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世纪之交，全国性的红学会议已经连续召开了两届，而且两届均以中青年学人为主体。中青年敏锐的思路和敢于挑战传统的理论勇气，为红学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这一点，已成为包括许多红学前辈在内的红学界有识之士的共识。首届中青年会的主题是呼吁红学研究文本的回归，而此次金华会议则强调文献、文本、文化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这无疑是一个超越。因为这样的议题包容性强、涵盖面广，能使不同观点的红学研究者从中找到颇有价值的对话空间。 回顾二十世纪的红学史，无论是旧红学“索隐派”的犯呆犯傻，还是新红学“考证派”的自结牢笼，乃至于对新旧两派都有所救正的当代“新批评派”的崛起、沉浮，我们的前辈都走过了一条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式的创业之路，开创者探索之初那种备受折磨的犹疑和苦恼，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所想象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辛酸泪”。前贤可敬然而不可畏，因为任何人的认识总要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包括未能超越自我的限制。学者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特别是中青年学人，继往开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后来居上，应该是我们的使命和努力方向。 文献、文本、文化三者之间的融通和创新问题，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二十世纪的红学研究历程，只不过没有象此次金华会议这样作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明确提出。“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在回归文本研究中寻求以上三者的融通和创新”，①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红学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也是经过上个世纪百年红学成果积淀的认真思考、积极探索的产物。尽管也有学友对“三文”融通的研究方法保留了意见，例如有种意见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是否应该融通的问题，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应该如何进行创造性建构的问题”，论者还认为“二十世纪的红学依然处于模仿的阶段”，所以我们“必须选择有效的中介，从《红楼梦》本身归纳、概括、抽象出一套规则，这些规则、范畴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因此，把握《红楼梦》与中国的价值思维传统、文章学传统的关系，是实现红学的创造性建构的第一步”。②作为一种探索，上述意见不妨看作是另一种红学范式。只要对新世纪红学的发展有利，那末我们对各种范式兼收并蓄，总是有益无害的。不过总的来看，由于以往的红学研究有种片面强调回归文本或神秘文献的倾向，甚而至于近年出现了游离红学本体而泛谈红楼文化的“泛文化”倾向，有鉴于此，金华会议提出了“三文”融通的红学研究范式，这对于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红外线”与“红内线”的樊篱，毕竟是及时的救偏与反拨，因而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其实，回归文本也好，注重文献也好，乃至于倡导“三文”之间的融通，如果从治学思路上逆流溯源考察，不过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汉学”、“宋学”之争在红学中的反映而已。“宋学”奢谈义理，清儒为救此“凿空”之弊，乃倡“实徵”，同时也由于时代氛围和清人文化心理的复杂因素，乾嘉学派蔚然成风，影响所及，迄于今日，功过是非，颇难擅断。要之，红学研究中文本与文献或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究根探底，一言以蔽之，也就是红学研究中如何进行“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的问题。 已故的红学前辈徐恭时先生最后一篇红学文章中曾提出了“考芹探红，是大鹏的左右翼，缺一，不能高飞入云霄。鸟身，就是芹红的溶合”的命题，③惜先生今已驾鹤西去，未及将这一命题深入阐释。笔者认为，这个命题及其比喻，恰恰是对红学中“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这两个概念的最好注脚。 我们这里所说的“史料还原”，并非意味着单纯指红学研究中资料的钩沉、爬梳、整理；而“思辨索原”亦非仅指宋学那般的空谈义理或今人运用到红学领域的所谓“回归文本”，我们重视两者之间的联系。无前者，研究缺乏根基，近于游谈无根的空疏红学；无后者，红学难有创新和突破，其末流，甚至沦为腐儒饾饤文字，而两者的真正臻于完善，仍是新世纪红学面临的一道课题。 二 关于“史料还原”问题，旧红学特别是索隐派也曾尝试进行过这种工作。然而正如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指出的：“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尽管索隐派的红学著作出发点并不相同，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也不尽一致，有很多学者如蔡元培、景梅九还抱有深厚的民族情感，所谓“持民族主义甚挚”，一掬红泪，拳拳赤心，着实令国人感动，但在学术思路上它们共同的弊端是企图将清代的某些历史与《红楼梦》中的所谓人事“关合处”一一坐实，以为这样的“史料还原”才算解读了《红楼梦》，其实乃是一种牵强附会，这种散漫无稽的附会，自然是不堪胡适派新红学的一击和摧破的。 记得在金华红学会上，有位师友做了题为《摆脱新红学的羁绊》的发言，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研究“从总体看仍然没有摆脱新红学派的影响。研究的内容、领域和思维论证方法依然囿于新红学的樊篱而很少突破。相当大量的研究文章讨论的问题依然是家世、版本、脂批、成书过程等，方法上则依然是搜寻史料，助证己说”，所以新世纪红学“如果要有一个新面貌，就必须摆脱新红学的羁绊”④，其好意，诚然是可感的，然细味此语，总觉得给人以轻视考证之嫌，不免有些纠枉过正。