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虽然喜读《红楼梦》，但从未认真研究过。刘冬先生牵头开一个座谈会，座谈《红楼梦》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他看我是搞哲学的，便邀我参加。他的热情使我感动，便欣然应诺。我谈什么呢?近十年来，我接触了佛教(主要接触禅宗)，便想从禅佛教的角度谈谈《红楼梦》的本旨。 早就有俞平伯先生提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99、66空”。可是曾经受到许多文章的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可惜我这次重提《红楼梦》的本旨是禅佛观念时，却未能找到他的那篇文章，他的《学术论著自选集》竟然未收进，不知何故。 在那次讨论中，还有一种很极端的意见，即完全否认曹雪芹受佛教思想影响，《红楼梦》根本没有“色”“空”“梦”“幻”等佛家观念，虽然用了“色”“空”等字样，还有“空空道人”，“警幻仙境”等描写，不过是“小说家言”，一种写作技巧而已。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曹雪芹是受佛家思想影响，但不能“强调”，更不能说他“有宗教情绪”，否则就降低或冲淡《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 ． 现在距离那次讨论《红楼梦》已有近半个世纪，现在已没有多少人专谈《红楼梦》中的佛家思想了。但问题似乎并未真正解决。所以重提一下，也许不算多余。 一 《红楼梦》的本旨是什么?我觉得首先要尊重曹雪芹本人的意见。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明确讲了他写的《红楼梦》有一个大旨，又有一个本旨。在他那里，大旨和本旨是有区别的。 大旨是说“书中所记何人何事”一一“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Ft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又借空空道人的嘴说：“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诲淫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这是空空道人看了《石头记》后说的一段话，同前面作者的自述完全是一致的，并点明这是小说的“大旨”。大旨是讲小说写的“何人何事”，也就是以曹家兴衰为基本依据、以曹雪芹本人为主要模特儿，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以及其他女子的故事，以“谈情”为主要线索，创造出这本《红楼梦》说。 小说体现其大旨是十分成功的。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和悲惨结局，表现了他们对封建家长制度的不满，他们反对科举和八股文，耻于儒家的读书做官论，公然抗拒封建婚姻和男尊女卑思想，还反对某些等级观念。在描写贾府由盛转衰的历程中，十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宦豪富之家内在的重重矛盾和污秽腐败的不治之症。一群青少年男女的形象就是在这一由兴转衰的封建大家庭中塑造出来。人们说《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大概是指这些方面。 同一个曹雪芹也明明说过：“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第一回)这是在讲了小说写“何人何事”之后紧接着讲的。但有些人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本旨)，似乎后者只不过是曹雪芹耍了一点小说家的技巧罢了，不能认真看待的。 什么是本旨呢?从曹雪芹写的“梦”、“幻”等的情况来看，《红楼梦》的本旨是用佛家思想(也有道家思想)对贾府由兴到衰的转变、贾宝玉以及众女子命运的归宿等重大事变的深层解释。这是很抽象的层面，是从哲学上挖掘兴衰、命运的本质根由。它虽然写得比较简单，但它是从总体上和深层根由上囊括故事的。我们不难看出，曹雪芹是懂得不少佛道哲学的。他处于乾隆时代，宋明理学已早有人进行了或深或浅的批判，特别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曹雪芹对儒家读书做官论和压抑个性等是不满的，这与已经存在的理学思想批判的背景是有联系的。所以，在《红楼梦》中有极其显著的非儒思想，又有极其明显的佛道观念。这是曹雪芹的一种选择。贾宝玉身上的非儒祟佛表现，可以说是曹雪芹思想的写照。 二 曹雪芹在小说中用了“梦”、“幻”等字，是否可以说这仅仅是“小说家之言”，是为了引出故事作的一些纯技巧上的安排呢?