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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唁陈玉刚同志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邓庆佑 参加讨论

     今年2月3日上午9时,我有事外出,在宿舍楼门口的黑板上.忽见贴有陈玉刚同志治丧小组的讣告,知道玉刚已于两天前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定于今天上午10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告别室向遗体告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我思想上没有半点准备。而且此时离向遗体告别,只有一小时了,在我国盛大传统节日一一兔年春节除夕前一天,北京街头人如潮涌,车辆往来如蜗牛爬行,要在一小时内赶赴七、八十里的八宝山向玉刚遗体告别,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了。我在惊愕、惋惜、伤感之余,不禁回想起这二十年来我与玉刚的交往和友谊。
    一
    我与玉刚同志是小同行,参加工作以后,数十年来都是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但是我们结识并时相交往,却是近20年来的事.]979年春天,文化部、中宣部先后批准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室(稍后升格为研究所)和创立《红楼梦学刊》、,5月20日,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四川饭店,正式成立学刊编委会。我与玉刚同志,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的。当时他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业务负责人之一,电是学刊从组织选题到安排出刊的具体负责人。此后不久,我调入红楼梦研究所,并负责《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从此,我与玉刚就经常接触。
     学刊编委会成立时,离1978年12月18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还不到半年。这次全会实现丁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不仅结束了自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在“两个凡是”口号的制约下,工作徘徊不前、步履艰难的局面,而且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开始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既全面坚决,又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开幕十天前,即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思想。此后,作为总设计师的小平同志,又对新形势下我国内政外交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日程;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作了极时、深刻的论述。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更指出,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度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的一切文艺工作者,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的创作、研究或评论之中。“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红楼梦学刊》,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创立的。在《创刊词》里,它这样宣告:
    本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民族学风,提倡不同学派观点相互争鸣。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禁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凡属认真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论著,不管其学术观点如何,本刊都予刊载。
     《红楼梦学刊》出刊后,以其形式多样、内容新鲜,较以往更具有学术性,立即吸引着国内外广大读者。9月份创刊号上市,两万册刊物,一月售空,12月又加了6万5千册;第2辑11月出版,一次就印了7万4千册,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掀起了红学研究一次真正大繁荣的到来。在此基础上,又促成中国红楼梦学会于1980年7月成立,也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会、学刊,三两年内,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这当然是由于三中全会精神指引和红学界全体同仁努力的结果,但也与编辑出版工作有关。而作为百花文艺出版社业务负责人的陈玉刚同志,他看准三中全会给出版工作带来的有利时机,紧紧抓住此一选题,积极安排出版,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开放改革。我国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红楼梦学刊》编辑部,是红楼梦研究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红楼梦研究所,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的一个所。我院虽是事业单位,但经费紧缺,刊物编辑部一些日常活动经费,要全部靠国家拨款是有困难的。这一点,我不止一次对玉刚同志说过,他也很清楚。为此,他对我说,按出版领导部门规定,现在社科研究论著的最高稿酬,一般是每千字18元,考虑到学刊编辑部工作的实际需要,他已向出版社主要领导建议,学刊所发文章,一律按最高稿酬支付,编辑部对作者付给稿费时,可酌情处理。为此,我们就将每期剩下的部分或三、四百元,或四、五百元,用于每年召开一次编委会,给编委们年终送份挂历,给常务编委们每期象征性地发给几十元补贴,等等,解决了此项无其他资金来源的困难:
     正当学刊工作继续正常发展,并日益受到广大《红楼梦》教学、科研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日益关注和支持的时候,由于国家开放改革步伐加快,各部门各单位工作任务日益加重,而当时学刊实际决策和运作的主要负责人,如主编和常务编委们,无一例外,都是由在北京其他一些单位工作的同志业余兼任。在变化了的经济、文化和科教建设的新形势下,由于各自单位和各自岗位的任务繁重,他们已难于他顾;加上由于内部的其他原因,从1983年初开始的一段期间里,工作很难开展,正如学刊编委之一张锦池同志1999年5月在学刊创刊二十周年庆祝会上所说,那时编辑部的工作,几乎到了唱独角戏的地步。这种情况,当然受到玉刚同志的关注。为此,我一再向玉刚表示,只要我继续留在编辑部,我会按时、按质、按量发稿,保证学刊继续正常出刊。
     然而时隔不久,到1983年下半年,玉刚同志突然离开百花文艺出版社,调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任副总编,学刊的出刊工作,由该社编辑邱思达同志与我联系。到次年初夏,又接到该社领导来信称,由于学术刊物连年增多,读者有更多自主选择的余地,学刊的发行量逐渐减少,所以百花出版社准备放弃对它的出版,希望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移到别处,并约请学刊主编冯其庸、李希凡同志和有关人员前去商谈.为此,大约在六月上半月,两位主编和我一行三人去了天津,并与百花文艺出版社几位领导同志一起交换情况,陈述意见。鉴于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和必要的时间进行安排,且按照以往工作进度,当年第3期学刊已于4月下半月发稿,现在要重新寻找出版单位,重新安排印制发行,无论如何是来不捷了。在同意将刊物移到别处出版的前提下,我方要求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们,准许将当年全部四期学:刊出完,从次年年初开始,一定移到别处。在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下,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几位领导都同意了。
     在当天交谈中,我从该社一位负责财务工作的领导口中得知,当时学刊的发行量,每期一万九千多册,纵使不考虑学刊出版后,发展学术问题上所生的积极影响,单纯从经济考虑,虽然盈利可能不多,但至少不会赔本。所以我向这位领导提出了这一看法。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而是告诉我,“还有你们内部的不同意见”。这“不同意见”由谁提出?是什么样的意见?他没有明确回答,我也没有必要去猜想。从玉刚同志离开前后,出版社在对学刊出版工作上出现的两种不同情况的迅速变化,我怀疑这不仅仅是经济原因,或许也存在着别的更深层次的、同样是“内部的不同意见”。当然,这“不同意见”又是什么,我觉得也同样没有必要去猜测了。
     于是,从1985年开始,《红楼梦学刊》转移到了北京,由文化艺术出版社继续出版。
    三
    1986年,学刊编委会的主要负责人都先后被正式调入我院工作,主编冯其庸、李希凡分别任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玉刚同志亦被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调来我院文化艺术出版社任社长和总编辑。虽然由于学刊的稿件直接改由编辑部发出,不用经过出版社编辑部门之手,至于稿费定规定额,亦早已固定,不用玉刚费心,但老同志、老朋友仍然齐集一起,对于研究和改进工作,自然比以前更为方便了。然而这样的日子实在太少,1989年玉刚因已到离休年龄,如期离开了文化艺术出版社领导岗位;次年1月,我也从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编辑部退休。
     玉刚离休后,先后被大众文艺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聘任为总编辑;我退休后,亦返聘到研究所继续工作。由于从1986年起,我与玉刚两家只隔着一条马路,比邻而居,时相来往。出于关心,当我从原岗位退下来时,他几次邀请我到他所在出版社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并说在上班时间上,可以给予一定的照顾。我感谢他对我的真诚友谊和盛情邀请,因已答应研究所的返聘在先,且又想趁自己身体尚觉康健之时,将一些没有写完的东西,尽快写出来,不愿在退休之后,再事奔忙,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赶路坐班上,所以谢绝了。十余年来,当然我们还一直互相来往,有时在金台路大街上碰到,就交换意见,相互问候。学刊有活动,也通过我去邀请他参加。比如去年学刊创刊二十周年的庆祝会,亦是我打电话通知他出席。因当时西苑出版社的编务繁忙,他委托我代为请假,并代他向与会的红学界朋友们问候。9月份得知玉刚的夫人陈玢同志病逝,打电话慰问时,他告诉我,陈玢是六月下旬逝世的,因她生前嘱咐,死后不要告诉亲友,以免麻烦别人。于是立即在天津买了一块地方,将她的骨灰安葬了。又嘱愿我们今后彼此多加保重,使身体永远健康。不想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此后四个多月未见,到今年2月1曰早上六点多,他突然脑溢血发作,救护车一到,抬上担架,没有等出家门,就溘然长逝了。
     玉刚同志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那样突然,又是那样干脆利落,比起那些长期被病魔困扰折磨,最终不免一死的人,幸运多了。若按因果报应的说法,这是前世修德,今世修身的结果。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作为曾经为一个事业共事过的同志和朋友,我对玉刚的逝世,又不免产生伤感、惋惜,以至于悲哀。因此,写了这篇文字,作为我对玉刚永远的回忆和悼唁!同时也意在告诉红学界的朋友,特别是年青的朋友们,陈玉刚同志是怎样以自己之力,为红学界的朋友们做了工作,也为红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愿玉刚永远安息!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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