应该看到，比起旧红学来，新红学所做的“史料还原”工作，其历史功绩要大得多，这是红学研究者有目共睹的事实。其实，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的文献梳理，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这里所说的红学的“史料还原”。而且，新红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文献考证，比如俞平伯先生的红学研究，虽然也运用了考证的方法，但与《红楼梦》这部作品扣得比较紧，是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考证，一开始就包含有与红学批评派合流的倾向。所以，不能笼统地说“摆脱新红学的羁绊”，就可以使“新世纪的红学有一个新面貌”。 这就涉及到对红学研究中“考证”及与此相关的“史料还原”的看法问题。 早在五十年代，关于这个问题就有过不同意见。例如一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 几乎五四以来，像以胡适为首的一些“权威”们所做的那些工作，说起来是研究“文学”，其实却始终不曾接触到“文学”本身。他们“研究”作家，只是斤斤计较于作家的生卒年月；“研究”作品只是考订作品有多少种版本；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某一作品的故事演化，或对作品内容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进行一些无关宏旨的考据。他们的历史考据癖好像很深：比如研究《红楼梦》，就专门钻研曹雪芹的家世，考证这位伟大作家到底是不是壬午年死的，以及他和贾宝玉究竟是一人抑两人；研究《水浒传》，就专门比勘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的异同。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如何简直很少谈到。……既然以考据代替了研究，就很容易形成材料第一的“研究”方式。……我并非说研究这些问题全无用处，但如果把精力全集中在研究这些东西上面，就真有点“珠买椟还”，甚至把捕鱼用的“筌”看做是“鱼”，弄成“得筌忘鱼”了⑤。 材料的考证与文本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该文指出了一些考证文章的通病，是有意义的；但需要说明的是：材料与文本之间，绝不是“珠”与“椟”、“鱼”与“筌”的关系，况且上述论述，也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轻视考据的印象。发展到后来，另一位小说研究专家将考证工作藐视为“不过把以前的旧说从较为冷僻的书上找来放在一块儿”，甚至认为“所谓辨伪存真，并非对于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必要或重要的”⑥，这其实乃是一种对小说考证的偏见和误解。 余冠英先生对待古典小说的研究方法，也有类似的意见： 近代白话小说不同于“经”，《红楼梦》也不是古书，这是明显的事实，《红楼梦》里虽然也有讹脱的字句，虽然也需要据善本来校正，但绝没有像先秦古籍那么严重的错乱，字句异同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关系，绝没有不勘就不能读的情形，这也是明显的事实。即如俞先生关于“宝玉喝汤”这一条的校勘，定“好汤”的“汤”是“烫”的误字，当然是对的，对读者当然也是有用的。但却不能说这样一个字不加校正就会影响到《红楼梦》研究的大局。我相信甚至对于个别情节也没有多大关系。反过来说，过分重视这类问题倒反而妨碍我们从大处着眼，作“由表及里”的研究……不可忽视，在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脑中存在着一种牢不可破的、对研究的错误看法。一提到研究就只想到考证、校勘，而不是想到思想、艺术的分析。甚至对于非考证、校勘之学一概目为“空疏”。不管是一首诗或是一部小说，如果没有作品以外的材料，研究就无法下手。 余先生是治先秦古籍的名家，上述提法对于纠正过分推崇文献特别是考据的末流，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但他认为“近代白话小说不同于‘经’”，也就是不同于他研究范围的那些称得上“经”的《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孟子》之类，因此不值得去做考证、校勘工作，这其实仍是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并且不重视古代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之重要的缘故。其实，古代小说研究同样需要有文献学、版本学的功底，否则，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的“其他的工作都如筑室沙上，不能坐牢”⑦，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考证不是目的，科学的考证以及有用的红学史料能更好地为研究《红楼梦》本身服务。诚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红楼梦》就是清代历史或曹家的谱牒实录；但我们也很难设想，一个对清史或雪芹家世不甚了解的读者会对《红楼梦》理解到什么程度。况且，《红楼梦》这部作品的成书过程异常复杂，如果哪些是出自曹雪芹手笔，哪些是后人妄改，何者为脂批，何者为正文，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异同，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不能分辨清楚，红学就失去了稳定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强调重视作品的思想、艺术性或“回归文本”并没有错，但是回归什么样的“文本”，却应该有个大前提，假如没有红学中“史料还原”作为研究基础，那么“文本”研究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或者换个角度说，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材料的考证与文本的关系绝不简单是“珠”与“椟”、“鱼”与“筌”的关系，在红学研究中就更是如此，例如研究脂钞、程刻两种版本系统，与确定后四十回的真伪就直接有关，这当然涉及到“回归文本”的问题；研究曹雪芹的卒年可以结合对人的记载更准确地逆推其生年，究竟是1715年或1724抑或其它年份?