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从主要内容上看，并不是什么技巧安排，而是曹雪芹对《红楼梦》本旨的明确表露。 在第一回，精心创作和安排了一个跛足道人唱的《好了歌》，《好了歌》的大意是奉劝世人不要追求功名、富贵、金银、娇妻和儿孙福等，“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所以称为《好了歌》。接着甄士隐对《好了歌》有一段注解，如：“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等等。《好了歌》及其注解，既有对贾府以及贾府中一些人物未来命运的暗示，同时又是从道家哲学思想层面对上述命运的解释。《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木炮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第九章)《老子》包括“反者道之动”和“物极必反”等丰富辩证法思想，《好了歌》是用更生动的语言表达了“物极必反”思想。贾府的由盛转衰就是“物极必反”、“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典型实例。在这里，技术上的巧安排和从道家思想上表露《红楼梦》的本旨，完全结合起来了。 在《红楼梦》中，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难解难分的。本来佛家思想特别是禅宗思想，在不少方面是与道家思想一致的，佛教的中国化一一禅宗更是吸收了道家的辩证法。佛教认为，人生皆苦，而苦恼的根源在于无明和贪欲。所谓无明，就是不明白佛家所讲的哲理，特别是“缘起性空”的哲理。万事万物皆是“因缘和合”而生，形成一个事物的因缘(因素和条件)分解了，该事物便捎散了。事物只有暂时的存在，并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或本体。这就是佛家所讲的“空”，即“缘起性空”。这种“空”和“有”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故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能离色言空，也不能离空言色。确实，“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种色空一体论，具有不可否认的辩证思想，把它一笔抹煞。说成是消极思想，是未免太简单化了。贪欲，是佛教坚决反对的，认为贪是一切坏事的最深思想根源。贪、嗔、痴三毒中贪欲为第一毒。贾府本身就是一个贪欲炽盛的场所，贾府中的诸种丑事无不是贪欲的表现。所以，最后都有“报应”。佛教思想和道家思想都可以用来解释贾府的演变史，这也许就是曹雪芹安排一僧一道、佛道思想不分的原因。 正是由于《好了歌》是一种道家和佛家的哲学思想，是用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当然也能解释贾府的事变。因而，《好了歌》虽然仅仅出现在第一回，但它却是贯穿于《红楼梦》故事始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红楼梦》的本旨。 《红楼梦》十二支曲既体现小说大旨，也包含浓厚的佛家思想，体现小说本旨。 一方面，十二支曲是象征《红楼梦》十二女子的命运和归宿，也暗示贾府的由盛而衰的趋势。另一方面，十二支曲的最后一曲《飞鸟各投林》，却从佛道思想上对十二女子的命运作了总结：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一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个总结中，一是从结局上概括荣、宁二府的未来，二是对十二钗都有最简短的交代。在这个总结中，充满了因果报应观念、命运前定观念以及盛极必衰的观念。主要是佛家思想，也是道教思想的体现。有人说，十二支曲是“盛极必衰、衰极必盛”的循环。但我看不出“衰极必盛”表现在何处。佛家有宇宙的大循环思想：成、住、坏、空循环不已；但在具体的社会事物上并没有循环论，而是因果报应论以及由因果报应推出的“命运前定”论。用佛家观念对十二钗作总结，正好表明了曹雪芹是在本旨的意义援用佛家思想的。 贾宝玉参禅、出家是《红楼梦》本旨的主要标志。 在第一回，甄士隐的遭遇，可以说是贾宝玉所走道路的一个象征性的缩影。元宵节，他的女儿英莲由家人霍启抱去看灯，不幸被人拐走，对他打击不小。接着，由于葫芦庙里失火，连及一条街被烧，甄家也被烧成一堆瓦砾场。他投奔岳丈家，又受冷遇。于是贫病交加，日益苦闷不堪，听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便顿生解悟，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的褡裢抢过来背上，同疯道人飘然而去了。虽然具体情况同贾宝玉不同，但归宿是出家，是同贾宝玉一样的。