论争。刘宏彬先生对《红楼梦》主题接受史上三大范式的研究，即是对文本主题旧说的一个有效的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复合式主题说”，较为全面、客观，与刘敬圻先生的“《红楼梦》主题多义性”⑨之说颇多暗合。 此外，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有着与抒情文学不同的文本阐释史，即历代的小说评点(包括王蒙的评点)虽是感悟式的零星评说，不能如现代批评理论那样自成体系，这也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要因，但若运用接受史的研究视阈，对其进行系统的史料整理与理论阐释，便可发掘出很多精辟深邃的见解，使得其潜在的小说理论系统借助阐释的阐释而清晰地彰显出来。故而运用阐释学的研究范式来重审各类评点，不仅能化零碎为整一，变散漫为系统，而且还能归结出极为宝贵的有关小说创作的审美体验与哲学沉思，加之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其他古典作品的评点史料的结合研究，便可重构中国古典小说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个相当具有学术魅力的研究界面。 文本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创作影响，被历代同题同类之作反复摹仿、借鉴、翻用，就形成了文本的影响史。《红楼梦》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作品面世后续作、仿作纷呈，一时蔚为大观，此可以视作整体的直接的影响；其二，20世纪的诸多优秀小说，在形象设计、情节构思、主题要旨、语言风格、象征意象或是叙事章法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红楼梦》的影响，有的作家甚至宣称，自己的创作取意、借鉴于《红楼梦》的地方甚多，此可视为局部的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也可找到它的斑斑印痕，因此《红楼梦》的影响史研究，又可引入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其三，根据小说文本改编的故事、绘画、戏剧曲艺、影视作品，是小说文本的艺术变异，变异品与原著的距离和差异是一种必然存在，评价其所变异部分的“功”与“罪”便成为理论家不断提起的话题。影响和借鉴的复杂多样性，是影响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此角度而言，探究改编作品的功罪便意义不大。影响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参比异同优劣，提高鉴赏能力；总结影响规律，丰富创作方法；开阔理论视野，更新红学观念。上述几方面的研究，都或多或少进行了一些。如赵建忠先生的《红楼梦续书研究》⑩，是一部需要文献学功底、显示《红楼梦》文本的影响史之一侧面的力作；李爱冬先生对《红楼梦》子弟书的研究，刘锋杰、吴家荣、吴敏等人对《京华烟云》、《金粉世家》及巴金、茅盾、张爱玲、白先勇小说创作中接受的《红楼梦》之创作经验的影响研究，饶道庆关于《红楼梦》和金庸小说的研究，当代读者对《红楼梦》影视剧的诸多评议，等等，皆可列入《红楼梦》影响史研究的范畴。当然，这些研究评价并不一定都自觉运用了接受史研究意识和方法，但研究本身体现出影响史研究领域的无限宽广与永恒。三种影响史研究，以对后世中国小说乃至域外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为最具开放性魅力的研究领域，可以预言，只要人类文明存在，这种研究就将永不消亡。当代小说作家关于重读古典、重返古典的自白，没能引起批评家们的重视；一些作家本身就是理论素养极为深厚的小说批评家，他们的作品也富有某种古典的魅力，如曹文轩的《红瓦》、马瑞芳的《感谢四季》等，当代文坛好评如潮，然尚未获得《红楼梦》研究者的青睐。王蒙10年前“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之语今犹在耳，暗中契合并努力实践之者，或许并不多见。当然，后世小说创作从《红楼梦》中接受的影响，体现在文本中可能是彰显可见的，更可能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而后者应属更高境界的借鉴和接受。因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个性气质等诸多精神态的文化价值，在后世垂直接受过程中是无形的和恒久的；作为有较高文化素养、身为小说家的接受者，又因其知识构成、“接受屏幕”和创作观念的各各有异，会在文本中表现得千差万别；处处有形迹可寻甚或体貌相似的作品，不是借鉴之后的再创作，而类于剿袭。那种认为现代小说创作没有一部和《红楼梦》相象、不存在所谓借鉴因而也无须进行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的说法⑪，显然失之偏颇。 从阐释学的理论出发研究《红楼梦》，势必要改换我们的观念，更新我们的视阈，在方法上将文献、文本、文化融通起来进行。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的部件构成，是那些评点题咏文字、随笔杂记、批评文章著作以及续书仿作、小说戏剧影视作品等，而当它们进入接受史研究的学术视域，便获得了文献的含义，具有无尽的史料价值；而文本的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本身，是一个个浸透时代的、历史的、哲学的、审美的、政治的、经济的等诸多文化因素在内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渗入，使得红学研究运动化、群众化、政治功利化，带来了文本的效果史、阐释史与影响史在某种程度上的彼此渗透、消融与嬗变，这使《红楼梦》的接受史天生带有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接受史的特色。 《红楼梦》的接受史研究，使得红学资料的系统整理成为前提性必要。接受史料的整理爬梳，不是单纯的史料辑录或史料集成、论文选编，接受史研究者也不同于以往的选家、史评家。以往诸多史料性编著，如一粟《红楼梦卷》，将出的吕启祥、林东海先生主编的《红楼梦稀见资料汇要》⑫，和一些史论性著作如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与《续稿》⑬、韩进廉《红学史稿》⑭、刘梦溪《红学》⑮、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⑯等，虽具有其自身的系统特点，有的更注重学术史，但皆非接受史料的系统整理和接受历程的现代理论阐释，缺乏自觉的接受史意识；目前我们正在编辑整理的《红学稀见珍本丛书》，其中评点卷、随笔卷、题咏卷、批评卷(以及考证卷、索隐卷中的部分内容)，可以作为《红楼梦》接受史研究的史料准备，但遗憾者，该丛书只收集专著而割舍单篇文章，且下限止于1949年。