时代提前了，雪芹的生活环境、心理感受不同，自然不能说对《红楼梦》创作没有影响，我们很难说他经过的那些“秦淮旧梦”与《红楼梦》中描绘的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没有联系，这当然也与“回归文本”有关；至于研究曹雪芹是何时从南京到北京，在西郊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又葬在通州抑或它乡?这些他到北京后的行踪，就与创作《红楼梦》更直接相关了，可惜受材料的限制，雪芹在北京的身世至今还是扑朔迷离。研究这些，不能说与“回归文本”没有关系，应该算是红学中较有价值的考证。我们可以指出某些考证对红学研究有没有用，有没有效，但却不能指责红学考证本身。换言之，红学需要考证，但考证并不完全是红学。红学中的“史料还原”应该指的是对红学研究有实际价值的版本校勘、作者考证及相关材料的钩沉、梳理性质的工作（“对红学研究有实际价值”下有着重号），它应该服务于解读《红楼梦》而不是远离文本轴心。 按这个尺度去衡量，那些远离《红楼梦》文本轴心的考证文章，就很难说是有益于红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表面看来，关于家世、版本、脂批、成书过程的红学文章汗牛充栋，但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目前还不是很多，不然就不会在上述那些问题上总是纠缠不清，这当然有受客观材料限制的原因。而一旦经过《红楼梦》考证学者的努力或红学文献的发见，使某个红学问题真正成为定谳，成为不争的事实，也就无所谓争论了。 在红学的“史料还原”方面，前辈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如胡适、俞平伯、一粟、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冯其庸、赵冈、徐恭时、朱一玄……诸位先生，他们的治红业绩将永远辉耀于红学史册，嘉惠来学，其功不可浅测。在这些红学家的著述中，或辑录胪列有关成说，使人明瞭红学某方面的轮廓概貌，脉络流变；或钩沉史料，间杂己见，略加点染，使说有所本，论有所归，正如冯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自序中所讲的：“几十年来，我自己奉行的学术道路，一是重视文献。凡与论题有关的文献，我必定尽力搜求到……二是将文献资料与实物对证”。这段话，正道出“史料来源”工作的艰辛及其研究特点，以资料为主，让资料、史实说话，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这种“史料还原”式的红学研究，字里行间明显有清代朴学、乾嘉考据的遗风余影流荡。 当然，红学“史料还原”中所说的以资料为主，并非意味着只有资料价值。无论一粟的《红楼梦卷》、《红楼梦书录》、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还是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赵冈的《红楼梦新探》，那些红学资料也都是按作者意图排列的，在作者的案语及评点当中，仍不乏思维火花和真知灼见闪烁，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因此，那些资料也就不完全是静止的，是经过研究者的思维“咀嚼”过的资料，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联系排列组合的“史料还原”。任何领域草创之初，钩沉、整理、解读那些原始资料，归还历史原貌，均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脱离这“原”，一切思想阐发和文化关照都无从谈起。红学中的“史料还原”当然亦是如此。 三 与“史料还原”比较而言，“思辨索原”则是我们进行红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材料只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取资的东西，考证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因此，我们在阅读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材料时，便不能忘掉我们的出发点，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考证和材料如果不能服务于研究红学本身，那么这样的文献钩沉、梳理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学“史料还原”，人们之所以反对那些繁琐无补于作品研究的考证，其源盖出于此，诚如海外红学家赵冈所说的：“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的”⑧，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红学考证亦即“史料还原”，而人们之所以提出“回归文本”，恐怕并不是嫌真正的红学考证做得差不多了，而是离这部作品愈来愈远的缘故。正如汉学发展到后来，繁琐日甚，始于考据，止于考据，“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⑨。因此，为了对考证之末流进行反拨，强调红学中的“思辨索原”，也就在情理之中、势所必然了。 我们这里讲的“思辨索原”，也并不是指单纯对曹雪芹或《红楼梦》思想价值的评判，而是为了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真正统一。从红学史上看，无论是脂评还是王希廉、张新之等人的评点乃至蔡元培式的索隐、胡适之的“自传说”，尽管他们的著述中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都以其独特的红学观曾经令人耳目一新；即令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影响的那篇《红楼梦评论》，人们至今不是还感慨于他对人生的追问、对宇宙的探索而时有共鸣么?就是争议较大的五十年代红学批评派的崛起及其对后来的影响，尽管人们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评价，但有一点是公认的，这就是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全新的价值判断以及那种新的治学方法，对于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学研究范式确实具有一举扭转乾坤的普遍意义。“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⑩ 因此，对于那种一般意义上人云亦云的“炒冷饭”红学文章，即使思想观点并无大错，但因其缺乏自己的思想识见、学术追求，也就很难谈得上具有思辨色彩。