正是在这个大的归宿上，甄士隐的遭遇和归宿，是贾宝玉的象征。 第一回还有“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白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的话；更有空空道人见得一块顽石，原来上面写的是“无才补天、幻形人世”等语，也预示了贾宝玉在人间走了一回后是要出家，返回大荒山青埂峰的。贾宝玉不止一次地说：林黛玉死了，他要做和尚去。 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听曲文宝玉悟禅机”的情节(第二十二回)。贾宝玉在薛宝钗生Et看戏时，听了薛宝钗介绍的《山门》中的一支《寄生草》后，大加赞赏。《寄生草》的内容是： “漫韫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由于演戏的一个女孩子很像林黛玉的事闹得贾宝玉两面受气时，就很快想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话来，似有感悟，便参究禅理，写了一偈和解释偈的《寄生草》。偈云：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这首偈的直接意义，是说彼此都想从对方的言行得到感情的印证，但， 只有无求于外，不去从他人身上寻求证验，才是真正的证验；只有这样的非证验的证验，才算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境。这里面虽有一定禅意，但毕竟未完全破除法我二执，谈不上彻悟。故尔林黛玉看后，便续了两句：“无立足境，方是干净”。林黛玉的续偈确实破除了法我二执，类乎禅宗六祖惠能偈中“本来无一物”的意思。但林黛玉的续偈并非想使其进一步解悟，以便早日达到禅境，不过是想宝玉自觉到“这样愚钝，还参禅呢”，以后再不参禅了。 但贾宝玉并没有因林黛玉的启发而不再参禅，他的最终结局是出家。于是有人提出：我们不可能知道贾宝玉的最后出家曹雪芹将要怎样去描写，但我们也很可以怀疑一下，未必真正是由于所谓“解悟”。 但这个怀疑未必很有道理。在第五回，警幻仙子已预示：“或冀将来一悟，未可知也。”其实是说，贾宝玉将来是会因悟而出家的。鲁迅也说过：“宝玉出家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绛洞花主)小引》)这是肯定了续作(如果是续作的话)对贾宝玉出家结局的安排，而只是指出其描写上的缺点。 禅宗是讲顿悟的。但禅宗讲顿悟并非不经过渐修和遇到某机缘就能顿悟的。禅宗史上有相当多的人出家之后，修习多年，才在某种机缘的触动下，自识本性，顿悟成佛。而在顿悟之后，还要继续修习，方能进一步根除旧习，巩固和提高悟性，真正进入最高层次的涅槃境界。从前八十回的描写中已经显示，贾宝玉是有悟道根器的。他反对儒家思想，倾向于道家思想；当他感到困惑和寂寞时，就想到参禅，写出禅偈。这都暗示他会走上出家的道路，达到解悟的。至于在什么时候才真正顿悟成佛，那是一个不必细说的问题。《红楼梦》不是宝玉修行史。 从《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发展来看，贾宝玉的解悟出家是必然的。他的那些具有“叛逆性”的思想和言行，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的历史条件下，总是碰壁，给他造成了极大的愤恨、苦恼和孤独。因苦恼而求解脱，因受佛家思想影响而通过参禅达到解脱，最后干脆出家，便是贾宝玉最易想到的一条路。他的家庭中就有惜春出家，还有几个小戏子芳官、葵官、药官出家。他家出资建立了几个寺和庵。他还同带发修行的妙玉密切友好。这种浓厚的佛教氛围则是使宝玉易于走上出家之路的环境条件。贾宝玉是非儒而崇佛道的，则是贾宝玉出家的另一思想基础。 贾府的十二钗命运均不好，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佛道思想，如十二支曲中所象征表达的那样，但出家的则只有惜春。所以，说《红楼梦》的本旨是佛家观念，并非仅仅表现在参禅、出家和动辄就谈“色”“空”上。 三 《红楼梦》既有大旨，又有本旨，二者是不是矛盾的呢?并不矛盾。曹雪芹本人也不感到矛盾，所以他既提出大旨，又提出本旨，二旨都是存在于同一本小说之中的。 这二旨在小说中的比重是不同的，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写大旨，而明确写本旨的则少得多。但本旨又是对贾府由兴到衰的转变的一种解释，是对小说中十几个主要人物命运的一种解释，即从佛道哲学上的一种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旨又是贯穿于小说的大过程中的。这二旨之所以不矛盾，还在于小说事件的发展和归宿，是合乎情理，又合乎佛道思想逻辑的。以贾宝玉为例。他的叛逆思想和行为在封建势力极大的贾府中处处碰壁，只能落得失败的结果；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具有必然性。