一些有识之士关于成立《红楼梦》资料中心的建议，也许只是一个浅梦。接受史料的系统整理，只有靠研究者自己的勤奋搜集爬梳。 《红楼梦》接受史研究，与80、90年代伴随文化热而起的“红楼梦与传统文化”研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研究视阈。其不同在于：“红楼梦与传统文化”研究，着重探寻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在小说文本中的斑斑印迹；《红楼梦》接受史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后世读者对小说文本的审美接受、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等。前者是上溯文化之源，后者是下讨文本之流。两者的时空领域有很大的差异。其联系在于：《红楼梦》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员，研究《红楼梦》的接受史，也是在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流。故而《红楼梦》接受史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与发展史的研究。它将使中国人的生存价值、行为方式、情感准则、审美理想生生不息，指向永恒的未来。在99年5月中旬北大红学研究小组成立大会上，我们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个走向”的研究观点：一个中心，即以作品文本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员，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今人可从作品文本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因素来探讨中国古代人之生命存在价值与情感行为方式，及作者的理想精神之所在；它作为传统文化的杰出一员，又对后世文学艺术、文化精神起了重大作用与影响。四个走向，即走向普及——提高读者人文素质，以通俗的形式实施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走向实践——以其成熟的艺术经验、审美指向指导当代的文学创作，提倡作家的学者化；走向世界——将文本置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以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它和域外文学的关系，建立“比较红学”的话语体系；走向未来——将《红楼梦》放在一个接受史的动态生成状态中，将今人的阐释视作无穷远的永恒阐释史的一环，使传统文化的麟髓凤乳能够滋养更多后来者的精神生命。今天，我们仍然持此观点；《红楼梦》接受史研究中上述观点的一个有机构成。 目前，我们的一个课题组正在展开“经典作品接受史”的研究工作，选题已获通过；我们也忝列其中，开始了对新理论新方法的运作。就《红楼梦》这部特殊作品而言，要研究其接受史，原非一人一书即能完成；可展开研究的层面和角度很多，评点随笔、论文专著的阐释，续书仿作、改编作品等的优劣，甚至仅仅人物形象的论争史，就可作单独的研究。刘宏彬先生的《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有其自身的特点。该书第一章绪论部分和第二章，是对接受理论的再阐释和对《红楼梦》接受研究的概述：第三章“《红楼梦》主题之接受”和第六章“《红楼梦》诗歌文本的三级接受”，恰系宏观接受和微观接受两大研究范式的类例；其余四、五、七、八数章，属于“著者的‘个人接受’，而非广大读者的‘社会接受’”⑰，即第六章亦是著者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对《葬花辞》所作的个体接受，与本文所说的接受史研究有诸多不同。如能在红学研究者中间，树立起明确的接受史意识，组织有生力量，有规划地进行各种侧面的研究探寻，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可既避免撞车，又能构成完整的体系，开创红学研究的崭新局面，推动21世纪的红学发展，并借此促进其他古典小说及其他叙事文学经典作品的接受中研究，进行并完成从抒情文学接受史研究到叙事文学接受史研究的过渡。这是一个颇为可观的学术前景。 研究《红楼梦》接受史，应是21世纪红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 注 释： ① 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本雅明《经验与贫乏》页250－251，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③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④ 伊泽尔《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 台湾成功大学1998年版。 ⑦ 详见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之《附录》中页332—338“接受史研究论著简目”。 ⑧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⑨ 刘敬圻《<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困惑的明清小说》页241—23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⑩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⑪ 1999年11月11日金华会议闭摹式上，李希凡先生亦持此说。 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⑬ 上梅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⑭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⑮ 1988年初版，后增补若干篇章，更名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出版。 ⑯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⑰ 《红楼梦接受美学论》页136。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