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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20世纪的红学展望中，回归文本研究是其中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由于“文本”这一概念使用于不同学者、不同场合时的歧义，回归文本研究也就难以在一个取得共识的前提下展开对话与讨论。鉴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追溯一下最早倡导“文本批评”的新批评派的“文本”本义，新批评派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作者及读者没有关系的独立存在，因而“文本批评”又称为“客观批评”。根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致力于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便是“历史－社会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便是“印象式批评”或“文艺社会学”，批评家应努力从作品自身而不是从作品之外寻求意义，离开文本一无所有，批评也就失去意义。虽然，新批评派的这一“文本”概念后来不断被移用与泛化，但仍应作为我们讨论红学回归文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在此，我认为有三个相关问题值得重点思考：一是为何回归?二是回归何处?三是如何回归? 回归文本研究，首先是基于偏离或忽视文本研究的现状而提出来的。从20世纪所走过的百年红学历程来看，世纪初期新红学代替旧红学而兴，有关作家身世的文献研究占据核心地位，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属于“传记式批评”，世纪中叶，重心转向社会历史背景及政治内涵研究，即新批评派所谓的“历史－社会批评”；世纪末期，借助于“文化热”的推动，《红楼梦》文化研究勃然而兴，独领风骚。在这三次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换过程中，重在作品自身的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回顾20世纪百年红学历程之后，有理由发出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 根据新批评派的“文本”界定，回归文本研究即是从作品外部研究回归于作品内部研究。在红学研究中，曾有内学与外学之说，也有红学与曹学之争。所谓外学、曹学大体是指有关作者生平身世、社会历史背景等的研究；所谓内学、红学大体是指对作品自身的研究。而在作品自身的研究中，则又包含着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述模式、语言艺术、创作风格、审美价值、主题意蕴等各个研究方面。对此，以往虽有不少学者涉足，也出现了许多出色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未能形成自成体系的系列成果。因此，回归文本研究，最根本的是将红学研究重心从作品之外转移到作品自身上来，尤其要转移到《红楼梦》艺术创造原理的系统研究上来。 至于如何回归文本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具体方法论问题，实际上它直接取决于21世纪红学研究的前瞻性的目标定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新批评派的“文本批评”的创新性与片面性都至为明显。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依然回归于新批评派所界定的“文本”研究，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必须在回归中寻求融通，寻求超越。具体而言，就是真正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同时向文献、文化研究两极拓展，构建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向的红学研究新格局、新体系、新模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老是站在文本之外固然看不到文本；然而老是身处文本之中，也同样看不清文本。只有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文本。质言之，既要回归文本又要超越文本，在以文本研究为轴心的基础上达到文献、文本、文化“三文”研究的有机统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一次新的学术重建，为21世纪的红学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