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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索隐派红学的阴霾弥漫一时，什么明珠家事说，顺治与董小宛故事说，什么康熙朝政治小说说，明清兴亡史说……连同千奇百怪、臆想非非的“猜谜”附会，淆乱视听，令人如坠五里雾中。正象鲁迅先生说的：“谁是作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1921年，胡适发表了研究《红楼梦》的专论《红楼梦考证》，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出版，大胆地向索隐派旧红学公开宣战——指出他们都“走错了道路”，“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胡适、俞平伯用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史料，对《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进行考证，确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并对他上世的地位、官历、家世的兴衰变迁加以考证，认为“《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的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又通过考证指出《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著，乃高鹗续补。同时也对《红楼梦》作者的态度和作品风格进行了评述。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前后呼应，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时的红学研究领域确实起了摧破旧说、开辟新风的作用。尽管《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在根本观点上、在史料把握上、在方法论上，都有其局限，有其不足，甚至有其谬误，但是比起旧红学索隐派，它毕竟较为科学、较为合理、较为易于为人们接受。当时虽然旧红学并未承认他们的失败，并未偃旗息鼓，甚至仍在谬种流传绵延不绝，但是《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毕竟提出了新见解，实践了新方法，树立了新风气，从而高高地树起了新红学的大纛。他们呼唤着新军，向着新的研究境界、向着红学史的新阶段，迈开了雄健的脚步! 由于受胡适、俞平伯的影响，用考证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人越来越多，或报刊著文，或发为专著，在《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的二十多年中连绵不断。这样，在红学研究领域便形成了一股潮流，并且逐渐发展为主流。新红学的观点及其思维论证方式，几乎衣被着一代学人，影响着一代学风。尽管诸多作者在观点和论述上小有区别，但是绝大多数研红著述的观点基本是在新红学的写实自传说的范畴之内，从作者、评者、续者、版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之关系等方面提出问题，引据史料加以考证。 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都有其客观必然性：任何一种新说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新红学考证派也是如此。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内容不断扩展，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同时也日益暴露了它先天不足的弱点。当年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时，受到当时史料的限制，只是大体考察了曹雪芹上世的经历，粗略地勾勒了曹雪芹的生平，所谓《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也只是说小说中写到的情节有曹氏家世经历的投影。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为了助证写实自传之说，诸家纷纷蜂起，搜集的史料越来越枝蔓芜杂，考证越来越繁琐细密，结论也由通脱走向拘泥，走向绝对化。 索隐派旧红学，离开对作者身世、经历和时代社会的具体研究，对小说的主旨随意进行主观臆测，表面看来，他们似乎重视小说与社会政治的联系，但是由于不懂得文学作品同社会生活、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所以连篇累牍的研究论著，全然是对《红楼梦》妄加解释，是牵强附会，任意“猜谜”。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本来是对旧红学的一次突破，他们开始重视对作者、时代和版本的研究，并且力求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但是，由于他们仍然没有跳出主观唯心主义的圈子，而且仍然没有真正懂得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虽然考察出了关于作者、时代和版本的一些客观史料，但是没有能够在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越到后来越是走向极端，终不免于堕入谬误的迷津。 新红学考证派最根本的失足之处，是如何看待作品的内容与作者生平经历的关系。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作家的创作都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总是在实际生活中有了某些真情实感，然后才会孕育创作的构思。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也正是他的家世经历触发了他的创作愿望，并且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是有它独特规律的。从生活素材到写成文学作品，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劳动。经过回忆、联想、想象、虚构等一系列形象思维的过程。所以作品的内容和情节，绝不是现实生活的摹写和记录。《红楼梦》的人物情节，肯定有着曹雪芹自己生平经历乃至他所闻见的生活现象的投影，但是《红楼梦》绝不是曹雪芹自传，绝不是曹家史事的实录。其实，曹雪芹自己在《红楼梦》发端的文字中用所谓“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已经把这一点表达得至为清楚。所以，把《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同于作家曹雪芹，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看成曹家人的辈分行次，把《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看成曹雪芹家世经历的翻版，显然是错误的。 新红学派的失足之处又在于其忽略文学作品和史传记录的根本区别。