我们试看五十年代以后，时髦的说法认为《红楼梦》是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杰作，于是，在红学文章的写作上，有了一种统一的调子，“现实主义”变成了极其简单的公式，只要到处去套就行了。其它诸如所谓“人民性”、“典型形象”、“典型环境”“情节”等等舶来品，也是与解读的文本格格不入，就勉强拿来“搜”、“套”一番。这样的文章，不能说有什么大错，但由于拾人唾余，或者患了文化“失语症”，并不能给读者任何新的知识，因为没有深入到作品中去，没有顾及文本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发展到以后，红学文章沦为庸俗社会学的产物，也就是必然的了。 再比如，当“文化”已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的“新”大陆的时候，各学科都在“文化”这块无边的处女地上跑马占地。红学自然更不会例外。由于红学这门学科本身呈现出的边界性⑪，它向文学以外的其它领域延伸，近年来就出现了红学中的文化阐释的思路走向，如《红楼梦》与“酒文化”、“茶文化”、“医药文化”、“园林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五花八门，好比须弥芥子中看到了大干世界，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否认，这对拓展红学研究视野有些好处，但也有的这方面文章或红学专著已经在游离于红学本体而泛谈文化，这就势必将红学消融于无所不包最终又一无所包的泛文化之中，从而取消了红学的独立性，这倒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倾向。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茫茫大干世界中具有独特性的“这一个”芥子，是作为文学的红学；否则，将《红楼梦》作为一种工具，什么文化都可以简单地拿来套一番，是很难有什么思辨色彩的。《红楼梦》因兼中华文化百科全书性质，也容易让人从文化的角度去加以阐释。但《红楼梦》绝不是“知识摆摊”，而是一个“活的”大整体，是中华文化的“主脉”，不是人体的一肢一腑，是生命精气的运行流动，是中华文化的活生生的传播感染的伟大表现与载体。我们研究的红楼文化，应该是这样一种能体现国民灵魂的高层次的文化关照，从而在与世界对话中体现出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哲学思辨精神。所谓“思辨索原”，所谓红学研究从回归文本到超越文本而指向文化，应该达到的是这一崇高境界。 四 世纪之交，各学科的研究者都在希望该领域有新的突破，因此，寻找一些新的研究范式是在情理之中的。从文献、文本、文化在红学中的独立操作到三者之间的融合，其实就是红学不同范式的选择、磨合到再次选择的过程。经过了百年洗礼的红学，从索隐派到考证派，由今文经学旨趣向史学旨趣实现了转化，一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红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化，乃至于八、九十年代红学与文化关系的新认识，再从回归文本到“三文”融通，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每一种新红学研究范式的提出，都体现了人们希望构建红学研究新格局的战略设想。 梁启超在谈到历史上的学术思潮时曾有一段著名的话： 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晚出之派，进取之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⑫ 当代红楼学人希望能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去适应和推动新世纪红学的转型，这一愿望无疑是好的；但任何一种新“典范”都有它的局限性，它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足，我们固然不必求全责备，但作为具有兼容性、开放性和边界性的红学，各种红学范式应该互相阐发和解释，而不是固步自封地用一种范式去规范其它范式，特别是二十一世纪新的研究范式应该吸收二十世纪一百年来红学几个流派的长处，从而使多视角的研究具有互推互补性。诚如章学诚所倡导的：“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而且，不管是哪一种新的红学范式，在具体操作运用时，它应该是对我们的红学“史料还原”特别是“思辨索原”更有用。不然的话，只是挂一下新品牌，改换一下门面，该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其实乃是花拳绣腿，于红学无补，在这方面，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注 释： ①②④ 均见拙文“’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述评”，2000年第一期《红楼梦学刊》。 ③ 参见徐恭时《<红楼梦补>作者归锄子寻名》，1998年第二期《红楼梦学刊》。 ⑤ 参见《文艺报》1954年第23、24期吴小如《我所看到的目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收入《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第二辑，第493－494页。 ⑥ 参见《人民文学》1955年1月号聂绀弩《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收入《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一集，第346－349页。 ⑦ 参见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宝玉喝汤”条。 ⑧ 参见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 ⑨ 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与汪龙庄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⑩ 参见刘梦溪著《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⑪ 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阐释，可参阅陈维昭《论红学的边界性》，载《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⑫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