这就是情理。而贾宝玉唯有出家，同样是合乎情理。如前所述在种种碰壁和矛盾中，他感受到极大苦恼。而在他的周围本来就有比较浓厚的佛教氛围。这些环境条件通过贾宝玉要求从苦恼中解脱出来的心理而发生作用，出家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贾宝玉的出家，是贾府由兴转衰的象征，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悲剧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最终表现和归宿。所以，贾宝玉的出家并不是同他的叛逆性格相矛盾的，而是在当时条件下表现叛逆的一种形式。 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出家才是表现叛逆的唯一形式。林黛玉这位悲剧人物是不会出家为尼的。他也不希望宝玉参禅越走越远，以致使他们的爱情终成泡影。所以，她虽然“一年三百六十Et，风刀霜剑严相逼”，她的爱情成了幻想，在极其孤独和忧虑的精神重压下，只能是折磨而死，不会走惜春走过的道路。但这一种悲惨结局也同样没有出乎《好了歌》和“梦”“幻”观念之外。在曹雪芹看来，也是可以用本旨来解释的。 有人不同意小说的本旨是佛家“梦”“幻”观念，认为强调了这种观念就会贬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社会价值。其实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首先，《红楼梦》小说反封建，只是在某些局部方面的反封建，并未触及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当时资本主义的因素还不多不大，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也传来极少，封建社会虽然开始由盛转衰．但封建势力仍然很强大。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那些颇为开明的思想家也谈不上反对封建基本制度。在一个正在没落的官宦富豪的贾府中，只能产生像贾宝玉那种类型的叛逆者，不可能产生对封建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叛逆。从历史观点看，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对他的“反封建水平”是不能夸大的。 另一方面，处于当时历史条件下，曹雪芹也不可能有更高明的思想(哲学)去解释贾府的兴衰和人物悲剧。佛家和道家观念是现成的哲学，他便用来解释贾府的兴衰和人物悲剧。这也是不能苛求于曹雪芹的。 还有人说，贾宝玉出家是完全“逃避现实”，是纯然消极的因素。这涉及到对宗教的评价。在许多人看来，宗教就是“鸦片”，就是唯心论，就是迷信，甚至就是反动，说信宗教就逃避现实，还是比较轻的批评。这种评论是很武断的，很不公正和科学的。就以出世和人世来说，佛教徒并非都是逃避现实的，特别禅宗更是强调人世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壇经》)所以禅宗不强调削发为僧，认为即使在家里，也可以明心见性而成佛。大量的佛教徒为社会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还有，佛教(特别是禅宗)是不能等同于迷信的，禅宗更是反对迷信鬼神和宿命论的。同时，佛教中除了唯心论因素，还有辩证法因素，一笔抹煞其中的积极因素也是不科学的。 再回到贾宝玉，他的出家也并非纯然消极的。他的出家可以从心理层面上求得解脱，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如上所述，他的出家也是叛逆性格的继续，从这一意义上说，也是有积极一面的。否则，贾宝玉该怎么做呢?他同农民没有联系，不可能拿起锄头，在农田中去谋生活。他更不可能重新“反省”，真的走上“仕途经济”，真的取消他的叛逆性格。他不会自杀，像贾府的个别人那样。在万般无奈中，他只有出家这条路，这才是他的必由之路，也是最好的一条路。简单地用“逃避现实”一顶帽子，是未免太简单化了。 还有一种意见，说曹雪芹虽然“多少沾染”了佛家思想，“但这并不等于信仰佛教，并不等于有宗教情绪”。但这是不足以否认《红楼梦》的本旨是佛家“梦”“幻”观念的。曹雪芹以自身作为贾宝玉的模特儿，但曹雪芹不等于贾宝玉，《红楼梦》也不是《曹雪芹传》，《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属于历史学的人物传记或家族史书。所以，曹雪芹不信佛教，并不能说明他不懂佛教，更不能说他在小说中不能写主人公出家。何况曹雪芹还“多少沾染”了佛家思想呢!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01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