作者在其生活经历基础上进行创作时，为了揭示生活的本质，为了表达他对现实的倾向与评价，也为了使自己的作品符合其美学好尚，必然要对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因此，文学作品的情节绝不是现实生活和历史现象的实录。不容讳言，《红楼梦》中所写的荣宁二府的发家，贾府的权势与豪富，“太祖皇帝仿舜巡”时的接驾和元妃省亲，乃至《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与细节，确实是以他自家的发家史为现实依据的，确实摄下了他自己曾经生活于其中的贵族家庭的投影，融进了他自己和前辈诸人经历的某些情景。但是，所有这些内容写进作品之后，都已不再是现实生活本身，而是被典型化、被升华了的具有深刻思想意蕴的情节。作者的家世经历在创作过程中只是作为他的构思的基础，服从于小说中艺术典型的创造和主题思想的表达。作者在进行创作时“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不过是严格遵循生活的逻辑，对其“事迹原委”“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所以曹雪芹从其家世经历中提炼素材，并不能作为新红学派“自传说”的注脚，因为生活当中的人和事被写进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全新的东西了。象新红学派某些人那样把《红楼梦》的情节当作曹家信史，说曹雪芹是“把《红楼梦》当年表写的”，显然是错误的。至于以曹家史事附会《红楼梦》的情节，又把《红楼梦》的情节混同于曹家史事，甚至宁信《红楼梦》中的描写为信史，而否认客观史料的记载，则不仅是逻辑上的混乱，简直是常识的缺乏! 新红学派的失足之处还在于其抹煞作者明显的创作倾向，贬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作家的创作思维不仅以客观生活为基础，而且受着他的思想感情、政治观念、美学趣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他在作品中并不是纯客观地描写生活，而是寄寓着一定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观念，表现着他对生活的态度与评价。《红楼梦》通过以贾府为代表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通过以宝黛爱情为中心的一系列悲剧，揭示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包括封建皇权、宗法制度、伦理道德、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婚姻制度等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同时又通过对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的歌颂，表达了朦胧的理想。尽管曹雪芹独特的家世经历使他在创作时采取了独特的艺术传达手法——“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以“满纸荒唐言”挥洒出“一把辛酸泪”，把他对时代社会的深刻认识寄寓在以神话帷幕笼罩着的现实人生悲剧里。虽然由于曹雪芹思想的复杂性，《红楼梦》中的个别情节和语句有着一定的宿命论色彩和挽歌式情调，但是我们仍不难看出贯穿在全书悲剧结构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卓越的思想光华。使得《红楼梦》具有超越时空、历久不衰的深层意蕴，乃是它那饱含着深刻的哲理与诗情的历史人生感受，绝不是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和命运悲叹。胡适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俞平伯说，《红楼梦》是“自感身世，自忏情孽”，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这些论述显然是对《红楼梦》的歪曲和贬低。而驾空地赞颂曹雪芹的天才、《红楼梦》的伟大，而将《红楼梦》说成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实则亦与胡适之论同出一辙。 新红学派从批评旧红学派的诸种“猜谜”式的附会兴起，而最后又在将《红楼梦》归结为曹雪芹的写实自传上失足——从王公大臣的家事轶闻转为作者一家一姓的实录。“自传说”的恶性膨胀终于使它走向了末路。 1954年，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发动的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的运动，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红楼梦》研究的新课题；虽然这样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学术领域的问题是不够妥善的。但从此之后，唯物主义文艺理论的引入与普及，使得文艺和学术界对新红学派的谬误有了更为明确和深刻的认识。但是，新红学派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它是那么影响深远，根深蒂固，难于动摇。 从1954年至今，时间过了半个世纪，《红楼梦》研究走过了曲折坎坷的历程，众多学者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不无新的收获和成果。但是从总体看来，《红楼梦》研究仍然没有摆脱新红学派的影响。虽然1954年之后，没有人再象胡适、俞平伯那样明确重提自传说，但是研究的内容、领域和思维论证方法却依然囿于新红学的藩篱之内而很少突破。相当大量的研究文章讨论的问题无非依然是作者生平家世、版本、脂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成书过程等问题；方法上则依然是搜寻史料，助证己说。仅就文革以后在红学领域发生的几场大争论看，什么曹雪芹著作权问题、什么脂批本真伪问题、什么曹雪芹祖籍问题、什么书箱问题、墓石问题……无不是在新红学派所划定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怪圈中徘徊。而且往往是一个人挑起争论，众人群起而攻之。冷眼看去，挑起争论者似有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乱中显身扬名的用心；群起者则大有戮力剿杀，必欲得胜而回朝的果敢刚毅。其实这些争论依然是在搬演着新红学的“传统剧目”，对于推动红学研究的前进并无多大意义。回过头来看看，真正把《红楼梦》作为小说来研究，真正从艺术角度、美学角度进行的文本研究，却收效微薄，似乎至今也没有产生一部开创一代新风、造成重大影响的力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我们不愿意、但不能不承认现在的红学研究是处在低谷之中。究其原因，则是理论的滞后，方法的滞后! 面对新世纪的红学，应该有一个新面貌，应该开创新局面。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认为必须摆脱新红学的羁绊，掌握新理论，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从多方位、多角度对《红楼梦》作研究，特别是多做一些文本的研究、美学的研究。把《红楼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正是时代赋予中青年红学研究者的使命!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